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可持续建成环境中多利益相关方方法的综述

《BUILDING AND ENVIRONMENT》：A Review of Research on Multi-stakeholder Approaches to Sustainable Built Environments

　　

为有效应对建成环境在全球能源转型、气候变化及社区韧性等领域的角色，多元利益相关方需在复杂的时空背景下开展协作，参与主体涵盖建筑使用者、规划师与工程师、政策制定者，以及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专家。鉴于挑战的复杂性与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单一维度（如技术中心主义）的路径难以产出最优解。这一判断的合理性进一步得到如下观察的支撑：尽管气候变化与能源转型具有全球属性，但地方行动者的决策权限存在局限性。在此背景下，本研究遵循PRISMA框架，对近期面向可持续导向的建成环境干预的多利益相关方方法相关科学文献开展系统性综述。经多阶段识别与筛选流程后，最终纳入84篇同行评审出版物用于深度分析。综述结果涵盖利益相关方角色与参与的核心特征，以及协作方法与工具。一项核心发现指向一类群体的代表性不足：即不直接承担项目技术执行责任（包括使用者、财务顾问、公共利益团体）的利益相关方，其在协作中更多被定位为咨询方，决策权仍主要集中于专业行动者手中。此外，综述显示决策逻辑的形式化程度较弱。同时，研究提炼了该领域过往实践的教训，并探讨了面向未来的、用于设计与运营可持续建成环境的多利益相关方策略的潜在影响。

