《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Are Terrorists Model Citizens? An Account of Political Culture Through Ecologic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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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提供一种新颖且激进的视角，以阐明公民价值观（civic values）在社会中所履行的基本功能，即通过一个具身模型（embodied model）为主体政治文化与习惯的塑造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框架。研究人员考察了公民价值观与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本文旨在提供一种新颖且激进的视角，以阐明公民价值观（civic values）在社会中所履行的基本功能，即通过一个具身模型（embodied model）为主体政治文化与习惯的塑造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框架。研究人员考察了公民价值观与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 RCT）的认知基础，并论证当面临"恐怖分子困境"时，后者呈现为一种不完善的科学框架。研究人员提出通过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 psychology）对政治文化概念进行具身进路阐释，论证其不仅为政治文化与习惯的研究提供了更优的科学框架，而且揭示了公民价值观这一概念本身的深刻局限性。研究人员讨论了该理论对公共政策中预防激进化（radicalisation）的启示，对比了正统模型与所提出模型导向的公共政策结果，并考察了2018年多伦多货车袭击等具体案例。
##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政治文化研究长期受限于西方自由主义框架，难以解释与"有意义政治行为"观念不符的现象。公民价值观作为政治文化的核心支柱，其概念深植于西方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传统，预设了公民的积极参与而非对法律秩序的被动接受。正统研究方法主要基于认知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或理性选择理论，将认知过程理解为信息输入-处理-输出的计算模式。这种范式将公民价值观视为调节个体行为的干预变量，使其作用于行为"处理"环节，从而影响个体对行为相对价值的判断。
然而，正统认知框架面临严重的"智力借贷问题"（loans of intelligence problem）：若公民价值观作为信息处理的干预变量，其起源问题亟待解释——若视其为遗传先验知识，则政治行为差异沦为自然现象，消解了人的能动性；若视其为文化继承，则难以在认知分析所需的自然主义框架内解释政治文化的建构机制。更为根本的是，恐怖主义现象对正统框架构成"恐怖分子困境"：若认真对待理性选择理论，恐怖分子行为呈现内在非理性，使公民价值观概念失去解释非公民政治文化的科学准确性；反之，若将恐怖主义理解为特定政治文化中的理性行为，理性选择理论又成为无法解释的工具，导致恐怖分子竟成"模范公民"的尴尬结论。
## 研究开展与核心结论
为化解上述困境，研究人员提出以生态心理学及其社会扩展——"心塑"（mindshaping）理论作为理解公民价值观获取与政治文化发展的理想科学框架。该框架基于两项核心原则：感知具有直接性（无需信息加工计算）与主动性（需通过探索性行动实现）。其核心概念"可供性感知"（affordance perception）指环境向有机体提供的行为机会，生态解释在生态尺度上运作，将有机体与环境视为系统交织的生态系统（ecosystem）。
研究人员引入"意图教化"（education of intention）概念，即通过知觉学习（perceptual learning）过程，学习者学会在特定目标下哪些、何时、何地的可供性具有相关性。在社会语境中，心塑作为四重关系（模型、目标、机制、匹配方面），通过调节行为倾向来塑造个体的社会感知。据此，公民价值观被重新定义为意图教化的领域，通过mindshaping实践构成政治习惯（political habit），即嵌入特定目标的相关可供性集群，最终形成政治文化。
