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t Multi-levels: Bayesian Belief Networks Approach Links with Policy Implication for the Vietnamese Up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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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CC）是一个全球性挑战，通过日益增强的自然灾害强度和频率威胁着人类福祉和生态系统。越南，特别是其高地和山区，对气候相关风险高度脆弱；然而，气候变化意识在地方社区之间仍然不均衡。本研究考察了安沛省（Yen Bai pro
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CC）是一个全球性挑战，通过日益增强的自然灾害强度和频率威胁着人类福祉和生态系统。越南，特别是其高地和山区，对气候相关风险高度脆弱；然而，气候变化意识在地方社区之间仍然不均衡。本研究考察了安沛省（Yen Bai province）高地居民如何感知自然灾害，以及这些感知如何塑造适应意愿。一项家庭调查于2017年进行，采用基于扩展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MT）框架的七点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问卷。根据对气候变化的先前意识，受访者被分为两个分析组。研究人员使用结构学习和参数估计分别针对每组开发了贝叶斯信念网络（Bayesian Belief Networks, BBN），以识别影响准备和适应意愿的概率依赖关系、关键驱动因素和控制变量。结果表明，民族（ethnicity）仅在低意识组中发挥较强的解释作用，揭示了在气候变化知识有限的情况下，京族（Kinh）、蒙族（Mong）、岱依族（Tay）和泰族（Thai）社区之间不同的感知和准备模式。相比之下，在了解气候变化的受访者中，民族的影响大大减弱，表明一旦建立了意识，解释和决策存在更大的趋同性。BBN分析进一步识别了多层次杠杆点，包括个体感知与信念、家庭农业应对、社区准备、地方发展支持、土地利用实践以及沟通路径，通过这些杠杆点，政策干预可以增强适应意愿。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证明了将PMT与BBN整合以支持越南高地情境下基于证据的适应规划和情景模拟的价值。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
越南是全球对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 CC）导致自然灾害最脆弱的国家之一，特别是其高地与山区，面临极端降雨、山洪和滑坡等加剧威胁（IPCC, 2007, 2014, 2022）。高地面积占越南总面积四分之三以上，地形陡峭、土壤脆弱，许多少数民族家庭依赖雨养农业，气候敏感性高，适应性能力有限（World Bank, 2019）。尽管已有研究表明，气候变化感知受人口统计特征、地理位置和近期冲击经历的影响（Waibel et al., 2018），但不同地区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且有效适应的障碍不仅限于社会经济约束（Dang et al., 2014）。然而，在微观层面，特别是高海拔少数民族社区中，感知如何与意识状态互动并塑造适应行为，仍缺乏深入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整合保护动机理论（Protection Motivation Theory, PMT）与贝叶斯信念网络（Bayesian Belief Networks, BBN），在越南安沛省（Yen Bai province）的高地背景下，分析气候变化适应意愿的多层次决定因素，为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研究内容与意义**
研究人员于2017年开展家庭调查，基于扩展PMT框架设计七点李克特量表问卷，覆盖风险感知、信念、习惯、不适应、适应评估、主观规范和适应意愿七个构念。根据受访者是否先前听说过气候变化，将其分为低意识组（n=150）和先验意识组（n=142）。采用稳定PC（stable-PC）算法进行BBN结构学习，并通过互信息和Jonckheere-Terpstra检验识别条件依赖关系，参数估计采用最大似然法。研究通过模拟场景分析控制变量对适应意愿的后验概率影响。结果表明，气候变化意识从根本上重构了适应认知结构：低意识组中，民族（ethnicity）是影响感知和准备的显著因素；先验意识组中，民族解释力下降，适应结构呈现多维整合特征。该论文发表在《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其意义在于为识别政策杠杆点提供了可复制的概率框架，并强调了适应政策需与认知阶段及社会文化背景相匹配。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以下主要技术方法：（1）基于扩展PMT框架设计结构化问卷，将七点李克特响应离散化为三类（负面、中性、正面）以符合BBN输入要求；（2）采用稳定PC（stable-PC）算法进行BBN结构学习，通过条件独立性测试（互信息与Jonckheere-Terpstra测试，结合5000次蒙特卡洛置换检验）推断有向无环图（directed acyclic graph）；（3）使用最大似然估计计算条件概率表，并在R环境中实现分析；（4）基于Bootstrap重采样（3000次迭代）验证网络稳定性；（5）通过敏感性分析与场景模拟，固定父节点并计算适应意愿的后验概率。样本队列来源：2017年调查于越南安沛省文振县（Van Chan district）四个村庄景观（分别代表京族、蒙族、岱依族和泰族社区），初始样本318个，清理后有效样本292个（低意识组150，先验意识组142）。