论文主体部分内容总结如下：

1. 1.
   Introduction and background（引言与背景）
   建成环境干预本质上具有复杂性，这一特征不受项目规模与范围限制。从新建建筑、既有建筑改造到长期城市尺度开发，此类干预的成功实施需统筹技术能力与约束、经济条件、社会考量与环境基准等多元异质维度。在上述复杂场景中趋近最优解，需要不同背景、专业知识、利益与行动能力的互补型利益相关方开展协作。这种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构成了多利益相关方协作的核心特征。既往针对能效与绿色转型的研究表明，鉴于可持续导向的建成环境干预的复杂性，亟需超越纯技术路径的多利益相关方实践，在以深度协作为导向的前提下主动纳入广泛领域的专家与使用者。学界与业界已普遍认可多利益相关方路径对应对建成环境干预复杂性的必要性。本综述工作的缘起可追溯至国际能源署（IEA）能源在建筑（EBC）附件95与用户技术合作计划（Users TCP）“面向气候变化的以人为本建筑”框架下的专家研讨。与会国际专家共识认为：尽管学界已认可协作对创建与维护可持续建成环境的重要性，但在两方面仍存在显著认知缺口——一是过往多利益相关方协作实践的覆盖范围与有效性，二是支撑此类实践的具体工具与方法。这一共识推动了专项活动的设立（“多主体多尺度可持续性协作复杂性图谱”），并产出了该领域的首份观点性论文。此后专家组进一步判断，面向可持续建成环境设计与运营的系统性多利益相关方路径的未来探索，可充分受益于对过往相关协作实践案例的结构化综述。这一需求也得到了既往相关综述范围的印证：例如一项综述聚焦于建筑施工过程中循环经济语境下的利益相关方协作，梳理了模式、框架与数字技术应用的趋势；另一项综述则聚焦建筑用能的人文维度，识别了建筑全生命周期中的关键利益相关方需求。尽管上述工作具有重要价值，但学界仍缺乏针对利益相关方协作主要模式与媒介、集体决策机制的更广泛探索，同时也需要将综述范围拓展至建筑建造相关行动者之外的维度，覆盖更多元的利益相关方动机、价值体系与目标。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对过往多利益相关方实践报告的综述范围梳理，以及对不同路径经验教训的整合，可为未来推动向更可持续建成环境转型的有效协作相关研究指明方向。论文后续章节安排为：第2节阐述文献筛选流程、标准与整体研究方法；第3节呈现综述结果，包括纳入研究的特征提取（如利益相关方维度、协作模式与结构、所用工具与数据）；第4节总结核心发现并讨论其对实践与未来研究方向的启示。
2. 2.
   Methodology（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系统性文献综述法，探究多利益相关方路径在可持续导向的建成环境干预中的作用相关出版物。检索分为两部分：基于Web of Science与Scopus数据库的自动化检索，以及基于作者领域认知的补充检索。自动化检索将检索词划分为四类以匹配研究问题，其中“利益相关方（stakeholder）”作为固定检索要素，其余三类分别为多利益相关方维度（如“multi-stakeholder”“multi-disciplinary”）、建成环境（如“building”“built environment”）、研究目标（如“sustainability”“energy efficiency”“indoor environmental quality”）与涉及学科（如“occupant”“municipality”“policy-maker”）。检索限定为2010—2025年的英文同行评审期刊论文，检索字段在Scopus中为标题、摘要与关键词（TITLE-ABS-KEY），在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WOS）中为主题（TS）。文献筛选流程以PRISMA流程图呈现：初始检索在WOS与Scopus分别获得598篇与642篇文献；通过Rayyan软件去除386篇重复文献后，剩余854篇文献的标题与摘要通过基于AI处理器ELAS u4 learner（版本2.1.1）的Python软件ASReview开展筛选，过程中结合人工标注“相关”与“不相关”以训练模型优化优先级排序，同时辅以人工核查确保工具可靠性；经此环节排除不相关文献后，通过Zotero获取182篇文献的全文，其中24篇因无法访问（如提前出版）被剔除，剩余158篇进入第二轮筛选；借助网络版系统性综述管理工具Covidence开展摘要复筛，排除主题集中度或出版格式不符合综述目标的文献，剩余75篇进入深度分析；结合作者领域知识的手工检索补充9篇文献，最终纳入84篇文献开展深度综述。针对纳入文献的关键信息提取采用作者构建并通过Covidence实施的评估矩阵，矩阵结构包含五大类别：一般信息（论文标题、出版类型、关键词、发表年份、作者、研究所在国家）、内容信息（研究尺度、研究类型、研究主题、研究周期/时长、研究问题）、利益相关方维度（参与主体及其专业背景、角色/参与动机）、路径（协作动机、主要协作与沟通模式/结构/媒介、用于应对复杂性的方法/工具/数据集）、成果（成果类型/格式、核心发现/经验教训、主要受众/受益方、识别出的局限性、建议的未来工作/研究方向、研究评价）。各分类的方案与编码通过预读代表性子集文献归纳形成，每类均配有可操作定义以保障一致性，存疑案例由至少两名评审员讨论确定最终赋值，数据收集全程定期检验评审员间一致性，分歧通过结构化讨论达成共识。
3. 3.
   Review findings（综述发现）
   3.1 General overview（总体概览）
   纳入的84篇同行评审期刊论文首先按地理分布、分析尺度、建筑类型与研究周期开展特征分析。地理分布上，欧洲占比最高，37篇来自单一欧洲国家，另有4篇覆盖多个欧洲国家；亚洲为第二集中区域，共16篇；北美、大洋洲与非洲分别有9篇、5篇与4篇；5篇为跨大洲或多国研究，5篇综述类文献因分析性质无法进行地理归类，整体呈现显著的欧洲主导特征，非洲与大洋洲相关研究较少。研究主题取向上，43%为案例分析、过程导向与行为观测、建模与仿真应用、可行性评估等分析类工作；24%为工具、方法与框架开发类工作，用于支撑建成环境多学科挑战；25%为工具、方法与协作框架的应用与用户评估研究；8%为多学科技战相关的综述类工作。研究尺度方面，多数研究聚焦多建筑或邻里尺度，体现对系统性而非单栋建筑的偏好：35篇（42%）研究多建筑尺度，12篇研究邻里尺度，其余覆盖城市/城市系统、单栋建筑、特定建筑构件、生活实验室或建筑特定分区等尺度，凸显多尺度分析与集体/整合视角的重视。建筑类型上，居住建筑占比最高（32篇，38%），其次为教育建筑（10篇，12%）、历史建筑（9篇，11%）与办公建筑（9篇，11%），工业与商业建筑各3篇（4%），体育设施、医院、混合功能建筑等其他特定类型共6篇（7%）；28篇（33%）未聚焦单一建筑类型，而是同时分析多种类型，或泛化研究建成环境、“绿色建筑”及城市/区域尺度的邻里、城市或基础设施系统，也包括可跨类型应用的方法论或工具类研究。研究发表时间上，48%的文献发表于近3年，63%发表于近5年；研究周期方面，45篇未报告研究时段（多为不适用该指标的综述类论文），其余明确报告周期的文献中，13篇短于1年，14篇为1—5年，11篇超过5年，体现出时间维度的异质性，涵盖短期研讨会、访谈到多年纵向监测、仿真与数据分析等不同设计。总体而言，纳入研究呈现高度异质性：居住建筑占主导反映该领域在性能、改造与参与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同时多类型与城市尺度研究占比可观；地理分布的区域偏向明显，尺度、类型与时长的多样性共同指向学界对系统性、交叉性与整合性路径的兴趣增长，以及可推广至个案之外的方法与工具的开发应用趋势。

