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产期心理一致感:一项纵向增长混合模型分析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Sense of Coherence in the Perinatal Period: A Longitudinal Growth Mixture Modeling Analysis

【字体: 时间:2026年06月09日 来源: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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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先前研究已确定,较高心理一致感(Sense of Coherence, SoC)预测较低妊娠特异性痛苦、较少分娩并发症和提高分娩满意度。然而,关于SoC在孕期、分娩和产后期间通常如何变化,以及围产期影响SoC轨迹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所知甚少。本研究中,

  
目的:先前研究已确定,较高心理一致感(Sense of Coherence, SoC)预测较低妊娠特异性痛苦、较少分娩并发症和提高分娩满意度。然而,关于SoC在孕期、分娩和产后期间通常如何变化,以及围产期影响SoC轨迹的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所知甚少。本研究中,研究人员旨在描述和预测围产期SoC的常见轨迹。
方法:来自Mercy孕期与情绪健康研究(Mercy Pregnancy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Study)的680名女性在孕期和产后四个时间点完成了SoC测量。预测因素包括童年创伤史、分娩和产后的期望与结局,以及产后社会支持。抑郁通过结构化临床访谈在孕早期评估。采用增长混合模型(Growth Mixture Modeling, GMM)将参与者分类为SoC轨迹,并通过多项逻辑回归模型预测类别归属。
结果:识别出四条轨迹:(1)高(High,67%)、(2)低(Low,21%)、(3)上升(Rising,8%)和(4)下降(Falling,3%)。类别最强的预测因素是与低和上升轨迹相关的抑郁诊断,以及与低和下降轨迹相关的童年创伤史。
结论:因此,童年创伤预测产后12个月时较差的SoC,表明孕期和分娩对女性的韧性资源产生负面影响,而孕早期抑郁更预测SoC较差的起点。围产期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支持可确保个体拥有足够的应对资源。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
心理一致感(Sense of Coherence, SoC)是Antonovsky提出的健康本源学(salutogenesis)核心构念,描述个体对生活的整体取向,包括可理解性(comprehensibility)、可管理性(manageability)和意义性(meaningfulness)三个维度。高SoC者认为世界值得投入、生活可预测且可控,并能利用资源应对压力。先前研究已证实,较高SoC预测较低妊娠特异性痛苦、更少分娩并发症、更高分娩满意度、更长母乳喂养时间以及更多阴道分娩率。然而,大部分研究仅在单一时间点测量SoC,少数比较两个时间点,仅四项研究涉及三个时间点,且结果不一致。围产期作为重大的发展过渡期,被认为是可能引发“结构性情境根本变化”的时期,但尚无研究使用复杂统计模型分析SoC在孕期和产后的纵向轨迹,也未探讨个体是否遵循共同轨迹。因此,开展此项研究以描述并预测围产期SoC的常见轨迹,为优化家庭结局提供依据。该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关键技术与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增长混合模型(Growth Mixture Modeling, GMM)分析来自Mercy孕期与情绪健康研究(Mercy Pregnancy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Study, MPEWS)的680名女性样本。该队列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珀斯及西澳乡村地区招募,数据于2012–2020年收集。纳入标准为孕期<20周,排除缺乏英语能力、需急性住院的精神疾病、物质滥用障碍及儿童保护涉入者。最终样本需至少有一个孕期和一个产后SoC数据点。SoC使用13项版本的心理一致感量表(Sense of Coherence Scale)在孕早期(12–20周)、孕中期(~28周)、产后6个月和12个月评估。抑郁诊断采用DSM-IV或DSM-5轴I障碍结构化临床访谈(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 or DSM 5 Axis I Disorders, SCID)在孕早期进行,定义为当前或孕前2年内有抑郁诊断。预测因素包括:童年创伤(采用28项童年创伤问卷简版,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孕中期关于分娩和产后行为的预期是否实现(如镇痛方式、分娩模式、母乳喂养至12个月、婴儿睡眠位置)、产后6个月社会支持(多维感知社会支持量表,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以及社会支持有效性问卷改版)。统计分析包括先进行混合方差分析(mixed ANOVA)考察组水平SoC变化,再采用GMM提取潜在轨迹类别,最后通过多项逻辑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预测类别归属。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参与者平均年龄32.14岁(标准差4.60),多数为初产妇(69%)、处于稳定关系(98%)、完成大学学位(65.3%)、未抑郁(81.5%)。足月产占92.6%,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入院占7.9%。样本中多数女性的分娩和产后意图得到实现,但部分类别存在明显未实现情况(如29%意图母乳喂养至12个月者未能实现,47%不意图者反而实现)。SoC个体内平均标准差为5.77分。各时间点SoC间Pearson相关显著(r=0.69–0.80)。儿童创伤(CTQ>36)者占30.5%。