研究以2018年多伦多货车袭击为案例，对比分析正统模型与具身模型的解释力。理性选择理论将恐怖分子标签为"非理性"，仅暴露其理论解释力的局限；而具身模型则将恐怖主义视为特定政治文化中的"得体行为"（proper behaviour），是新的政治习惯与文化的产物。以Alek Minassian为例，其无法在主流社会环境中感知浪漫、性或社会意义层面的可供性，导致转向incel数字社区这一"行为生态位"，通过无指向的心塑过程，将注意力从亲社会整合转移至厌女、怨恨与暴力等可接受的政治习惯，最终实施袭击——这在其特定政治文化中并非非理性偏离，而是"模范公民"行为的极端表达。
该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公民价值观并非先于政治习惯的抽象信念，而是政治习惯的概念化表达；其意识形态表象掩盖了深层的社会实践调节机制。研究发表于《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为政治科学研究提供了科学严谨且意识形态无偏的替代框架。
研究所用关键技术方法包括：生态心理学的可供性理论（affordance theory），用于分析环境-有机体系统中的行为机会；J. J. Gibson的直接感知理论，替代计算主义的信息加工模型；知觉学习理论中的"意图教化"概念，解释目标导向行为的形成机制；Zawidzki的"心塑"理论，作为社会认知的替代框架，解释行为倾向的社会调节；Rogoff的"引导性参与"（guided participation）概念，说明社会实践中行为的习得过程；案例研究法，以2018年多伦多货车袭击为分析对象，检验理论框架的解释效力。
## 研究结果
**2. 政治文化与公民价值观：正统进路**
政治文化研究中的西方自由主义概念框架高度受限。公民价值观被定义为个体关于公民与政治生活中责任、权利及参与程度的信念与态度，但其概念特异性在于预设了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中公民的积极参与。Almond和Verba将政治文化界定为"对政治系统及其各部分的态度，以及对自我在系统中角色的态度"，这种定义虽承认政治主体与系统的互动，但将对象日益复杂多维化。Wildavsky虽拒绝理性主义与经济主义预设，提出文化塑造偏好、偏好中介政治系统的模型，但其理论仍可从生态心理学的发展中获益。正统计算主义进路的核心困境在于：作为信息处理干预变量的公民价值观，其发生学无法在自然主义框架内得到充分解释。
**3. 具身化公民价值观：可供性与政治文化的认知基础**
传统公民价值观与行为解释依赖认知主义/计算主义与离身性（disembodied）假设，将认知视为信息加工过程。具身认知科学反对这种"知-那"（know-that）或理智主义进路，主张"知-如何"（know-how）的实践观点，将认知视为主动的"实施"（enactment）而非被动表征。生态心理学作为具身认知科学的分支，强调感知的直接性与主动性，其核心概念"可供性"作为感知对象，是环境向有机体提供的行为机会。Warren关于可攀爬性的经典研究证实，可供性感知与个体身体尺度相关。Baggs论证可供性的社会性——其公共性使联合行动、协调与合作成为可能。以邮箱为例，其"供邮寄"的可供性预设了邮政系统的社会存在。Segundo-Ortin发展的"意图教化"概念，将意向性理解为行为组织的模式或"被促进行动的场域"，在社会语境中通过知觉学习实现。Brancazio将性别理解为缺乏生理基础的、由社会文化规范历史组织的类别，这类范畴实质是调节行为倾向的形式。据此，公民价值观定义了意图教化的领域，但不同于性别或种族，其调节对象是整个政治共同体，从而构成政治文化。J. J. Gibson区分"权宜行为"（expedient behaviour）与"得体行为"——后者符合习俗与道德，依赖情境提供的正确性条件，公民行为即为政治共同体中符合"好公民"规则的得体行为子集。
**4. 政治文化与可供性的社会中介：心塑如何具身化公民价值观**
在此框架下，公民价值观可从"民间心理学"（folk psychology）中解放，不再被还原为信念或态度的集合，而被阅读为通过意图教化中介社会感知与关系的相关可供性集群。心塑理论作为社会认知的具身替代方案，其核心论题是社会认知植根于行为倾向的调节实践，而非心智解读（mindreading）。心塑的四重关系使目标行为依赖于特定情境中的"得体性"，即社会语境中的意图教化过程。在人类互动中，个体通过"引导性参与"等过程相互教化意图，调节不仅行为本身，还包括被认可的目标与实现目标的得体行为。政治共同体作为最全面的行为情境，其调节实践高度非特化且受整体政治传统制约，形成的政治习惯可通过所有成员在历时与共时维度上的重复而实现。公民价值观由此体现为政治习惯行使的意识形态表达——作为实践概念，其根植于社会实践，而非决定行为价值的抽象信念集合。当政治习惯中的隐含承诺被明确化时，公民价值观呈现为在目标下推理性选择行为的输出概念，但这种输入-推理-输出不可与认知主义模型混淆，因其推理与输出均为实践性的。公民价值观作为社会中介调节社会互动、构成习惯，反映的政治历史使其呈现为意识形态根基，但其下是调节实践——采纳与嵌入可供性的过程先于价值观的概念表达。