3.2 Stakeholder dimension（利益相关方维度）

综述显示可持续建成环境研究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在术语界定上较为统一，但实施层面不均衡。84篇研究中，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广度与构成差异显著，且很少作为独立的方法论变量被形式化。可持续干预通常涉及多元主体，因此多利益相关方路径已在可持续性研究中被广泛落地，但利益相关方的识别、分组与参与方式差异较大。单篇研究报告的参与群体数量为0—10组，呈多峰分布，多数研究涉及3—7组利益相关方，表明“多利益相关方”标签被用于参与水平差异显著的研究；少数研究甚至未识别任何或可归类的利益相关方群体，仅报告单组主体，但仍将工作定义为协作或参与式研究，说明参与有时仅作为情境框架而非研究设计的构造成分；同时也有研究开始纳入超过10组利益相关方，体现部分领域向更广参与范围的趋势。利益相关方构成上，专业与机构行动者占据主导：建筑工程与施工（AEC）专业人员出现在46篇（约55%）研究中，其高占比可能源于可持续建筑干预的技术复杂性，包括新材料应用、性能建模要求与日益严格的建筑规范合规需求；其次是建筑业主、客户与开发商（含资产管理者），见于39篇（约46%）研究；公共当局出现于33篇（约39%）研究，多与改造计划、规划框架或城市治理相关议题绑定。相比之下，使用者与社区代表的出现比例显著更低，且即便被纳入，其参与通常限于咨询、访谈或行为调查，而非直接决策角色；民间社会组织极少出现，金融利益相关方几乎缺席，尽管数据集中大量研究聚焦改造与投资密集型干预。这种配置反映出可持续挑战仍主要被框定为现有专业决策结构内的技术与治理问题，而非需要更广泛参与的社会经济或制度过程。利益相关方广度与研究尺度密切相关：建筑级与单栋建筑分析涉及的参与主体更少，多限于业主、设计师与技术顾问；邻里与片区尺度研究则报告更多样化的主体集合，但这种广度的提升更多由治理复杂性驱动，而非对包容性的主动承诺，且不同类别间重叠度高，说明尺度并非决定参与程度的唯一因素，部分大尺度研究仅纳入有限主体，部分建筑尺度研究反而涉及较多元的主体，表明参与广度并未与决策复杂性系统性校准，仍高度依赖具体研究情境。参与机制同样高度异质，报告的协作模式包括研讨会、协同设计会议、访谈、问卷调查、数字或模型介导的交互，以及大量混合或未明确说明的模式，缺乏统一的报告结构，说明参与过程很少被视为可复现、可规模化研究程序的一部分，多以叙事性方式描述且差异显著。多数情况下，利益相关方的贡献用于提供情境理解、验证或偏好获取，而非直接塑造建模假设或决策准则，因此利益相关方主要发挥信息提供者或评审者作用，分析权仍集中于技术专家手中。主题分析进一步印证上述模式：所有研究主题下专业行动者均占主导，即便在决策与转型导向的主题中，财务决定性利益相关方与民间社会团体仍代表性不足；聚焦改造的研究虽高度依赖投资决策与长期融资，却极少将金融机构纳入参与主体，说明财务可行性常被当作外部约束，而非协商式利益相关方过程的产物。利益相关方广度与成果类型的比较显示，产出概念框架或方法论提案的研究，其参与主体数量往往不少于产出可操作工具或政策指导的研究，表明扩大参与并不自动带来更易落地的成果，更广泛的参与可能引入更多视角，却未配套将其纳入正式决策支持结构的机制；在缺乏将利益相关方输入与分析模型明确关联的程序的情况下，参与始终停留在咨询层面，而非可操作的协作。

