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A Review of Western Australian Researchers’ Contributions to Understanding Cancer Prevention and Outcomes in Aboriginal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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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利亚（WA）原住民的癌症结局较非原住民澳大利亚人更差，在癌症筛查参与率、较晚分期诊断以及较低生存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叙述性综述在选定范围综述方法的支持下，考察了2000年至2024年间由WA研究人员贡献的69项同行评议研究，以增进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理解
西澳大利亚（WA）原住民的癌症结局较非原住民澳大利亚人更差，在癌症筛查参与率、较晚分期诊断以及较低生存率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叙述性综述在选定范围综述方法的支持下，考察了2000年至2024年间由WA研究人员贡献的69项同行评议研究，以增进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理解并为其应对提供依据。反复出现且亟需关注的问题包括：促进医疗保健中的文化安全（cultural safety）；解决癌症照护中的障碍与不平等；提升癌症筛查与认知；加强教育与沟通；强化支持系统与照护导航；改善治疗可及性与结局；以及提升卫生人力能力。针对上述挑战、以改善WA原住民癌症照护与结局的建议包括：处理癌症照护中的障碍与差异；促进有效教育、沟通和文化适宜性支持；加强癌症筛查参与及认知促进举措；改善癌症治疗可及性与治疗结局；强化政策及系统层面干预；在癌症历程全过程中支持家庭与社区；并建设研究能力与数据收集体系，以指导原住民及社区主导的倡议。这些建议表明，需要多层级干预，从赋能原住民个体和强化社区，到改进服务提供并推动系统性改革。总体而言，本叙述性综述为未来以公平（equity）为导向、旨在改善WA及其他地区原住民癌症结局的研究、政策与实践提供了依据。
1. Introduction
癌症仍然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人群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与非原住民人群相比，其癌症发病、死亡及生存结局持续存在差距。文中指出，原住民更可能在较晚分期被诊断为癌症，且生存率较低。在西澳大利亚，原住民在确诊时更常处于晚期，并且诊断后五年死亡率较非原住民高出约20–30%。这些结局不仅与生物医学因素有关，也与社会、文化及制度性不平等等外在因素相关，后者会影响筛查、早期发现、治疗和支持性癌症照护的可及性。文章进一步指出，地理隔离、经济困难、服务供给与社区期望之间的文化鸿沟，以及原住民在卫生人力和决策过程中的代表性不足，共同构成了不平等的重要来源。由于WA地域广阔，许多原住民居住于农村和偏远地区，因此在获得癌症治疗服务时往往需要长距离转运，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额外的情绪与经济负担。主流卫生服务中对文化安全（cultural safety）和文化回应性（cultural responsiveness）的不足，也削弱了原住民群体对筛查和治疗过程的信任与参与。基于此，本文所报告的叙述性综述旨在系统梳理2000—2024年与WA原住民癌症经历相关的研究，既总结既有知识与既往建议，也为未来研究、政策和投资重点提供依据，并强调应以原住民声音与知识体系为中心。
2. Materials and Methods
本综述采用叙述性综述框架，并结合选定的范围综述方法，对2000年至2024年8月期间WA研究人员的学术贡献进行检视。文献检索数据库包括PubMed、CINAHL、Cochrane Library、Australian Indigenous HealthInfoNet和Google Scholar，检索策略综合了医学主题词（MeSH）与关键词，如“Aboriginal”“cancer”“Western Australia”“screening”“treatment”“support”等。纳入标准包括：研究以英文发表，时间范围为2000—2024年；聚焦WA的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或研究团队中包含WA研究者；以及内容与癌症照护连续体（cancer care continuum）的任一环节相关。文章特别将“由西澳大利亚研究人员主导或参与”设定为界定性标准，尽管作者承认研究者所属机构与研究地理焦点并不总是完全一致，但这一标准有助于突出WA学术共同体在全国原住民癌症结局研究中的特定贡献与影响。
