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logical Research》：Reconnecting People to Nature Across Society to Shape the Future of Biodiversity
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将需要贯穿整个社会的变革性变化，这一过程涉及不同社会行动者在价值观、规范与行为层面的协调性转变。尽管这种丧失源于多重因素，但个体对自然的私人性与直接性经验（下文称“个体化生态体验”）能够在社会变迁中发挥重要作用。此类经验塑造人们对生物多样性的感知，并影响其支持保护行动的意愿。然而，迄今为止，关于个体化生态体验对生物多样性未来影响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普通公众，而较少关注其在其他社会部门中的相关性。研究人员在此综合现有证据，考察多类社会行动者（包括直接自然资源使用者、企业领导者、政策制定者、公民、教育工作者、科学家和新闻从业者）中的个体化生态体验如何塑造生物多样性结果。研究表明，尽管不同类型行动者背后的心理与认知机制可能大体相似，但其效应往往通过部门特异性的决策与实践表现出来。某一行动者群体中的行为变化还可通过相互关联的社会、经济与制度路径传播至其他群体，进而影响生物多样性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个体化生态体验可以作为推动生物多样性变化的跨部门驱动因素。然而，其变革潜力不太可能仅在单一行动者群体内部得到实现；要产生相互强化、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效应，可能需要多个社会部门中的个体化生态体验同步增强。因此，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与自然的互动，并遏制持续发生的“经验消逝”，可能在推动面向生物多样性保护与长期社会可持续性的变革性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1 Introduction
文章首先指出，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剧，并对生态系统功能、人类福祉以及社会长期可持续性构成深远风险。作者认为，应对这一危机不仅需要技术性与制度性解决方案，还需要社会整体发生变革性变化，尤其是人类价值观、社会规范与行为方式的深层转变。不同社会部门中的行动者通过彼此交织的路径影响生物多样性，例如农民和渔民等初级生产者通过土地与海域管理、资源开采发挥作用，消费者通过消费模式、生活方式与政治偏好施加影响，企业则通过生产系统、供应链、投资决策与公司治理结构产生影响。文章据此强调，人类行为在遏制与逆转生物多样性丧失中的核心地位，且这一点已被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等国际政策框架广泛承认。
在此基础上，作者引入“个体化生态体验”这一核心概念，将其界定为个体对自然的直接且具有个人意义的经验。文中指出，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更频繁、更多样或更具情感投入的自然体验，通常与更积极的生物多样性态度以及更强的保护支持意愿相关。这种关系主要通过积极情绪、依恋感、关切意识以及对自然世界的认知联结来实现，从而促进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态度与行为。文章同时指出，尽管推动自然体验已开始进入部分国家的保护政策与战略，但全球范围内日常人—自然互动下降，即“经验消逝”，正在削弱社会对人类依赖生物多样性的理解，并可能削弱保护支持基础。
作者进一步指出，现有研究关于个体化生态体验的讨论长期偏重普通公众，而对农民、渔民、企业领导者、教育者、土地管理者与政策制定者等关键群体关注不足。鉴于这些行动者可通过部门特异性的决策路径对生物多样性施加重大直接或间接影响，将其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对于更全面理解自然体验如何共同塑造生物多样性结果至关重要。因此，本文旨在提出一个概念框架，并对跨学科证据进行叙述性综合，以评估不同类型行动者中相关作用路径的已知内容与知识空白。
2 Framework