3.3 Approaches（实施路径）

本部分从协作动机、交互形式、集体决策规则、支撑工具与数据基础设施四个维度，总结多利益相关方协作的概念化与落地方式。

3.3.1 Motivations for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多利益相关方协作的动机）

研究动机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平衡可持续权衡与冲突优先级（占41%），研究反复强调能效、成本优化、环境表现、用户舒适度、可达性、遗产保护等目标常存在冲突，因此引入多利益相关方路径以显性化这些张力，支撑融合多元价值与约束的平衡决策，而非优先单一性能维度；第二类为降低不确定性与提升决策稳健性（占14%），可持续建筑与城市项目常涉及新兴技术、长期性能预期与动态监管框架，通过整合不同主体的技术专长与实践、运营及情境知识，可在设计前期与规划阶段提升决策的可靠性与稳健性；第三类为协调激励、责任与风险（占29%），该动机在集成项目交付模式、片区尺度干预与循环经济倡议中尤为突出，需要跨组织与跨部门的协同行动以实现系统层面成效；第四类为提升合法性、接受度与能力建设（占10%），在政策驱动、社区导向与治理类研究中，利益相关方参与被视为增强透明度、培育信任、促进行为改变与提升实施可能性的关键。整体来看，55%的研究将多利益相关方协作框定为性能与知识整合策略（前两类），旨在通过调和可持续目标冲突与整合多元专长应对复杂性与不确定性；39%的研究将其视为治理与合法性机制（后两类），动机不在于优化性能，而在于对齐激励、协调碎片化主体、增强透明度与利益相关方接受度；剩余5%的研究未明确陈述动机或不属于上述类别。

3.3.2 Interaction formats and modes of collaboration（交互形式与协作模式）

交互形式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对话与讨论（占56%），多数研究采用研讨会、焦点小组、专家小组、设计会议与迭代反馈会议等互动形式，支撑主体间直接交流、集体意义建构、优先级协商与解决方案协同开发，尤其在可持续目标模糊的情境中，对话常围绕情景开发、准则赋权或评估活动展开；第二类为咨询式输入（占19%），部分研究采用访谈、调查、问卷或需求获取活动等形式，交互多为单向，利益相关方提供技术、社会或经济维度的输入，常见于指标开发、偏好获取、建模输出验证或障碍识别类研究；第三类为组织化安排（占10%），少数研究将协作嵌入长期正式的制度安排，如生活实验室、集成项目交付框架、循环建造生态系统或跨部门伙伴关系，交互覆盖多个项目阶段，侧重长期信任建设、透明度、共担责任与持续学习；剩余8%的研究未明确描述交互形式或不属于上述类别。总体而言，对话类交互占主导，完全制度化的协作仍相对少见，但已有迹象显示，应对系统性可持续挑战的研究正逐渐从碎片化、短期参与转向更持续、数字技术支持下的协作。

