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湖泊中非本地溪红点鲑高强度垂钓的应用:对根除行动与认知提升的启示

《Hydrobiologia》:Intensive angling of non-native brook trout in high-mountain lakes: insights for eradication actions and awareness-building

【字体: 时间:2026年06月10日 来源:Hydrobiologia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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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入鱼类对天然无鱼的山地与高山湖泊生物多样性构成广泛威胁,而这一问题可通过机械性根除加以缓解。休闲垂钓者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可通过采用垂钓技术移除鱼类而参与根除行动,并借此提升对高山湖泊保护的认知;然而,此类参与在实践层面与教育层面的有效性仍不明确。因此,在启

  
引入鱼类对天然无鱼的山地与高山湖泊生物多样性构成广泛威胁,而这一问题可通过机械性根除加以缓解。休闲垂钓者作为关键利益相关者,可通过采用垂钓技术移除鱼类而参与根除行动,并借此提升对高山湖泊保护的认知;然而,此类参与在实践层面与教育层面的有效性仍不明确。因此,在启动对4个高山湖泊中溪红点鲑Salvelinus fontinalis(Mitchil, 1814)的根除之前,研究人员测试了高强度垂钓活动的应用,其目标包括:(i)移除非本地个体,以支持后续根除阶段;(ii)吸引垂钓者参与并促进生态认知。垂钓活动显著降低了此前未受垂钓干扰种群的生物量,并吸引了大量参与者,但并未产生可测量的、更偏向保护导向的态度转变。尽管如此,较高的捕获率仍凸显了垂钓作为一种具有吸引力的参与式工具以及结构化根除技术补充方法的潜力。同时,研究结果表明,仅靠垂钓者参与并不能保证有效的环境教育。因此,研究建议将垂钓活动视为根除行动的便利性补充措施,同时应将此类举措嵌入结构化、长期性的教育项目之中,以促进可感知的教育成效。
该文发表于《Hydrobiologia》,围绕高山天然无鱼湖泊中外来鱼类入侵治理这一保护生物学问题展开。研究背景在于,山地与高山湖泊原本多为天然无鱼生态系统,对外来鱼类尤其敏感。长期以来,为维持休闲渔业机会而进行的增殖放流与鱼类移植,促使鲑科鱼类在全球山地淡水系统中广泛扩散,虽然带来一定娱乐和经济收益,却同时造成显著生态代价,包括对本地生物群的捕食与竞争、食物网扰动、遗传污染,以及病原体和其他外来生物传播风险。对于保护区而言,抑制非本地鱼类扩散并减少渔业管理对放流的依赖,是维持淡水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核心目标。在具备条件的区域,机械性根除已成为恢复天然无鱼湖泊生态状态的重要手段。

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人员以意大利大帕拉迪索国家公园4个海拔2000 m以上的高山湖泊为对象,考察非本地溪红点鲑Salvelinus fontinalis(溪红点鲑,北美原产鲑科鱼类)根除前开展短期高强度休闲垂钓的作用。该研究试图回答两个核心问题:其一,垂钓是否能够在正式根除前快速去除相当比例的外来鱼类,尤其是大个体,从而提高后续刺网和电捕(electrofishing,电捕捞)阶段的效率;其二,将垂钓者纳入行动是否能够提升其对高山湖泊保护与外来鱼生态风险的认识。研究表明,高强度垂钓在操作上确有明显价值,能够显著削减种群生物量,特别是优先移除较大个体,是正式根除行动的有效补充;但在教育层面,短期参与并未显著改变垂钓者关于鱼类引入和山地湖泊管理的态度。该结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同时为外来鱼根除实践与公众参与式保护教育提供了经验:参与本身并不自动转化为认知改变,若要实现环境教育目标,仍需长期、结构化的干预设计。

作者开展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可概括如下:研究对象为大帕拉迪索国家公园4个高山湖泊中的自然化溪红点鲑种群。研究人员先在每个湖泊开展连续2天的高强度岸钓活动,记录捕获鱼的体长与体重;随后启动以多网目刺网和电捕为核心的机械性根除,并以单位努力渔获量(CPUE,catch-per-unit-effort)监测种群下降过程。通过比较垂钓阶段、根除首年及整个根除期的移除数量、生物量和体型结构,评估垂钓对整体种群的贡献。同时,对2022—2023年3个湖泊参与者实施前后测问卷,结合Wilcoxon检验、MANOVA和主成分分析(PCA,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评估生态认知变化。

研究结果部分可按原文小标题概括如下。

Fish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radication dynamics
研究人员首先描述了4个湖泊中溪红点鲑种群的基本特征与根除进程。结果显示,不同湖泊的鱼类数量、体型分布差异明显,其中Dres湖和Miserino湖具有更大的个体。尽管种群结构存在差异,各湖泊长度—体重关系曲线参数较为相近。后续机械性根除持续数个野外季后,Dres湖依据“持续保持根除强度且整整1年零捕获”的操作标准被判定为已根除,其余湖泊的CPUE也下降至零或接近零,表明所有研究点的根除均已完成或接近完成。这一结果说明,在高山孤立湖泊中,系统性的刺网与电捕仍是实现非本地鲑科鱼类清除的核心方法。