**研究结果**
**4.1 当地居民气候变化适应感知的影响因素**
BBN结构学习结果显示，气候变化意识在两组之间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依赖网络。
**(a) 无气候变化意识的地方居民组**
对于未听说过气候变化的受访者（低意识组），BBN呈现相对紧凑的结构，主要由风险感知（PE）和信念（BN）路径主导。民族（E）作为关键背景驱动因素，显著塑造感知模式和准备倾向。通过条件于民族的条件概率分布分析发现，四个节点表现出显著的民族异质性：流域洪涝淹没（PE-5）、自然灾害损害（PE-3）、自我保护准备（AI-3）以及自然灾害影响的不显著性信念（BN-4）。具体而言，泰族受访者对流域洪涝淹没的担忧最高（同意率71%），岱依族次之（51%），蒙族呈现两极分化，京族则多为中立。对于自然灾害损害，京族表现出最强的同质关切（同意率85%），而泰族反应最分散。自我保护准备方面，蒙族报告信心最低，京族相对较高。这些条件分布支持假说H2：在低气候变化意识下，民族显著影响感知形成和准备路径。
**(b) 有气候变化意识的地方居民组**
对于听说过气候变化的受访者（先验意识组），BBN结构显著扩展为六个相互关联的因素簇，反映多层次适应认知，且民族不再是核心解释节点。
- **因子1（收入与健康个体感知）**：感知到农业生产力下降（PE-8）、畜牧损失（PE-9）和储蓄减少（PE-7）与健康恶化（PE-11）紧密交织，公共健康关切（PE-10）成为连接灾害经历与家庭脆弱性的中心机制，支持假说H3a（气候灾害对生计和家庭经济的影响与健康影响正相关）。
- **因子2（农业家庭适应）**：农业转型（AI-4）与作物-畜牧多样化（AI-6）之间存在直接依赖关系，场景模拟表明AI-4是AI-6的关键控制节点，支持假说H3b（适应性能力评估中介感知风险与适应意愿之间的关系）。
- **因子3（社区层面准备）**：临时迁移（AI-5）、造林（AI-7）和饮用水保护（AI-8）构成顺序依赖，造林支持率最高（73%），且作为连接生计与环境适应的中介节点，AI-7显著影响AI-8。
- **因子4（地方发展政策）**：灾后援助（LA-5）直接影响灾害准备规划（LA-6），场景模拟证实当LA-5为正时LA-6后验概率显著增加，支持假说H3c（感知到的制度支持增加准备导向的适应决策可能性）。
- **因子5（土地利用不适应压力）**：建成区扩张（NA-1）直接影响商品作物扩张（NA-2），场景模拟显示同意NA-1将显著增加NA-2的后验概率，支持假说H3e（土地利用变化感知与不适应适应轨迹相关）。
- **因子6（气候沟通与社会学习）**：公开信息搜集（PH-1）和地方知识认同（PH-2）通过从邻居学习（ST-1）和建立关键响应导向（ST-2）间接影响模仿邻居活动（ST-3），场景模拟证实ST-1和ST-2为正时ST-3概率显著增加，支持假说H3d（社会学习与集体响应机制中介适应实践的扩散）。
**讨论总结**
研究人员在讨论中指出，本研究的方法论贡献在于将PMT与BBN整合，PMT提供理论构念，BBN建模概率交互，克服了纯探索性或纯验证性方法的局限。核心实证发现是：气候变化适应遵循一个两阶段逻辑，与气候变化意识紧密相关。低意识阶段，适应根植于直接、局部的环境压力经历，扎根于民族身份、定居地理和传统生计，准备更多由即时问题和外部援助期望驱动；高意识阶段，适应网络变得多维整合，涉及生计-健康感知、农业调整、生态系统保护、制度支持、社会学习等，民族不再主导，认知框架趋同。政策启示：低意识环境应优先实践性准备和本地化风险参与，强化制度信任；高意识环境需协调多层次干预，包括农业多样化、生态系统适应（如造林）、基础设施投资及社区学习网络。局限性包括BBN结果依赖于问卷设计，且网络结构不一定产生清晰分离的因子簇。
**研究结论翻译**
本研究通过将PMT与BBN整合，在不确定性下对适应认知进行建模，推进了对越南高地气候变化适应的理解。混合PMT-BBN框架连接了理论构念与概率建模，阐明了结构依赖和杠杆点。场景模拟通过捕捉网络传播效应而非孤立的边际影响，实现了透明的政策优先级排序。研究揭示了一个由气候变化意识条件化的两阶段适应逻辑。在低意识下，适应由灾害经验驱动，并被民族、生计地理和制度支持期望强烈中介；准备更多地取决于具体的灾害暴露和对金融与技术援助的信任，而非抽象的气候框架。一旦意识建立，适应结构变得多维且民族差异减弱，由生计-健康感知、农业重组、社区准备、制度可信度、土地利用治理和社会学习等相互关联的领域塑造。政策含义因意识阶段而异：低意识环境需要本地化的灾害沟通和强化的制度信任，而高意识环境则需要整合的多层次干预，连接健康沟通、农场重组、生态系统恢复、基础设施投资、土地利用监管和社区学习。总体而言，本研究为异质农村环境提供了一个可复制的分析框架，并强调了适应政策应与认知阶段和社会文化背景相匹配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