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来的希望还是焦虑？气候变化意识与希望对护生生态焦虑的关联

《International Nursing Review》：Hope or Anxiety for the Future? Associ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Awareness and Hope With Eco-Anxiety Among Nursing Students

　　

目的：研究气候变化意识与希望对护生生态焦虑的影响。背景：气候变化是日益加剧的全球健康危机，影响身心健康，包括生态焦虑。理解意识和希望如何塑造护生的情绪反应对于设计有效的教育和支持策略至关重要。方法：这项横断面研究于2025年3月至6月对土耳其312名护生开展。研究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皮尔逊相关和分层多元回归分析。结果：霍格生态焦虑量表（HEAS）、全球气候变化意识量表（GCCAS）和气候变化希望量表（CCHS）的平均分分别为18.13±8.98、70.68±12.87和33.86±7.23。回归分析显示，环境敏感性（β=0.17）、环境组织成员身份（β=0.18）、对健康影响的意识（β=0.13）、感知的健康影响（β=0.09）、日常预防行为（β=0.19）以及更高的气候变化意识（β=0.37）是生态焦虑的显著正向预测因子，而接受气候变化教育（β=-0.17）和更高的希望（β=-0.25）是显著负向预测因子。结论：更高的意识与更高的生态焦虑相关，而更高的希望与更低的生态焦虑相关，这表明生态焦虑可能具有双重角色：既是情绪负担，也是亲环境参与的动机。对护理的启示：互动式、以解决方案为导向和增强希望的策略应纳入护理课程，以支持学生对气候变化的情绪适应。对护理政策的启示：国家护理教育政策应纳入气候变化能力和社会心理支持框架，以建设具有韧性和气候意识的护理队伍。

**1. 研究背景与问题**
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多维度的全球危机，对卫生系统、社会公平和心理福祉产生深远影响（Romanello et al. 2023）。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气候变化视为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指出极端事件（如热浪、洪水和野火）频率和严重程度的增加通过直接和间接途径影响身心健康（WHO 2023）。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综合报告强调，当前的变暖水平已经加剧了气候敏感的健康风险，并加深了现有不平等，尤其是在青年、老年人和流离失所人群中（IPCC 2023）。
医疗保健专业人员——以及作为未来劳动力的护生——在减轻气候变化健康后果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Nicholas et al. 2021）。因此，加强护生与气候相关的能力至关重要（国际护士会ICN 2024）。行星健康能力日益被视为核心学习成果，涵盖气候适应性临床护理、有效的风险沟通和倡导（Jacobsen et al. 2024）。相应地，将气候素养纳入护理课程并增强学生的意识和准备已成为重要的教育优先事项（Aronsson et al. 2024; Incesu and Yas 2024; Nicholas et al. 2021）。除了技术和倡导技能之外，解决气候变化影响情绪功能和心理健康的心理维度同样至关重要（Clayton et al. 2017; Pihkala 2020）。
气候变化意识——包括对环境威胁的认知以及对其心理和生理效应的理解——是气候响应型护理专业能力的关键组成部分（ICN 2024; Nicholas et al. 2021）。这种意识可以培养敏感性，促进问题识别，并支持有效应对（Deniz et al. 2021; Romanello et al. 2023）。然而，意识并非纯粹认知层面的，它也可能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包括焦虑样的反应，从而为理解生态焦虑提供了心理视角（Clayton 2020; Kurth and Pihkala 2022）。
生态焦虑已成为描述对环境与气候威胁的情绪-认知反应的重要概念，包括对感知到的生态退化所产生的担忧、悲伤、内疚和无助感（Kurth and Pihkala 2022; Pihkala 2020）。从环境压力视角来看，增强的意识会放大感知威胁和情绪唤醒，触发由个体认知-动机资源和应对机制塑造的生态焦虑（Clayton et al. 2017; Ojala 2016; Pihkala 2020）。在年轻人中，生态焦虑通常与对未来希望的降低、心理灵活性的减弱以及幸福感受损相关。然而研究表明，生态焦虑并非固有地适应不良；适度的担忧可以激发建设性应对和亲环境行为，这凸显了在不将其病理化的情况下处理生态焦虑的重要性（Jarrett et al. 2024; Lau et al. 2024）。
在这一动态中，希望作为核心心理资源，能够将担忧转化为建设性参与。斯奈德（Snyder）的希望理论将希望定义为由动因（agency）和路径（pathways）成分组成的目标导向的认知-动机建构（Snyder 2002）。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建设性或批判性希望——定义为现实的、以解决方案为导向和以意义为中心的——可能有助于调节负面情绪，并将生态焦虑导向适应性应对和问题解决（Ojala 2012; 2023; Rizeq and Ojala 2025）。
对于可能同时面临专业和个人气候相关风险的护生而言，理解气候变化意识和希望如何与生态焦虑相关联，对于维护心理健康和维持护理质量至关重要。尽管先前研究探讨了气候变化意识与生态焦虑之间的联系（Baykara Mat and Yilmaz 2024; ?laslan and ?ahin Orak 2024），但关于气候变化希望对生态焦虑贡献的实证证据仍然有限，尤其是在日益强调行星健康能力的护理教育背景下（Jacobsen et al. 2024; ICN 2024; Tümer et al. 2024）。弥补这一空白对于为以心理社会支持和韧性为重点的干预措施提供信息，以及加强护理课程中的气候韧性能力至关重要。因此，本研究通过考察气候变化意识、气候变化希望与生态焦虑之间的关联，并检验希望是否在意识和相关人口学及气候相关协变量之外独立预测生态焦虑，从而扩展了先前的工作。