3.3.3 Rules and mechanisms of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集体决策的规则与机制）

决策逻辑决定利益相关方输入如何被聚合、优先级排序并转化为最终决策，可分为四类：第一类为多准则聚合（占23%），研究多采用多准则决策分析（MCDA）、层次分析法（AHP）、模糊排序法或加权评分法，在预设备选方案集合下，对照多维准则评估方案，量化利益相关方偏好后通过显式聚合公式对备选方案排序，决策源于结构化评估流程；第二类为基于优化的逻辑（占12%），该类研究采用算法搜索流程在定义的解空间内生成或识别最优方案，利益相关方通常负责定义目标、权重或约束，计算模型探索可行配置并识别帕累托最优或最优解，决策权部分让渡给优化模型；第三类为共识或协商导向逻辑（占8%），决策通过谈判、讨论或妥协产生，而非形式化聚合，决策规则是社会性的，结果取决于利益相关方间的共识、妥协或协商对齐；第四类为无显式决策逻辑（占50%），半数研究未明确说明决策逻辑，尽管描述了利益相关方参与，但最终决策的论证机制是隐性的，这类研究多聚焦定性分析、框架开发或探索性建模，未明确说明备选方案的最终选择依据。

3.3.4 Tools, models, and data infrastructures supporting collaboration and decision-making（支撑协作与决策的工具、模型与数据基础设施）

研究普遍依赖技术工具中介协作与决策，而非仅靠直接谈判，具体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性能仿真与分析模型（占32%），常用建筑性能仿真工具（如EnergyPlus、TRNSYS、DesignBuilder）、参数化建模环境、回归模型、演化或博弈论仿真等，用于在不确定性下探索能效、成本、排放与舒适度的权衡，并将利益相关方偏好转化为参数、情景或权重方案；第二类为决策支持工具（占21%），以多准则决策分析与价值导向工具为主，如AHP软件、MCDA工具、排序模型与评分电子表格，广泛用于整合异质利益相关方需求至结构化评估框架；第三类为数字设计与可视化及数据基础设施（占19%），建筑信息模型（BIM）平台、数字孪生、仪表盘、物联网（IoT）使能系统、协作网络工具的作用日益凸显，支撑跨学科与跨阶段的信息共享与迭代反馈，虚拟现实（VR）、混合现实等技术也被提出用于提升可视化与协作效果，但有研究指出在特定效率指标下传统桌面界面可能表现更优；第四类为定性与概念中介（占36%），大量研究依赖定性、解释性或框架导向方法，如访谈、案例研究、社会网络分析、因果回路图、信任建设框架等，用于捕捉难以形式化的行为、制度与治理维度，这类方法可提供丰富的情境洞察，但通常不依赖专用决策支持软件或性能仿真工具。

3.4 Reported findings（报告的研究发现）

3.4.1 Reported type or format of study outcome（研究报告成果的类型/格式）

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三类：概念框架、可操作决策支持工具、过程控制/管理系统。大量研究聚焦开发理论框架以映射利益相关方交互的复杂依存关系，这类成果可提供系统化处理框架、实现建成环境影响因素的整合分析、支撑可视化平台开发，进而提升分析透明度并促进多元主体间的沟通协调，例如针对改造与再利用决策中利益相关方角色的评估框架，以及面向教育建筑可持续能源创新的鲁棒多准则决策框架。除理论模型外，开发可触达的决策支持工具与软件原型是重要趋势，这类成果常明确阐释输入输出结构与处理机制以提升可复现性与方法透明度，并可生成多情景以提升不同条件下的决策效率，工具形态涵盖绿色建认证配套的Excel交互工具、工业建筑早期设计的沉浸式VR环境、改造管理网络平台等。较小但值得关注的子集研究产出过程控制系统或管理规程，旨在推进落地实施，如历史街区改造的分步指南、基于响应式编程的实时能耗监测与节能框架，整体体现出领域从被动观察利益相关方动态向通过结构化方法与数字制品主动干预的转向。