在框架部分，文章以“自然收益假说”（nature benefit hypothesis）为理论基础，认为自然体验能够增强个体对自然的情感联结与认知联结。前者包括积极情绪与依恋，后者包括知识、意识与关切；这些联结进一步促进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为。作者采用较宽泛的“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行为”定义，不仅包括直接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决策与行动，也包括能够影响他人决策与行为的间接行动。
在此基础上，文章构建了一个跨社会部门的概念框架，提出个体化生态体验通过多类社会行动者共同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未来。作者区分了六类关键行动者：直接自然资源使用者、企业、政府与政策行动者、公民与消费者、知识与教育行动者、媒体与传播行动者。各类行动者通过不同决策情境影响生物多样性，其路径从现场管理与资源开采，到治理、市场、教育、知识生产、信息流动和社会规范等间接机制不等。因此，个体化生态体验既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产生直接影响，也可能通过行动者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作者还强调，这些路径的强度与相对重要性会随着社会政治和制度环境而变化，而且行动者表达出的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态度与行为能否真正转化为生态结果，也取决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条件。
此外，作者说明，除个体化生态体验外，文章也纳入与其紧密相关的“对自然的情感与认知联结”等概念，如与自然合一感、对自然的兴趣等，因为这些因素既可能是个体化生态体验的结果，也可能是其驱动因素。采用这一更宽的分析视角，有助于在某些直接证据有限的领域中避免遗漏关键洞见。
3 Pathways
本节是全文主体，系统讨论个体化生态体验如何通过不同社会行动者的行为路径影响生物多样性，并进一步说明这些影响既可表现为直接作用，也可通过其他行动者中介产生间接效应。
3.1 Direct Natural Resource Users
作者指出，农民、林业经营者、渔民和猎人等直接自然资源使用者，通过资源管理和开采实践对生物多样性施加最即时的影响。他们的决策会直接改变生境结构、物种组成、景观异质性及关键生态过程。文章综合的证据显示，个体化生态体验在塑造这些行动者如何感知、评价和管理生态系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更强的自然情感联结和更高的生物多样性兴趣，通常与更多生物多样性友好型实践相关，例如更高的作物多样性、保留田边植被、减少化学投入、提升农业景观结构复杂性，以及增加土壤与水资源保护措施的采用。
作者还强调，个体化生态体验不仅影响人们对自然的情感，也塑造其对环境变化的判断标准，尤其决定何种环境状态被视为“正常”“可接受”或“值得维持”。当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逐渐退化时，这种经验基础可能导致“基线漂移综合征”（shifting baseline syndrome），使人们逐步接受生态退化，并降低对恢复、保护和重建自然状态的期待。文章指出，这一现象在农民与渔民中较为普遍，因而可能在认知层面削弱保护行动基础。
进一步地，作者对一个常见假设提出修正。虽然资源使用者通常被认为是与自然联系最紧密的群体，但农业和渔业中的技术强化、机械化与自动化正在改变这种关系。舱式拖拉机、遥感技术、自动化机械与决策支持系统的广泛应用，可能减少现场观察、感官接触与经验性互动，进而降低个体化生态体验的数量与质量。作者据此提出，未来研究应关注资源利用系统快速转型如何重塑人与自然的经验联系，以及这一变化如何反过来影响资源管理决策。
3.2 Businesses and Corporate Actors
在企业与公司行动者部分，文章指出，企业通过生产系统、供应链、投资决策与公司治理影响土地利用、资源开采、污染排放和生境转化，从而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从地方到全球尺度的影响。作者认为，虽然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关键决策往往集中于高级管理者，但企业内部外部还存在一个更广泛的行动网络，包括投资者、财务行为者、可持续发展岗位人员、环境合规人员、研发与采购人员等，因此这些个体的个体化生态体验可能共同影响企业如何理解其对生态系统的依赖、如何评估环境风险，以及如何回应生物多样性责任。