**2. 关键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为横断面设计，于2025年3月至6月在土耳其一所国立大学的护理系开展。研究人员采用方便抽样法，最终纳入符合标准的312名护生。数据通过四份工具收集：个人信息表、霍格生态焦虑量表（HEAS）（Hogg et al. 2021）、全球气候变化意识量表（GCCAS）（Deniz et al. 2021）和气候变化希望量表（CCHS）（Li and Monroe 2018; Gezer and ?lhan 2020）。研究运用描述性统计、皮尔逊相关分析以及三步分层多元回归分析，在控制人口学变量和气候相关协变量的基础上，检验意识、希望对生态焦虑的预测作用。样本量通过G*Power软件（Faul et al. 2009）先验估计（α=0.05，中等效应量f²=0.15，统计检验力=0.80，13个预测因子），最小样本量为131人，最终样本为312人。

**3. 研究结果**
**3.1 护生特征**
样本包括312名护生，平均年龄21.58岁（SD=2.07；范围18-40），83.9%为女性，73.4%自评经济状况中等。44.2%自认为具有环境敏感性，42.3%报告为环境组织成员，37.2%接受过气候变化教育。46.5%报告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健康影响，36.2%表示身心健康受到直接影响，28.5%经常关注气候变化相关新闻，26.3%采取日常预防措施应对气候变化。
**3.2 HEAS、GCCAS和CCHS平均分**
护生在HEAS上的平均总分为18.13±8.98，GCCAS平均分为70.68±12.87，CCHS平均分为33.86±7.23（量表理论范围分别为0-39、21-105和11-55）。
**3.3 HEAS、GCCAS和CCHS之间的相关性**
HEAS与GCCAS呈显著强正相关（r=0.60，95% CI [0.52, 0.67]，p<0.001），而HEAS与CCHS呈中度显著负相关（r=?0.47，95% CI [?0.56, ?0.37]，p<0.001）。
**3.4 护生生态焦虑的预测因素**
分层回归显示：第一步（人口学和气候相关变量）解释了49.3%的生态焦虑变异（R²=0.49，p<0.001）；加入GCCAS总分后，变异解释率增加至60.4%（ΔR²=0.11，p<0.001）；第三步加入CCHS总分后，最终模型解释了64.8%的变异（R²=0.65，p<0.001）。在最终模型中，年龄、性别和收入水平不是显著预测因子。环境敏感性（β=0.17，p<0.001）、环境组织成员身份（β=0.18，p<0.001）、对气候变化健康影响的意识（β=0.13，p=0.001）、气候变化对健康的个人影响（β=0.09，p=0.02）、采取日常预防措施（β=0.19，p<0.001）以及GCCAS总分（β=0.37，p<0.001）是生态焦虑的显著正向预测因子；相反，接受气候变化教育（β=?0.17，p<0.001）和CCHS总分（β=?0.25，p<0.001）是显著负向预测因子。

**4. 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护生生态焦虑水平处于低至中等范围，与文献中可比较样本一致。亚量表分析显示，情感症状和对个人影响的焦虑相对较高，而反刍和行为症状较低，表明威胁在个人层面被感知，但焦虑尚未演变为持续认知占据或显著行为症状，反映了一种功能性/可管理的情绪状态。气候变化意识总体上处于中高水平，且与生态焦虑呈正相关，这与环境压力理论一致，即对风险知识的增加会提高感知脆弱性，从而放大情绪和认知压力反应。气候变化希望处于中等水平，与生态焦虑呈负相关，并在分层模型中独立负向预测焦虑，表明希望能够调节负面情绪并促进意义导向应对。环境敏感性、环境组织成员身份、对健康影响的意识、个人健康影响以及日常预防行为是生态焦虑的正向预测因子，这可能反映了个体对威胁的敏感性转化为更强烈的保护承诺，但同时也增强了焦虑。值得注意的是，接受气候变化教育与更低的生态焦虑相关，但与?olak et al.（2025）的发现（课程后生态焦虑增加）形成对比，这提示教育内容的情感基调会显著影响心理结果，强调应优先培养应对技能、批判性思维和自我效能，而非单纯传递信息。
研究结论：本研究显示，气候变化意识与生态焦虑呈正相关，而气候变化希望则作为独立的保护因素，在控制意识和其他协变量后仍预测更低的生态焦虑水平。此外，环境敏感性、环境组织成员身份、对气候变化健康影响的意识、感知到的个人健康影响以及日常预防行为是生态焦虑的显著正向预测因子，而接受气候变化教育与更低水平相关。总体而言，这些发现凸显了生态焦虑的双重性质：它可能在意识增强后作为一种情绪负担出现，但当伴随希望时，可以转化为适应性应对和持续的亲环境行动。
**对护理的启示：** 研究结果强调通过互动式、以解决方案为导向和增强希望的方法将气候变化和行星健康能力融入护理课程的重要性。这些策略有助于将中度生态焦虑引导为建设性参与，同时支持学生的心理社会福祉。课程举措应超越信息传递，纳入应对策略、批判性评估能力和集体行动机会，从而增强情绪韧性和气候响应型护理的专业能力。此外，在课程中嵌入系统评估机制可确保持续的循证教育实践。一个同时处理气候变化认知和情感维度的整合模型可能培养出具有韧性、知识丰富和积极主动的卫生队伍，从而推动气候响应型卫生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