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Gender Differences in On-Site and Online Gambling Among Finnish Adolescents: Associations with School-, Family-, and Peer-Related Factors and Other Risk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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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赌博正日益成为一项公共卫生问题，因其机会在实体与数字环境中持续扩展。本研究旨在考察芬兰青少年现场（on-site）与在线（online）赌博参与中的性别差异，并评估其与学校参与（school engagement）、家庭背景（family context
青少年赌博正日益成为一项公共卫生问题，因其机会在实体与数字环境中持续扩展。本研究旨在考察芬兰青少年现场（on-site）与在线（online）赌博参与中的性别差异，并评估其与学校参与（school engagement）、家庭背景（family context）、同伴活动及共现风险行为之间的关联。数据来源于2024年欧洲学龄儿童酒精及其他药物调查项目（European School Survey Project on Alcohol and Other Drugs, ESPAD），受访者为3294名15–16岁芬兰青少年（男生：n = 1706；女生：n = 1588）。研究人员采用Rao–Scott卡方检验、F检验及多项逻辑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过去12个月赌博行为的关联，并检验性别交互作用。结果显示，男生赌博参与率显著高于女生：7%的男生仅参与现场赌博，3%仅参与在线赌博，11%两者兼有；女生相应比例仅为0–2%。逃学（truancy）、休闲时间与朋友外出、危险性行为（risky sexual behavior）及问题性物质使用（problematic substance use）与两种赌博类型的增加几率相关，而父母监护（parental monitoring）则与降低几率相关。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problematic social media use）增加了现场赌博的几率，而问题性游戏使用（problematic gaming）则降低了该几率。在线赌博的多项关联存在性别差异。这些发现支持了针对家庭、学校、同伴及行为风险因素的多层次预防策略。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青少年期是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关键发展阶段，以生物、社会、心理及经济层面的多维发展为特征。这一时期伴随着自主性增强与新体验吸引力提升，风险行为倾向显著升高。早期赌博参与尤为令人担忧，因为未成年人赌博会增大日后发展为赌博问题（gambling problems）的风险。当代青少年不仅面临传统现场赌博形式的接触——在芬兰主要指杂货店、百货商场及加油站的投币式游戏机——还日益面临快速增长的网络赌博机会，尽管法律明令禁止未成年人参与博彩活动。
研究指出，尽管芬兰青少年赌博率低于欧洲平均水平（2024年数据：芬兰青少年现场赌博率为9.8%，在线赌博率为7.3%，而欧洲相应比例为19.4%和14.5%），但男孩参与率显著高于女孩，且性别差异在两种赌博形式中均表现明显。男孩更常使用实体空间的角子机及境外离岸赌博网站。此前研究虽确认男性性别是青少年更高赌博参与和问题赌博最一致的预测因素之一，但关于性别差异是否延伸至赌博动机、社会参与情境及赌博相关危害易感性等方面，仍需深入探讨。此外，青少年通过广告、体育内容及嵌入赌博机制的数字游戏等多渠道广泛接触赌博内容，加之家庭环境中父母行为的示范作用，共同促使赌博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正常化（normalization）。同伴环境同样通过信息传递、社交鼓励及在线平台影响强化赌博相关规范。与此同时，赌博常与物质使用、问题性社交媒体或游戏使用及危险性行为等其他风险行为共现，形成青春期风险行为聚类（clustering of risk behaviors），也可置于问题性互联网使用（Problematic Usage of the Internet, PUI）框架下理解——在线赌博、游戏及社交媒体使用作为相互关联的在线活动，可能共享心理社会机制。
鉴于在线渠道快速扩张而相关研究不足，本研究旨在考察芬兰青少年现场与在线赌博的相关因素，重点分析三个方面：（1）青少年现场与在线赌博参与的性别差异；（2）学校参与、家庭背景、同伴活动及共现风险行为与现场/在线赌博的关联；（3）上述关联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2024年春季收集的ESPAD芬兰数据，样本为出生于2008年的全国代表性横断面样本。目标人群为接受常规教育、在调查当年满16岁且调查当日到课的在校学生，排除特殊学校学生及无法以芬兰语或瑞典语作答者。抽样采用两阶段系统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法（probability-proportional-to-size sampling），以NUTS 2区域为分层单位、学校为聚类单位，通过在线问卷在课堂环境中完成，学生自愿参与并确保匿名，学校参与率与学生应答率均约为90%。经数据清理后，最终分析样本为3294人。