**3.2 组水平SoC分析**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Wave主效应显著(F(2.89, 1316.50)=3.34, p=0.02, ηp2=0.007)。事后比较发现SoC均值从孕早期到孕中期显著上升(Δx?=?1.62, pBonferroni=0.03),从孕中期到产后6个月显著下降(Δx?=1.94, pBonferroni=0.03),即孕中期出现相对峰值。抑郁组与非抑郁组间SoC均值差异显著(Δx?=10.67, p<0.001),产次主效应不显著(p=0.05),无交互效应。

**3.3 增长混合模型:提取轨迹类别**
通过系统比较包含0–6个潜在类别的模型(包括有无二次项),最终选择4类含二次项模型(最小BIC、第二高熵值0.77、显著Lo-Mendell-Rubin检验p=0.002)。四类按规模递减为:高稳(High,67.20%,n=457)、低稳(Low,21.47%,n=146)、上升(Rising,7.94%,n=54)和下降(Falling,3.34%,n=23)。高、低稳类截距显著,斜率和二次项不显著,表明在整个围产期相对平坦;上升和下降类斜率和二次项均显著,表明SoC在孕早期至产后6个月期间变化最大,6–12个月恢复平坦。

**3.4 预测轨迹类别**

**3.4.1 单变量分析**
卡方检验显示,SoC轨迹与抑郁(χ2=220.44, p<0.001)、产次(χ2=9.50, p=0.02)、关系状态(χ2=18.27, p<0.001)、大学完成(χ2=11.85, p=0.008)和就业(χ2=11.93, p=0.008)显著相关。抑郁者更多属于低类(67.5% vs 11%)或上升类(14.3% vs 6.5%);多产者更倾向低类(28% vs 18.6%),较少属于上升类(5.2% vs 9.2%);不稳定关系者更多在低类(23.1% vs 2.8%)和下降类(30.8% vs 20.9%);大学完成者更多在高类(71.4% vs 58.3%);有工作者更多在高类(69.2% vs 51.2%)。单因素方差分析显示,所有形式的社会支持(伴侣、家庭、朋友、任务、情绪支持)对SoC轨迹均有中等效应(F值11.11–18.66, p<0.001),高类比低类获得更多支持;任务支持高类比下降类或低类更高;情绪支持高类比下降类和低类更高,上升类比下降类和低类更高。儿童创伤与低类(Δx?=8.27, p<0.001)和下降类(Δx?=11.06, p=0.001)显著相关(相对于高类)。

**3.4.2 多项逻辑回归**

**3.4.2.1 模型选择**
由于下降类中无参与者未实现床共享意图,故模型3和4使用复杂的四位置睡眠意图-结局变量。最终优选模型为模型3(包含基础因素:抑郁和产次,人口学因素:母亲年龄和CTQ,以及意图-结局变量),因其BIC最低,且加入社会支持变量(模型4)未显著改善。模型3的Nagelkerke R2伪=0.35。

**3.4.2.2 获胜模型**
参数估计显示,CTQ(χ2(3)=24.48, p<0.001)和抑郁(χ2(3)=95.35, p<0.001)显著贡献模型。抑郁增加属于上升类(B=2.16, p<0.001)或低类(B=3.30, p<0.001)的可能性(相对于高类);童年创伤增加属于下降类(B=0.05, p=0.008)或低类(B=0.05, p<0.001)的可能性。尽管意图-结局变量提高模型整体准确度,但无任何变量显著预测SoC轨迹(p值0.053–0.84)。

**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大多数(67%)女性在围产期SoC保持稳定,但约1/10的人发生剧烈变化,且变化主要发生在孕早期至产后6个月期间。童年创伤史显著预测产后12个月较差的SoC(低或下降轨迹),表明围产期经历对创伤史女性的一般抵抗资源(Generalized Resistance Resources)造成负面影响;而孕早期抑郁更多预测SoC的起点(低或上升轨迹),而非其变化方向。这与Antonovsky的原始理论一致,即童年创伤可能通过降低可预期性和资源可用性而削弱SoC;抑郁则通过降低意义性(缺乏投入兴趣)影响SoC。尽管假设预期未实现会导致SoC下降,但研究并未发现意向实现变量与轨迹之间的显著关联,可能与大多数女性的意图得到实现有关,或SoC本身对短期负面事件具有缓冲作用。局限性包括下降类样本量小(<5%),可能限制普适性,以及预测变量与SoC评估时间重叠。研究结论:多数但非全部个体在围产期SoC稳定,突出了考虑导致波动的因素的重要性;通过识别童年创伤和抑郁是影响SoC轨迹的主要因素,本研究重申了围产期心理健康支持的重要性,以确保个体拥有足够的应对资源来度过这一转型风暴。因此,建议在产前保健中纳入抑郁筛查和创伤史评估,并嵌入健康本源学原则(如提高可预测性、知情同意、选择与意义)以支持所有女性的S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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