3.4.2 Reported findings and lessons learnt（报告的研究发现与经验教训）

不同成果类型对应差异化的发现与经验：产出概念框架的研究普遍指出，要实现最优项目成效，必须整合技术维度与社会、行为、制度实践，这类理论模型通过全面映射利益相关方网络中的复杂依存关系与权力动态，暴露出传统单一学科评估方法的缺口；共性经验是框架必须具备高度适应性，需平衡本地化、情境特定的参与过程与更宏观的系统变量，最终促成多元行动者对项目目标的共识理解。产出可操作决策支持工具与软件原型的研究提供了有力证据：这类制品可有效桥接主观利益相关方偏好与客观项目性能数据，数字工具、交互平台与沉浸式环境能显著提升替代方案的可视化效果，弥合技术型与非技术型行动者的沟通鸿沟，加速协作决策；通过简化情景生成与评估流程，工具可使复杂的多准则权衡显性化且透明，关键经验在于：通过结构化、可复现、数据驱动的举措，可有效协商并对齐不同群体的差异化优先级。产出过程控制与管理规程的研究表明，分布式管理平台、实时数据框架与分步指南可有效提升分散的设计与施工团队间的持续协调、性能监测与透明知识共享；这类研究同时强调，建立清晰的流程导向治理模型对对齐长期责任、公平分配风险与收益至关重要，核心经验是：持续、结构化的交互对于构建维持项目全周期协作流程所需的多维信任与问责机制不可或缺。

3.4.3 Reported key beneficiaries and addressees（报告的核心受益方与受众）

核心受益方与受众涵盖决策者、研究人员与技术从业者三大类，体现建成环境相关学科的跨学科属性。大量研究面向广义“决策者”，包括建筑业主、政策制定者与公共当局，为其提供投资论证或监管调整所需的证据，例如面向政策制定者的公平住房与改造政策框架，助力其设计更具包容性的资金方案。研究人员是另一主要受益群体，尤其针对新方法或理论模型验证类研究，如多准则决策（MCDM）技术的测试工作。技术从业者（建筑师、工程师、设计师）是可落地工具与数字平台的预期用户，例如面向学校热舒适度提升的决策支持框架，供建筑师与设施管理人员使用。值得注意的是，部分研究将社区与公民社会列为直接受益方，尤其涉及生活实验室或公民中心能源转型的研究，体现可持续建筑研究效益民主化的趋势。此外，行业行动者与私营企业（如建筑公司、技术供应商）、教育领域利益相关方（如大学管理者、学校代表）、公共建筑管理者与设施运营者也作为次要受益群体被提及，是协作成果在其日常实践中的目标受众。

3.4.4 Reported limitations（报告的局限性）

研究普遍指出的 recurring 局限性首先是成果普适性不足：大量论文依赖单案例或小样本，限制了研究发现向更广泛情境的推广，例如有研究承认其框架仅在少量利益相关方中验证，结果可能存在主观性或情境依赖性。地理与文化特异性是另一主要局限，改造政策研究呈现欧洲中心特征，特定区域（如尼日利亚、新加坡、中国）的发现可能无法迁移至其他监管或气候环境。技术壁垒依然存在，涉及VR或数字孪生的研究频繁提及高计算负荷、陡峭学习曲线、数据管理与互操作性问题，是阻碍广泛应用推广的潜在障碍。此外，依赖访谈、研讨会等定性数据的研究被指出可能引入偏差与主观性，难以严格量化或验证。

3.4.5 Reporte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报告的未来研究建议）

针对上述局限，未来研究建议首先强调扩大验证规模与整合更多样化的数据集，共识性需求是跨建筑类型、气候区与文化情境测试所提出的框架与工具，以确保稳健性，例如有研究建议将自身框架推广至其他环境与区位，支撑比较研究与进一步验证。并行建议还包括提升数字工具的可用性与互操作性，呼吁利用自动化与优化方法的进展开发具备互操作性、可扩展性与普适性的工具，同时建议制定标准化协议与工作流程以促进不同学科方法与技术的整合。此外，多项研究强调需开展教育与培训，以将协作实践制度化，降低有前景的协作技术的应用门槛。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倡导并激励利益相关方协作，但未明确建议将利益相关方参与设为所有项目的强制性监管要求。