**5. 恐怖主义作为案例研究：理性选择理论与具身认知公民价值观模型的比较**
正统或理性选择视角下，Terrorism构成解释困境。Bryan Caplan将恐怖分子标签为"非理性"，认为非理性政治与宗教信念的流行是理性选择模型与现实的最大分歧。然而，若恐怖主义无法脱离政治文化，则公民价值观作为态度、信念或干预变量必然发挥作用；若存在绕过社区得体性过滤的矛盾的价值观，则恐怖分子的非理性使其行为无法理解为政治文化的结果；若存在Wildavsky式的社会过滤产生两种矛盾偏好，则"非理性相对于什么"成为紧迫问题——偏好一方虽导致效用最大化和风险，仍在特定政治文化中有意义。正统进路无法将恐怖主义整合为有意义的行为，理性选择理论的"非理性"标签实为解释力的破产证明，是将一切不符合"完全理性"的现象归为异类的意识形态操作。
具身模型则提供替代解释：恐怖主义是激进化的最后步骤，其叙事作为抽象心塑模型运作——并非首要获取新信念集合，而是通过行为调节形成信念。行为倾向的调节不仅设定行为标准，还回应个体或群体的特定需求，即无法在其共同体中个体性或社会性行动的无力感，其社会政治环境越来越无法提供有意义的行为可供性。
**5.1 应用具身模型：2018年多伦多货车袭击**
2018年多伦多"非自愿独身者"（incel）袭击案例极具说明性。incel社区以无法与女性建立有意义关系为定义特征，这种"社会"可供性的缺失构成激进化的第一步。该群体与政治环境的关系推动其创造"另一种行动方式"——由寻求有意义社会参与的亚群体定义和构建的新规则集合，导向身份性、歧视性甚至暴力的政治习惯。2018年袭击者Alek Minassian被报道患有"类似于精神病的极端自闭症形式"，这使其无法建立与女性的有意义关系。正统视角下，这完全超出西方政治习惯与公民价值观的范畴，故诉诸精神病学诊断；但将精神病学诊断变为事件解释的"精神病学化"应受警惕，尤其当涉及激进化过程的政治社会维度时。并非所有自闭症患者都转向incel意识形态或暴力亚文化，故可假设感知浪漫、性或社会意义可供性的能力缺失与Minassian的自我感知意义相关。主流行为情境无法提供意义时，另一种行为情境或许可以。incel数字社区作为激烈、孤立的环境，作为回声室使挫败感和关系缺失迅速转化为暴力话语，通过无意图的自组织动态，将挫败感重构为理解目标（如浪漫或性维度）的新形式，成为无指向的心塑过程。作为社区，其共享价值观界定权宜与得体行为的界限，成员可成为"更好"或"更糟"的incel——如同更好或更糟的公民。在incel论坛的政治文化中，袭击并非非理性偏离，而是新暴力建构的公民价值观的行使，袭击者在其特定政治文化边界内正是"模范公民"。其Facebook帖子提及"Supreme Gentleman Elliot Rodger"（2014年Isla Vista袭击者），后者作为社区的"行为模型"，是明确的心塑案例。恐怖主义作为政治习惯的具身化，主要在于将恐怖主义调节为政治习惯的共识：在特定人口群体中成为实现目标的可取、被促进行为，可通过人力、技术、社会等手段实现。这不是最优、最高效、最有效或最理性的行为，而是在特定政治语境中实现可接受目标的可取政治习惯。
**6. 结论**
传统公民价值观方法通过理性选择理论进行分析，依赖认知主义和计算主义基础，最终导致离身的理智主义公民价值观解释。研究人员提出的生态学和具身科学基础，将可供性作为感知的主要对象。通过与同种个体的互动，我们教化意图以创造亲社会行为，其中部分与个体单独相关，部分影响共同体部分。公民价值观即为在维持共同体整体亲社会行为目标下，注意力被导向的相关可供性集合。当明确概念化时，其呈现为调节性和评价性概念，作为行为模型反映特定政治文化，推理性地允许决策与行为评估，但这一角色本质上是实践性的。若不将某些行动嵌入使其适当且政治可取的行为情境，则无法理解政治习惯与公民价值观的起源、结构或效力。认知主义偏见解释了为何这一角色呈现为公民价值观和政治文化的直接智力形式，其中虽隐藏真理，但应被辩证地展示，使意识形态表象背后的社会实践调节明确化。
正统公民价值观解释是西方自由主义代议制民主理解其政治习惯的方式，预设了公民在代议制政治结构中的积极参与。所提出的框架无需参考公民的积极角色即可理解"得体公民行为"，其解释力恰恰来自为偏离自由民主政治的多元政治文化发展提供解释的能力，具有科学严谨性和意识形态无偏性。该进路帮助从具身角度更好理解公民价值与行为，凸显其社会基础，最终阐明政治习惯和文化形成的认知基础。尽管公民价值观概念对理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组织及其政治文化或有助益，但所提出的困境和所考察的案例表明，作为政治科学的一般解释概念，其科学性有限，而政治习惯的概念更具解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