Did angling sessions effectively contribute to fish eradications?
该部分重点评估垂钓活动在根除中的实际贡献。研究结果表明,竿钓持续捕获体型最大的鱼,而刺网和电捕更多移除较小个体。尽管垂钓在数量上仅去除了首年总移除尾数的约34.1%±4.8%,其去除生物量却达到53.4%±15.3%,显示出显著的体型选择性;在整个根除期间,垂钓对总生物量移除的贡献仍高达42.3%±18.7%,而数量贡献则降至17.4%±6.5%。这说明垂钓虽然不是覆盖全部体型等级的独立根除手段,却能优先移除大个体、快速压低种群总生物量,从而在根除初期发挥重要辅助作用。与此同时,连续两天垂钓期间的CPUE平均下降约48%±21%,提示此前未受垂钓压力的种群中,最易被捕获的个体可在短时间内被快速去除,进而显著降低短期捕获率。研究人员据此认为,休闲垂钓在这些特定条件下并非替代刺网和电捕,而是可提高整体移除效率、减少后续网具负担的便利性补充工具。

Did angling sessions change anglers’ attitudes?
该部分考察垂钓者参与是否带来生态态度变化。样本包括41名垂钓者和14名项目核心团队成员。两组在年龄、性别结构和教育背景上差异明显,且在问卷初测中对多数问题的回答存在显著差异。Wilcoxon秩和检验显示,除Q5、Q6和Q10外,多数题项均存在统计学差异;MANOVA进一步证实,受访者群体对整体问卷反应组合具有高度显著影响;PCA则显示垂钓者与项目核心团队在多变量空间中形成清晰分离的聚类。这说明在活动开始前,垂钓者与专业人员在鱼类管理、生态风险和自然区域利用等方面本就存在广泛认知差距。

在完成前后两次问卷的14名垂钓者中,配对分析显示总体变化有限,仅Q1与Q11出现显著变化,分别涉及“休闲垂钓是主要爱好”和“山地运动是热爱内容”等表述。此类变化并未使其回答向项目核心团队靠拢,反而更像是强化了对垂钓与山地户外活动的热情。其他关键题项,尤其是关于向高山湖泊引入鱼类的生态风险,并未发生显著改变。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尽管参与式活动成功吸引了垂钓者,但短期实践并不足以显著改变其保护导向态度或生态知识结构。

Discussion
讨论部分首先指出,竿钓在根除行动中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其对大个体的高选择性移除和对总生物量的显著削减,这一结果验证并扩展了Dres湖早期试验中的观察。由于研究对象长期处于禁渔状态,目标种群此前几乎未经历垂钓,缺乏回避行为,因此更容易被诱捕;加之垂钓时段位于融冰后不久,鱼类可能因长期食物受限而对饵料反应更强。这意味着垂钓效果具有明显情境依赖性,可能受既往垂钓压力、种群年龄结构、物种行为特征和季节等因素共同影响。研究并未将垂钓视作可替代成熟根除技术的手段,而是认为其在合适背景下可作为高效补充。

讨论还指出,教育成效不佳是本研究的另一关键发现。尽管既有文献提示休闲垂钓者可能愿意参与保护行动,且本研究中地方垂钓者确实积极响应,但这种参与并未自动转化为对放流实践和外来鱼引入风险的态度转变。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局限可能与既有观点分化、活动持续时间较短、干预形式单一等因素有关。因此,若希望推动利益相关者在认知层面发生改变,单次或短期参与式活动并不足够,仍需更长期、针对性更强的教育项目。

Implications for recreat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论文进一步从休闲渔业管理角度阐释结果意义。借助后续“总体种群抽样”式根除过程,研究较清楚地展示了休闲垂钓即使在较短时期内也可显著改变山地湖泊鲑科鱼类种群结构,尤其表现为优先移除大个体、快速降低总生物量。这一机制不仅适用于本研究中的非本地种群,对类似湖泊中需保护的本地种群也具有警示意义。研究由此指出,面对捕获率下降和种群衰退,管理上常见的补救措施是再次放流人工繁育鱼类,但此举本身具有生态破坏性。更符合保护导向的策略,应是限制非本地鱼扩散、在适宜区域实施根除,并通过减少捕捞压力、实行捕后放流和临时或永久关闭等手段,维持渔业利用与生态完整性之间的平衡。

Conclusions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竿钓是结构化根除方法的便利且有价值的补充手段,能够带来明确实践收益,且未见明显负面社会反应,例如未引发对公园禁渔临时豁免的不满。然而,其教育作用较为有限,而且无论实践效果还是教育效果,都很可能强烈依赖具体情境。因此,实施类似项目的实践者应充分评估操作背景,不应预设“参与即教育有效”,而应明确投入结构化、持续性的教育工作。与此同时,结果还表明,即便有限的休闲垂钓压力,也能迅速改变山地湖泊鳟类种群结构与生物量,这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渔业管理均具有重要启示,并进一步强化了采取更审慎、更偏保护导向管理策略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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