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格雷战争（2020-2022）期间城市蔬菜生产对家庭减贫的影响：来自埃塞俄比亚默克莱市的证据

《Urban Agriculture & Regional Food Systems》：The impact of urban vegetable production on household poverty reduction during the Tigray War (2020–2022): Evidence from Mekelle City, Ethiopia

　　

在毁灭性的提格雷战争（Tigray War，2020-2022）期间，默克莱市的城市家庭将蔬菜生产作为一种生存策略。虽然其在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已被注意，但其减贫影响的严格证据仍然稀缺，尤其是在活跃冲突期间。本研究通过估算城市蔬菜生产对默克莱家庭贫困的影响来填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使用家庭调查收集了264户家庭的数据，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PSM）进行分析以解决选择偏差。相应地，研究人员的的结果表明，参与蔬菜生产与贫困减少密切相关。蔬菜生产者的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严重程度相对较低。这意味着城市蔬菜作为一种关键的韧性机制（resilience mechanism），使家庭更接近或高于贫困线。政策制定者应优先支持城市农业（土地获取、投入品、推广服务）作为人道主义危机中的快速响应生计干预措施。

**提格雷战争期间城市蔬菜生产对家庭减贫的影响：基于默克莱市的实证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
2020年11月爆发的提格雷战争（Tigray War）是埃塞俄比亚联邦与地区武装之间的冲突，导致该区域出现严重人道主义危机：市场关闭、就业消失、基本服务崩溃、粮食极度短缺。默克莱市作为提格雷州首府，居民在围困条件下生计遭受重创。尽管已有研究关注城市农业在和平时期对粮食安全的作用，但鲜有严谨的实证评估其在活跃武装冲突期间对家庭贫困的因果或关联性影响。现有研究或聚焦于农村地区和平时期的粮食安全效应，或仅讨论城市农业的参与决定因素与技术效率，缺乏针对战争背景下城市蔬菜生产与贫困状态之间的量化关联分析。为此，研究人员在默克莱市开展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知识与实证空白，评估蔬菜生产对减贫的效果，并刻画战时家庭的贫困程度。

**研究设计与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4年采用结构化家庭调查收集数据，样本来自默克莱市三个子城市（Quiha、Hadnet、Semien），这些区域因相对较高的水土潜力而被有意选取。多阶段抽样策略最终纳入264户家庭，包括171户蔬菜生产者和93户非生产者。主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1）**贫困测量**：采用基本需求成本法（Cost of Basic Needs Approach）确定贫困线（年人均6169埃塞俄比亚比尔），并利用Foster-Greer-Thorbecke（FGT）指数（FGT₀（贫困发生率）、FGT₁（贫困深度）、FGT₂（贫困严重程度））度量贫困水平。2）**倾向得分匹配（PSM）**：以二元概率模型（probit）估计家庭参与蔬菜生产的倾向得分，随后采用最近邻匹配、核匹配和半径匹配三种算法，对生产者（处理组）与非生产者（对照组）进行匹配，以降低选择偏差，并计算处理组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 ATT）。3）**敏感性分析**：使用sensatt Stata程序检验估计结果对未观测混杂因素的稳健性，通过模拟100次重复比较基线ATT与模拟ATT的差异百分比（要求<10%）。

**研究结果**

**3.1 家庭人口社会经济特征**
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与蔬菜生产者相比，非生产者平均年龄略低（42.23岁 vs. 43.25岁）、家庭规模较小（4.86 vs. 5.31）、年均收入显著更低（2068.18埃塞俄比亚比尔 vs. 8257.31埃塞俄比亚比尔）。生产者贫困差距均值（2230.45埃塞俄比亚比尔）和贫困严重程度（0.240）均低于非生产者（3131.99埃塞俄比亚比尔；0.334），表明生产者不仅贫困发生率更低，而且贫困深度和强度也更小。此外，96.7%的生产者拥有家庭菜园土地，而非生产者仅有6.4%；87.6%的生产者能获取投入品，非生产者仅为7.5%；市场信息获取率方面，生产者（69.6%）也高于非生产者（47.3%）。值得注意的是，两组家庭获得正规信贷服务的比例均极低（<3%），反映出战时金融服务的近乎崩溃。