文章提出，如果企业决策者缺乏直接自然经验，则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性可能被弱化，进而导致生态依赖被低估、生态成本被外部化，以及对短期财务绩效的偏重超过长期环境风险考量。尽管直接实证研究仍较少，现有研究已显示出一些值得关注的趋势。例如，在中国背景下，自然偏好更强的首席执行官（CEO）更可能推动企业参与具有自愿性且成本较高的环境行动，并实现更显著的碳减排；处于更高绿地覆盖环境中的CEO，也更可能将长期导向和伦理关切转化为更强的绿色创新参与。作者据此指出，个体层面的自然经验能够在高度制度化的企业场景中上升为组织层面的环境行为。
不过，文章也明确表示，关于企业决策者生物多样性相关行为的研究仍很有限。鉴于企业可通过全球供应链、生产网络与金融系统施加广泛影响，而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force on Natur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等框架又正在提高企业参与生物多样性行动的要求，未来研究有必要更系统地识别企业环境决策中的影响因素，并厘清个体化生态体验相对于组织、经济与制度驱动因素的独立作用。
3.3 Governmental and Policy Actors
在政府与政策行动者部分，作者将其界定为包括公职人员、监管者、政策顾问及参与政策倡导和实施的保护非政府组织等。其主要通过法律、激励机制、规划框架与公共投资间接塑造生物多样性结果，同时也可能通过保护地管理、生态廊道或湿地建设等公共工程产生直接影响。在更宏观层面，诸如IPBES这样的政府间科学—政策机构，也能通过塑造议程、评估框架和政策重点影响多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方向。
作者认为，政策行动者的个体化生态体验可能影响其如何感知生物多样性丧失、如何在政策议程中排序环境议题，以及是否具有推动高雄心保护目标的政治意愿。如果自然接触减少，则对生态变化的敏感性和情感关切可能下降，从而抑制环境政策雄心。尽管直接针对生物多样性政策制定的证据较少，但现有研究显示，童年自然经验会影响政治参与者和公务人员的亲环境承诺与参与度。气候领域的研究也提示，更强的环境关切可能影响政治行动者对公众支持的判断与对环境议题的注意分配。因此，作者建议未来系统考察政策制定者自身的个体化生态体验如何影响生物多样性议程设定、目标雄心与监管设计。
3.4 Citizens and Consumers
关于公民与消费者，文章指出其既可通过保护志愿活动和社区治理直接影响生物多样性，也可通过消费选择、投票行为和社会规范形成间接施加作用。这一群体是现有文献关注最多的对象。大量研究表明，直接且富有情感投入的自然体验，与回收、节能、绿色购买、支持保护政策以及参与保护志愿服务等多种亲环境行为相关。这些联系通常通过“亲生命性”（biophilia）、对自然的情感依附、生态素养提升、社会联结感增强和集体责任意识等机制实现；同时，自然体验还可能降低“自然恐惧”（biophobia），从而减少对自然的回避和负面态度。
作者特别强调，公民个体化生态体验的影响并不限于个人行为层面。消费者偏好会影响农民和企业的生产实践，投票行为会影响政治行动者面临的激励和政策优先序，而社会规范则会塑造政策目标与监管标准的雄心。由此，公民中的个体化生态体验能够通过改变其他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在多个部门之间产生级联效应。
3.5 Knowledge and Education Actors
在知识与教育行动者部分，文章指出，学校、大学和研究机构主要通过塑造环境知识、价值、技能以及未来决策者来间接影响生物多样性。在教育情境中，教师自身的个体化生态体验会影响是否以及如何向儿童提供基于自然的学习机会。与自然联系更强的教育者，更愿意且更可能在教学中纳入户外与体验式学习，从而促进儿童早期与生物多样性的接触。虽然此类经验整体上在下降，但其对于儿童的自然情绪反应、生态理解以及保护导向态度具有重要塑造作用，并可能带来长期保护效应。
对于研究机构，作者提出生态学家与环境科学家正日益脱离对自然的直接接触。这一趋势可能与时间压力、工作生活预期变化、安全与合规要求上升、实地站点可达性下降以及对大数据和遥感技术依赖增加有关。文章认为，尽管减少野外工作在某些情况下可降低生态足迹，但也可能对知识生成与人才培养产生代价。实地参与减少可能影响生态理解的形成、研究问题的设定方式，以及野外技能与价值观向下一代科学家的传递。
3.6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ctors
