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Digital inclusion empowers urban green transformation: A perspective based o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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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社会参与潜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全球数字化迅速推进的背景下，数字包容作为推动城市绿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通过促进更广泛且更公平的社会参与发挥作用。研究人员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市2011—2023年的面板数据，从社会赋权视角实证评估数字包容对城市绿色转型
释放社会参与潜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全球数字化迅速推进的背景下，数字包容作为推动城市绿色转型的重要驱动力，通过促进更广泛且更公平的社会参与发挥作用。研究人员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市2011—2023年的面板数据，从社会赋权视角实证评估数字包容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并阐明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包容显著促进城市绿色转型。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外围城市以及产业结构更为多样化的非资源型城市中，其赋能效应更加突出。进一步地，研究识别出人力资本阈值效应，即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会显著放大数字治理红利。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包容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发挥作用：一是通过强化信息传播形成非正式规制压力，二是通过提升公众参与增强社会问责。研究表明，数字包容构成环境治理的基础性支柱。因此，政策制定应优先弥合数字鸿沟，以动员社会力量并有效赋能城市绿色转型。
该文发表于《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围绕数字时代城市绿色转型的社会基础问题展开研究。研究背景在于，随着全球气候治理持续强化，城市已成为资源消耗、碳排放与低碳转型的核心场域。尤其在中国这样经历快速工业化与大规模城镇化的新兴经济体中，传统依赖要素扩张的粗放增长模式造成了明显的高碳锁定，城市能源消费已成为碳排放的重要来源。这一路径不仅加剧资源错配、环境超载等“城市病”，也与高质量发展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战略目标存在根本冲突。因此，推进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为突破资源环境约束、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然而，研究人员指出，仅有技术供给并不足以自动转化为广泛的治理成效。当前“数字鸿沟”已由早期的接入不平等演化为涵盖使用能力、技术技能与收益获取在内的多维差距，并在城乡、代际及社会经济群体之间不断固化，进而引发“数字排斥”。这种排斥一方面阻碍技术红利的公平分享，另一方面也削弱城市绿色转型所依赖的公众参与广度与治理深度。由于绿色转型本质上是一个高度依赖公共认知、社会协同与集体行动的系统性治理过程，如果缺乏数字包容所奠定的社会基础，技术驱动的转型就可能陷入效率增强而公平减损的治理困境。正是在此背景下，研究人员提出，应从社会赋权而非单纯技术效率的视角，重新审视数字化如何推动城市绿色转型。
现有研究更多强调数字技术提升生产率、优化资源配置、支持智慧城市或数字金融等供给侧效应，但较少关注数字包容的社会赋权属性，也缺乏对信息不对称缓解、集体行动成本下降等社会机制的系统识别。因此，该研究旨在回答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数字包容是否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绿色转型；其二，这种作用是否通过信息传播和公众参与等社会机制实现。围绕上述问题，研究人员构建了以社会赋权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将数字包容界定为兼具公平与效率双重属性的社会基础设施，并将公众由被动治理对象转变为主动治理参与者，从而揭示其如何通过自下而上的监督压力推动城市绿色转型。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使用中国284个地级市2011—2023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two-way fixed effects）模型，检验数字包容对城市绿色转型的总体影响，并纳入相关控制变量以提高识别稳健性。核心被解释变量为城市绿色转型水平，文中以CEI相关指标刻画；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包容综合指数（DESI）。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进一步开展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中介效应分析以及人力资本阈值识别，以系统评估数字包容的作用表现、适用情境及内在传导机制。样本来源为中国地级市年度面板数据，覆盖较长时期，能够较好识别数字包容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动态影响。
研究结果部分首先报告了“Baseline regression”即基准回归结果。研究人员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框架考察数字包容对城市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DESI的估计系数已具有显著性；随着控制变量逐步纳入，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和数量级保持稳健，显著性还由10%水平提升至1%水平。这表明数字包容能够显著改善城市绿色转型表现。结合结论部分的表述，研究人员进一步指出，数字包容的提升显著降低CEI，从而促进城市绿色转型。这一发现构成全文最核心的经验结论，即数字包容不仅是数字发展议题，也已成为绿色治理的重要制度与社会条件。