**3.2 战时城市家庭贫困状况**
基于贫困线的频数分析表明，蔬菜生产者中非贫困人口比例为29.2%，而生产者中贫困人口比例为70.8%；非生产者中非贫困人口仅占8.6%，贫困人口高达91.4%。总体而言，默克莱市78.1%的家庭在战争期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差异直观显示了蔬菜生产与贫困状态之间的强关联——生产者摆脱贫困的可能性是非生产者的近三倍。

**3.3 蔬菜生产对减贫的影响**

**3.3.1 匹配性能**
PSM匹配前的协变量平衡诊断显示模型平衡性较差（伪R2=0.231，均值偏差21.0%）。匹配后，三种算法均显著改善平衡性：伪R2降至≤0.020，似然比卡方不显著，均值偏差降至5.3%~7.9%（低于10%阈值）。其中核匹配表现最佳（均值偏差5.3%，中位偏差1.9%）。共同支撑域（约0.3~0.95）内处理组与对照组有充分重叠，少量极高分值生产者为离群个案被排除，确保了匹配有效性。

**3.3.2 平均处理效应（ATT）估计**
PSM估计的ATT结果显示，蔬菜生产与减贫指标显著关联。三种匹配方法下，贫困差距（Poverty Gap）的ATT在-1295.8至-910.0埃塞俄比亚比尔之间（均p<0.01），即生产者人均贫困差距比非生产者低约900~1296埃塞俄比亚比尔。贫困深度（Poverty Depth）的ATT在-0.205至-0.154之间（均p<0.01），贫困严重程度（Poverty Severity）的ATT在-0.173至-0.114之间（多数p<0.01）。这些结果一致表明，参与蔬菜生产显著降低了贫困的强度、深度和不平等程度。

**3.3.3 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通过模拟100次重复估计，检验ATT结果对条件独立假设（Conditional Independence Assumption, CIA）违背的敏感程度。所有算法下模拟ATT与基线ATT的差异百分比均低于10%（范围1.4%~9.5%），证实估计结果在中等未观测混杂下仍然稳健。

**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提格雷战争期间默克莱市蔬菜生产者的贫困发生率（70.8%）较非生产者（91.4%）低20.6个百分点，这与尼日利亚蔬菜农民贫困率（59.9%）等国际发现一致，但研究背景为极端冲突条件。战时整体家庭贫困率（78.2%）远高于战前水平（27%），而蔬菜生产通过直接提供食物和现金收入，帮助家庭更接近贫困线。研究结果与全球类似案例吻合（如叙利亚阿勒颇的家庭菜园、加沙妇女主导的菜园以及二战期间英国的“为胜利而耕种”运动），表明城市农业在紧急状态下可快速扩展为生计缓冲。不同于仅关注粮食安全的前人研究，本研究利用PSM提供了城市蔬菜生产直接缓解贫困的关联性证据。

**研究结论**
研究人员的发现表明，参与城市蔬菜生产与默克莱家庭较低的贫困发生率、深度和严重程度密切相关。从事蔬菜种植的家庭贫困可能性显著降低，且即使贫困，其贫困差距和严重程度也更小。这些结论证实，城市农业在极度混乱中不仅是一种糊口的权宜之计，更是一种有效的快速响应生计策略。因此，城市蔬菜生产应被正式认可并支持，作为围困和冲突环境下减轻贫困、增强粮食系统韧性的低成本、高影响干预措施。未来研究可探索纵向数据以捕捉因果动态，并分析子城市间的空间异质性（如土地、水源和市场可及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