2.1. Data Synthesis and Analysis
数据综合采用归纳性主题综合（inductive thematic synthesis）方法，从纳入的69项研究中识别反复出现的优先议题。为保证方法学严谨性，综述过程借助Covidence平台管理，并采用两阶段独立筛选方案。首先由3名研究人员独立审阅标题和摘要，其后由2名研究人员独立完成全文评估，并通过团队讨论解决分歧，在信息提取前达成100%一致。全文筛选后的排除标准主要包括：未聚焦原住民人群、与癌症无关、或并非同行评议期刊论文。研究团队使用结构化提取模板记录研究特征、目标人群、癌症焦点、研究方法、主要发现和建议，为后续主题分析提供基础。
2.2. Coding Procedure
在编码程序方面，两位作者对各研究的建议及主要发现进行审阅，并将其归入关键主题。随后，更广泛的研究团队对这些主题进行讨论、修订与定稿，以确保主题之间逻辑一致且能够真实反映证据基础。建议提取采用开放编码（open coding）过程，将每篇论文中的行动导向性表述记录于标准化矩阵之中，并在后续迭代中归并为更宽泛的描述性主题。该过程并未预先设定理论框架，因此最终形成的七个关键领域是从数据中自然生成的，体现了WA原住民癌症研究图景中的核心议题。由于本研究仅基于已公开发表文献，故无需伦理审批。
3. Results
研究最终纳入69项符合标准的文献。整体结果显示，WA研究人员在原住民癌症相关研究领域已形成相对丰富的证据基础，覆盖癌症预防、筛查、治疗、支持性照护及结局等多个环节。研究采用的方法较为多样，但总体上以观察性研究为主，干预性研究相对较少，这一特征也提示现阶段证据更擅长识别问题与提出建议，而在验证系统性解决方案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3.1. Study Characteristics
在纳入的69篇论文中，28篇（40%）采用定性方法，28篇（40%）采用定量方法，10篇（17%）为综述性研究，另有3篇为混合方法研究。就地理分布而言，多数研究专门聚焦WA，少数研究同时涉及WA及其他州，另有部分研究在全国范围内报告结果。受研究最多的人群是癌症患者中的原住民个体，同时还有部分研究涉及照护者、卫生专业人员和更广泛的人群。总体来看，研究样本与研究议题均以WA语境中的原住民癌症经历为主轴，显示该地区研究共同体对地方性健康不平等问题的持续关注。
3.2. Focus Areas of Research
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癌症照护中的障碍与不平等、教育与沟通、癌症筛查与预防、发病率与死亡率，以及癌症治疗与结局等领域。仅有13项研究描述或评估了干预措施，且多数干预属于教育类或医学类，另有少量支持性照护、预防、生活方式、社区社会路径及其他类型干预。年龄层面上，许多研究并未明确限定年龄组；在明确报告者中，成人和老年人群更常被纳入，而儿童与青少年相关研究相对较少。这表明现有研究虽已覆盖癌症照护连续体多个层面，但在特定生命历程阶段和干预实施研究方面仍存在不足。
3.3. Key Areas Identified
对69项研究的分析识别出七个与改善原住民癌症照护结局相关的关键领域，即：解决癌症照护中的障碍与不平等；促进有效教育、沟通和文化适宜支持；增强癌症筛查参与和认知倡议；改善癌症治疗可及性与结局；强化政策和系统层面干预；在癌症历程中支持家庭与社区；建设研究能力与数据收集体系，以指导原住民和社区主导的倡议。这些领域共同反映出，原住民癌症不平等并非单一医疗技术问题，而是深度嵌入服务组织、文化匹配、地理分布、资源配置和治理结构中的复合性问题。
3.4. Summary of Recommendations
综合各研究建议后，文章进一步提炼出若干核心优先事项，包括：将原住民健康优先事项嵌入政策；扩展原住民主导的支持网络；因地制宜设计筛查举措；将原住民患者导航员（Aboriginal Patient Navigators, APNs）和原住民联络官（Aboriginal Liaison Officers, ALOs）整合进照护团队；以及加强原住民在治理和研究中的参与。远程医疗（telehealth）与居家照护（home-based care）也被识别为改善偏远地区服务可及性的有效策略。总体而言，这些建议强调应采取整体性、社区主导的路径，将政策、服务提供与扎根于文化的实践整合起来，以实现更具文化安全性、可及性和回应性的癌症照护。
4. Discussion
讨论部分指出，尽管WA研究人员已持续积累大量关于原住民癌症照护体验与结局的证据，但核心缺口仍在于如何将这些知识转化为可持续的系统性改变。原住民在癌症照护连续体上的不利处境——包括晚期诊断、筛查参与率偏低以及获得及时且具文化安全性的治疗机会不足——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扭转。这表明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证据是否充分，而在于制度层面的执行、资源投入和治理模式是否真正响应了既有研究提出的方向。