在媒体与传播行动者部分，作者分析记者、纪录片制作者等如何通过塑造公众、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对自然与生物多样性的理解、情绪反应与社会框架，间接影响生物多样性结果。文章提出两条主要路径。其一，媒体从业者的个人自然经验会影响他们选择报道哪些环境议题，以及自然主题在媒体产出中的显著程度。相关研究表明，记者在海岸环境中的个人经验与其对海洋环境议题的参与度显著相关。虽然媒体报道不直接改变生物多样性，但可通过影响公众关切、社会规范与集体优先事项促进保护结果。自然纪录片以及强调环境主题的动画影视作品，也已被证实能够在大范围内影响受众的情感、知识与保护态度。
其二，如果内容生产者缺乏对自然的直接接触，便可能因对生物和生态系统不熟悉而更依赖简化甚至失真的表达方式。这类表征可能强化公众对野生动物的误解，例如夸大其对人类的风险，并放大受众对自然的过度恐惧。文章以蜘蛛的媒体呈现为例，指出耸动化报道和错误信息的传播可能加剧负面态度，而较高的自然恐惧又与较低的保护支持和更高的消灭倾向相关，因此最终可能阻碍生物多样性保护。
4 Feedback Loops
作者进一步指出，个体化生态体验与面向自然的行为之间并非单向因果关系，而是通过直接与间接路径形成反馈回路。直接反馈发生在社会行动者改变其他人接触自然的环境、社会或文化条件时。例如，政府可通过建设可达绿地、支持户外活动项目和制定促进自然接触的政策来增强个体化生态体验；公民可通过家庭活动、同伴影响和社区参与塑造自然接触的社会规范与机会；教育行动者可通过环境教育和户外学习增强儿童的生态理解和自然参与动机；媒体则可通过提升生物多样性的可见性、情绪显著性和感知价值来激发兴趣。不过，作者也提醒，某些情境下可能存在负反馈，例如自然游憩热情过高导致热门自然区域过度使用和生态退化，或者更严格的保护规制意外压缩公众接触自然的机会。
间接反馈则表现为，人类决策与行动引起的生物多样性变化会反过来改变自然体验的条件。物种丰度与丰富度影响人们在日常环境中能接触到什么样的自然，从而改变体验的数量与质量。已有证据表明，物种数量下降会减少日常遭遇，进而降低熟悉度、知识与物种识别能力。此外，具有文化意义、魅力型或地方特征鲜明物种的衰退，还可能降低自然环境的吸引力，减少访问、游憩和体验性参与，进一步加剧个体化生态体验的侵蚀。
5 Implications
在意义部分，作者指出，个体化生态体验对于生物多样性未来的影响范围比此前认识更广，不应仅理解为改变普通公众态度与行为的因素，而应视作跨多个社会部门发挥作用的潜在驱动。虽然情感依恋、关切、知识与基线漂移等底层心理与认知机制在不同群体中可能相似，但其作用路径、时间尺度和可观测性在不同部门中具有明显差异，因此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必然表现出强烈的部门特异性。
与此同时，文章强调现有文献仍存在显著知识缺口。对政策制定者、企业领导者和媒体从业者等对生物多样性具有 disproportionate 影响的群体，相关实证研究尤其稀缺。即便在研究较多的部门，关注范围也常常局限于少数行动者子群体。填补这些缺口，对于完整评估个体化生态体验的集体重要性，并识别最具保护收益的干预切入点，具有关键意义。
作者进一步认为，这些发现对保护政策与实践具有重要启示。过去旨在逆转“经验消逝”的努力主要集中于让公民重新接触自然，但本文综合结果表明，仅聚焦单一部门难以产生变革性保护成效，跨部门的结构性协调行动更可能带来协同增益。更根本地说，保护策略应认识到个体化生态体验与生物多样性之间存在双向作用与强化反馈。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的干预，不仅能改善生态状态，也能通过提升自然体验机会与动机来增强个体化生态体验；而更强的个体化生态体验又可能为长期保护提供更稳固的社会支持基础。作者特别指出，通过教育与传播部门实施的干预可能尤为关键，因为其影响持续时间长、受众范围广，并能塑造持久的态度、价值与行为倾向。
6 Conclusions
在结论中，作者总结认为，基于现有证据，个体对自然的私人性与直接性经验是培育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社会的重要因素，也是应对持续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多个社会部门的证据共同表明，个体化生态体验塑造人们如何感知、评价并作用于生物多样性，其影响远超个体公民日常生活方式选择和私人行为本身。作者同时强调，增强个体化生态体验并非解决生物多样性危机的“万能药”，而应与既有的结构性、技术性和制度性路径并行推进，包括政策干预、社会营销与环境教育。鉴于自然体验本身还能够为人类健康与福祉带来广泛收益，促进个体化生态体验不仅有助于生物多样性的未来，也可能有助于构建更可持续的人类社会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