1. 4.
   Conclusion（结论）
   本综述的核心动机是对可持续建成环境下的过往多利益相关方协作实践开展批判性审视，通过分析84篇相关出版物，系统梳理了应用路径、关键利益相关方、协作模式与结构，以及所用工具与数据。过去3—5年（占63%）国际相关研究的增长凸显了该主题的相关性与受关注度的提升。综述结果表明，研究既集中于居住建筑（38%），也呈现多尺度、多类型研究的趋势，标志着向更整体、系统的建成环境分析的转向，这进一步强调了评估建筑性能、改造策略与利益相关方参与过程时，需考虑更广泛的城市语境、方法多样性以及研究发现跨类型适用性的潜力。整体来看，纳入研究中的多利益相关方路径在构成与广度上存在显著差异：AEC专业人员（55%）与公共当局（39%）是占比最高的主体类别，而建筑使用者、社区代表、非政府组织与金融投资者代表性极低，金融利益相关方的罕见参与与改造类长期投资决策的高度相关性形成反差，说明财务可行性仍被当作外部约束，而非协商式利益相关方过程的衍生结果。多利益相关方协作的概念化与落地模式同样呈现多样性：55%的研究将其框定为性能与知识整合策略，39%视为治理与合法性机制；协作最主要的动机是管理可持续权衡（41%），整合能效、成本、环境表现、用户舒适度、可达性、遗产保护等多元价值与目标以支撑平衡决策；协作主要通过对话与讨论类交互形式（如研讨会、焦点小组、专家小组、设计会议、迭代反馈会议）落地，同时大量研究依赖性能仿真模型（32%）与结构化决策支持工具（21%）中介利益相关方输入，但底层决策逻辑的显式表述差异显著，仅少数研究明确说明如何将利益相关方偏好转化为最终决策。综述揭示的核心特征是：当前可持续建成环境的多利益相关方路径，较少由共享决策模型与方案引导，更多表现为程度不一的扩展型咨询流程。利益相关方广度随系统尺度提升而增加，但专业知识与权力的分布仍集中于专业行动者，参与机制差异大且缺乏标准化，更广的参与也并不必然带来更具可操作性的成果。换言之，现有研究报告的多利益相关方干预，本质是在不同程度上将利益相关方纳入项目审议以提升决策的情境相关性与合法性，但决策权本身并未被重新分配，利益相关方的知识也未必然被直接整合至所采用的分析框架中。若无更清晰的角色界定、金融决定性行动者的纳入，以及将利益相关方输入整合至决策过程的正式机制，多利益相关方路径恐仍将停留在描述层面，难以有效指导可持续建成环境的干预实践与研究。部分发现对未来发展尤为关键：当前挑战并非意识层面或工具可用性本身——纳入研究事实上表明学界对多利益相关方协作重要性的认可度正在提升，工具与框架也已具备一定基础；真正的挑战一方面在于工具类型与应用仍存在显著的技术不成熟性，体现为部署协议、数据获取与归一化流程的标准化需求，以及数字工具适用性、互操作性的提升需求；另一方面是大量研究缺乏将协作过程与可测量的可持续性绩效指标（如具体节能量、碳减排量）直接关联的实证证据，对应研究建议从试点过程评估转向纵向视角的实证验证，同时指出当前方法论在普适性与可扩展性层面的短板，强调需要在不同地理文化语境（包括发展中国家与多元社会经济环境）中测试方法论框架，确保其回应社会韧性与凝聚力相关议题。简言之，未来研究与标准化工作需提升多利益相关方协作方法与工具的保真度、可用性、可扩展性与本体一致性，并通过在国际能源署（IEA）EBC附件95等国际研究框架下开展更多纵向与跨文化研究，在真实项目中落地并系统监测协作方法，实现不同语境与文化下多利益相关方协作干预的结构化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