文中强调，文化安全（cultural safety）是改进原住民癌症照护的核心原则，但其在临床环境中的落实仍不一致。将ALOs与APNs纳入照护团队，被认为是增强信任、改善沟通和提升照护连续性的具体且有效的做法。与此同时，长距离出行、经济压力、健康素养不足和服务体系碎片化等结构性与系统性障碍，仍持续阻碍原住民及时获得癌症照护，尤其是在偏远地区更为突出。许多患者必须因治疗而迁居，离开家庭和社区支持网络，由此带来情绪困扰以及与“Country”联系的丧失。远程医疗被认为有助于减轻后勤负担，但必须在地方社区参与下，以文化适宜方式实施。
在筛查与预防方面，原住民的癌症筛查参与率显著低于非原住民群体。综述发现，经文化调整的教育材料、由原住民主导的健康促进活动，以及将筛查整合进初级卫生保健场景，均有助于提升参与度。社区共同设计（co-design）和原住民卫生工作者的参与，对于使国家筛查项目适配地方需求至关重要。文章同时指出，风险分层筛查等较新的筛查策略在原住民卫生情境中的应用仍不足，这构成未来值得投资的重要领域。
在教育与沟通层面，对医疗系统的不信任，再加上语言和文化差异，持续影响原住民对癌症防治服务的理解与参与。多项研究强调需要采用通俗语言、口译服务以及反映原住民健康、疾病与疗愈观念的文化相关教育资源。面向原住民卫生专业人员的定制化培训项目，则被证明能够提升卫生人力队伍的能力和信心，进一步说明原住民特异性健康教育在队伍建设中的价值。文中还提及，近期另一项叙述性综述再次证实了文化定制、共同设计、咨询协作、能力建设、地方所有权与赋权、与现有卫生系统整合以及灵活的多路径方法的重要性，同时指出许多提升癌症健康素养的努力尚未经过充分评估。
支持系统，尤其是扎根于原住民社区结构的支持系统，被认为对改善结局至关重要。原住民主导的癌症支持网络为患者提供了同伴支持、情感援助和实践性帮助，体现出文化安全空间的重要性。然而，这些网络往往受到资金不稳定的限制，影响其覆盖范围和可持续性。若能将其制度化并嵌入卫生系统，将有助于更稳定地提供文化安全照护。
治疗结局不仅取决于照护质量和时效性，也受到患者能否在文化上陌生的体系中顺利导航的影响。主流照护模式往往未能充分纳入原住民语境下的整体性照护观，即同时关注情绪、精神和社区福祉。少数研究记录了将传统疗愈实践与生物医学治疗相结合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提示尊重原住民健康观并在照护路径中提供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卫生人力发展仍是关键议题，尤其是提高原住民在卫生治理和服务提供中的代表性。原住民工作人员能够提供文化专长、发挥倡导作用并增强服务可及性，但目前原住民在治理岗位中的代表性仍然不足，且仅有少数服务机构将原住民健康优先事项嵌入组织战略。与国家框架如《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癌症最优照护路径》（Optimal Care Pathway for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 with Cancer）保持一致，被认为与结局改善相关，但实际采纳程度仍然有限。
文章最后指出，许多十多年前提出的建议在近期研究中反复出现，说明“证据—实施”转化缺口依然明显。其成因包括长期资金不足、原住民领导和决策参与未能充分实现，以及对进展监测和结局评估的机制薄弱。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多部门协调响应，并将原住民声音置于研究、服务设计和政策制定的中心。同时，还应将住房、收入、教育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等更广泛的社会决定因素纳入癌症预防与照护干预之中，并确保数据系统能够准确识别原住民身份，以便持续监测和纠正不平等。
5. Conclusions
结论部分强调，本综述所汇集的大量知识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服务提供者和资助方应对原住民癌症结局差距提供明确依据。许多发现与建议的持续重复表明，零散式、短期化干预难以带来持久改变，亟需转向长期投资于文化安全、社区主导及系统层面的综合路径。未来重点应包括共同设计并实施有针对性的癌症教育活动、强化能够提供癌症相关服务的原住民卫生队伍，以及支持优化转诊和治疗路径的服务创新。文章主张从孤立的干预模式转向持续性、社区主导和系统层面的响应，通过将文化安全嵌入卫生服务、强化原住民卫生领导力，并投资于共同设计的照护模式，以缩小癌症差距并推进WA乃至全澳原住民的健康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