因变量为过去12个月的赌博参与情况，包括现场赌博、在线赌博及两者兼具三种类型，依据频率题项编码为二分变量。自变量涵盖：接受高中教育意向、逃学情况、父母监护（以父母对周五晚间行踪的知晓程度测量）、危险性行为、问题性物质使用（酒精、大麻、烟草及尼古丁产品使用的综合指数）、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与问题性游戏使用（各为0–3分的筛查指数）、每周外出与朋友活动频率，以及基于家庭经济状况主观评价的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代理指标。统计分析首先采用Rao–Scott卡方检验及F检验分析背景因素与赌博的关联；继而建立多项逻辑回归模型，计算调整后的优势比（adjusted odds ratio, AOR）及95%置信区间，并检验变量与性别的交互效应。所有分析均通过SAS EG 8.5的调查程序（survey procedures）校正学校层面的聚类效应。
**研究结果**
**赌博参与的人口学特征**
表1显示，在过去12个月参与赌博的青少年中，志向高中者比例较低，逃学者较多；父母对非赌博者行踪知晓度更高。赌博者中危险性行为、问题性物质使用、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及问题性游戏使用的报告率更高，与朋友外出休闲活动也更频繁。上述结果在男女中一致，但女生的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和游戏使用未显示显著差异。
**现场与在线赌博的性别差异**
表2数据表明，男孩的现场与在线赌博参与率均显著高于女孩。由于仅参与现场或仅参与在线赌博的女生人数过少，后续分析将现场赌博定义为"现场赌博（仅现场或兼在线）"、在线赌博定义为"在线赌博（仅在线或兼现场）"。
**现场赌博的相关因素**
表3a显示，调整所有研究变量后，男孩的现场赌博几率约为女孩的近10倍。未发现性别与其他自变量的显著交互效应，表明各因素对现场赌博的影响在男女间相似。接受高中教育意向与现场赌博无显著关联；逃学增加现场赌博几率（AOR = 1.42）。较低和较高家庭SES均与现场赌博增加相关（AOR分别为1.81和1.65）。父母监护与现场赌博降低相关（AOR = 0.64），而与朋友外出休闲活动则增加几率（AOR = 1.39）。危险性行为（AOR = 1.70）及物质使用（AOR = 1.30）亦与现场赌博增加相关。此外，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增加现场赌博几率（AOR = 1.18），而问题性游戏使用则降低该几率（AOR = 0.83）。
**在线赌博的相关因素**
表3b显示，调整所有变量后，男孩的在线赌博风险为女孩的14倍以上。接受高中教育意向与在线赌博无显著关联，但逃学增加其几率（AOR = 1.45）。较低和较高家庭SES均与在线赌博增加相关（AOR分别为1.89和1.80）。父母监护与在线赌博降低相关（AOR = 0.65），与朋友外出休闲活动增加几率（AOR = 1.23）。危险性行为（AOR = 1.80）及问题性物质使用（AOR = 1.41）亦增加在线赌博风险。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和游戏使用与在线赌博无显著关联。
性别与学校因素存在显著交互作用：接受高中教育意向（p = 0.0201）和逃学（p = 0.0404）对在线赌博的影响因性别而异。据此进行性别分层分析（表4）：男孩中上述预测因素仍显著；女孩中仅逃学和物质使用保持显著关联，提示女孩的风险路径更为狭窄且具选择性。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基于大样本芬兰青少年数据，揭示了现场与在线赌博参与中的性别差异及相关因素。结果表明，过去一年参与赌博的青少年更可能从事危险性行为、物质使用和逃学，且报告较低水平的父母监护。这些模式在男女中均有体现，表明赌博与更广泛的心理社会脆弱性相关，并非孤立行为。
赌博与学校脱离、父母控制薄弱及同伴中心非结构化休闲活动的聚类，与既往研究一致。值得注意的是，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和游戏使用与赌博关联的性别缺乏差异，提示这些行为虽在青少年中流行，但与其一般赌博行为的关联尚不明确，可能因赌博方式而异。
现场与在线赌博遵循部分不同的模式。尽管男孩两种赌博参与率均更高，但性别差距在在线赌博中尤为突出。大多数社会和行为因素与现场赌博的关联无性别差异，提示男孩女孩的现场赌博可能受类似机制驱动。
多种情境因素与两种赌博形式均相关：逃学、与朋友闲逛及其他风险行为（物质使用、危险性行为）与赌博参与稳定关联，支持青少年赌博作为更广泛问题行为模式组成部分的观点。同伴群体归属及赌博/游戏相关在线社区可能通过社会认同和在线"信息茧房"（identity-bubble）过程强化赌博行为。父母监护则显示潜在保护作用，父母对子女行踪的知晓度越高，两种赌博几率越低。
模式特异性方面，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与现场赌博正相关，而问题性游戏使用与其负相关；在线赌博则无此关联。这提示不同数字休闲活动与赌博参与的关系存在差异。
性别分层分析进一步揭示分化：男孩在线赌博的预测因素与整体分析一致；女孩仅逃学和物质使用显著，提示更狭窄的风险路径。学校因素与在线赌博的性别交互作用显著——对男孩，在线赌博更嵌入学校脱离的广泛特征；对女孩，则可能受其他未测量的心理社会动态影响。Hing等人强调，远离赌博受多重社会环境影响，包括同伴和父母劝阻、获取限制，以及通过金融素养和媒体意识培养形成的关键态度；不赌博青少年常具备爱好、可信赖成人及理性赌博信念等保护因素组合。
研究结论指出，青少年赌博与更广泛风险行为模式及社会影响因素紧密相连。现场和在线赌博在男孩中均显著更常见，且与逃学、危险性行为、物质使用及同伴中心休闲活动相关。父母监护是一致保护因素；问题性游戏使用与现场赌博负相关，但与在线赌博无关。性别分层分析表明，通向赌博的路径在男孩女孩间可能存在差异，凸显了针对性预防、纵向研究及干预探索的必要性。这些发现强调了多层次预防策略的重要性：在家庭、学校和同伴层面强化保护因素，同时应对获取途径、广告和赌博正常化等结构性影响。随着赌博机会日益融入数字环境，持续研究和积极公共卫生行动对保护青少年免受赌博相关危害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