在“Conceptual evolu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connotations of digital inclusion”部分，研究人员回溯了数字包容的理论演进。该概念起源于对“数字鸿沟”的关注，并经历了从技术接入到结果公平、再到使用成效与社会融入的拓展。早期研究主要将数字鸿沟理解为不同群体在数字基础设施和设备可及性上的差异，政策重点放在普遍接入与基础设施建设；而后，研究视角逐步扩展至能力建设、使用质量、社会参与及结构性障碍消除。这一理论梳理为全文后续分析奠定基础：数字包容并非单一的技术接入概念，而是一个涉及机会公平、能力提升和治理参与的多维体系。正因为其具有这种多维属性，数字包容才可能对城市绿色转型产生深层次的制度和社会效应。
在“Regression model”部分，研究人员正式构建了经验分析模型。以城市和年份为双重维度，设定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用于检验假说H1，即数字包容促进城市绿色转型。模型中，城市绿色转型水平作为因变量，数字包容综合指数（DESI）作为核心自变量，并控制一系列可能影响城市绿色转型的因素，同时加入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以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和共同时间冲击。该模型设计体现出较强的计量识别意识，能够较为有效地排除遗漏变量偏误对结论的干扰。
在异质性分析中，研究人员发现数字包容的作用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在不同区域和城市类型之间表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而言，中西部地区、外围城市以及非资源型城市中，数字包容对绿色转型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研究人员据此指出，数字包容具有明显的“补缺口”效应，即在治理能力相对较弱、制度资源相对不足或产业结构更需优化的地区，数字包容更能发挥其社会赋权价值。这一发现修正了“数字红利主要流向发达地区”的单向认知，说明数字包容并非只能服务于中心城市和优势地区，相反，它还能够作为缩小区域治理差距、推动协调绿色发展的重要工具。
研究进一步识别出显著的人力资本阈值效应。也就是说，数字包容并非在所有条件下都以相同强度发挥作用；当城市人力资本水平较高时，数字治理红利会被显著放大。这一结论表明，数字包容的成效不仅取决于技术可及性，还取决于社会主体是否具备理解、使用和转化数字工具的能力。换言之，数字包容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只有当公众具备一定教育、技能与认知基础时，数字工具所承载的信息传播、协同行动与社会监督功能才能更充分释放。因此，提升人力资本是放大数字包容绿色治理效应的重要前提。
在机制分析部分，研究人员重点检验了两条中介路径。第一条路径是信息传播。研究认为，数字包容能够降低环境信息获取门槛，扩大信息扩散范围，提高环境问题的公众可见度，从而形成一种基于舆论、声誉和社会监督的非正式规制压力。借助更普遍的数字接入、更便捷的信息渠道和更强的传播能力，公众与社会组织能够更及时地识别、讨论和反馈环境问题，进而促使相关治理主体提高环保响应与治理投入。由此，数字包容通过强化信息传播机制，为城市绿色转型提供了持续的外部监督与社会约束。
第二条路径是公众参与。研究人员指出，城市绿色转型不仅需要政府自上而下推动，也依赖公众、社区和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数字包容通过降低表达成本、组织成本和协调成本，减少集体行动中的摩擦，使社会成员更容易参与环境监督、公共讨论和绿色治理实践。公众参与程度提升后，社会问责机制得以强化，政府和相关主体面临更高水平的公共责任约束。这种社会问责并非正式行政命令，而是一种由公众持续参与和共同监督所形成的治理力量。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包容正是通过这种参与成本下降与问责强化的路径，进一步推动城市绿色转型。
从整体上看，研究结果共同说明，数字包容并不仅仅是数字技术普及程度的体现，更是一种支撑环境治理的基础性社会结构。它能够将技术能力转化为公众能力，将信息优势转化为监督优势，将连接性转化为协同性，从而为绿色转型提供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与治理合力。这种分析突破了仅从技术效率和资源配置层面理解数字化绿色效应的传统路径，转而强调需求侧、社会侧和治理侧的传导机制，拓展了城市绿色转型研究的解释框架。
在讨论层面，研究人员强调，绿色转型作为系统性公共治理工程，离不开公众认知、社会共识与广泛参与。若数字化过程缺乏包容性，数字技术就可能只服务于少数具备资源与能力的群体，使原本用于提升治理效能的工具反而加剧社会分化，削弱环境治理的公平性与可持续性。该研究通过经验分析表明，数字包容能够有效弥合这种裂隙，使数字技术真正转化为环境治理中的公共资源和社会基础设施。尤其是在治理能力相对薄弱地区，数字包容展现出更强的赋能效果，这意味着通过缩小数字鸿沟，可以为区域协调绿色发展提供新的政策抓手。
研究结论部分可概括并译述如下：基于2011—2023年中国284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系统评估了数字包容在推动城市绿色转型中的作用表现、异质性特征与内在机制。第一，数字包容显著促进城市绿色转型，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包容水平提升会显著降低CEI，相关结论在多种检验下保持稳健。第二，数字包容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外围城市以及非资源型城市中表现更强，显示出显著的包容性治理价值和“补缺口”效应。第三，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显著放大数字治理红利，说明人力资本是释放数字包容环境治理效应的重要条件。第四，数字包容主要通过两条机制发挥作用，即通过增强信息传播形成非正式规制压力，以及通过提升公众参与强化社会问责。总体而言，研究表明数字包容是环境治理的基础性支柱，政策上应优先弥合数字鸿沟，激发社会力量，夯实城市绿色转型的社会基础。
这项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数字化与绿色转型之间的关系从单一技术效率逻辑拓展至社会赋权逻辑，强调数字包容在环境治理中的制度与社会价值。其贡献不仅体现在理论框架创新，也体现在对信息传播、公众参与两条微观社会机制的经验证实，以及对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类型包容性效应的揭示。对于正在推进数字化和绿色低碳转型并行战略的城市而言，该研究提供了清晰的政策启示：只有将数字公平、能力建设和公众参与纳入治理体系，数字技术才能真正服务于包容、协调且可持续的城市绿色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