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Coping as a Pathway Linking Religiosity and Spirituality to Mental Health and Early Cardio-Cerebrovascular Risk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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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抑郁、焦虑和压力等心理健康障碍在大学生中日益流行，并促成长程心脑血管疾病（CCVD）风险。然而，在东南亚多元文化背景下，针对心理健康、CCVD风险因素以及宗教性/灵性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仍然有限。方法：本横断面研究纳入马来西亚半岛医学与健康科学专业的484
背景：抑郁、焦虑和压力等心理健康障碍在大学生中日益流行，并促成长程心脑血管疾病（CCVD）风险。然而，在东南亚多元文化背景下，针对心理健康、CCVD风险因素以及宗教性/灵性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仍然有限。方法：本横断面研究纳入马来西亚半岛医学与健康科学专业的484名本科生，考察上述关系。采用抑郁、焦虑与压力量表（DASS-21）评估心理健康状态，同时评估与早期CCVD易感性相关的自报临床指标。宗教性与灵性分别采用杜克大学宗教指数（DUREL）、简式宗教应对量表（Brief RCOPE）、灵性量表（SS）和灵性应对问卷（SCQ）测量。结果：观察到重度焦虑占50.4%、抑郁占29.3%、压力占21.1%的高患病率，且这些结局在族群、宗教和学术项目之间存在显著关联。较高水平的宗教性和灵性通常与更好的心理健康结局相关。然而，应对方式被识别为调节宗教性/灵性与心理健康结局关系的关键修饰因素，其中消极宗教应对与更严重的心理困扰相关，而积极应对显示出混合性关联及部分中介效应。心理健康较差的学生同时表现出更高的CCVD风险负担。结论：上述发现强调，在促进学生福祉时，采取文化敏感且兼顾灵性维度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这篇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的论文聚焦马来西亚大学生心理健康、宗教性、灵性、应对机制与早期心脑血管疾病（CCVD）风险之间的关联。研究背景在于，大学生尤其是医学与健康科学专业学生承受较高学业负荷、绩效期待和临床情绪压力，抑郁、焦虑与压力问题日益突出。既往研究提示，慢性心理困扰不仅损害学习和社会功能，还可能通过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HPA轴）失衡、自主神经稳态紊乱、内皮功能障碍及全身炎症等途径，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与此同时，宗教性与灵性在马来西亚这一多民族、多宗教社会中深度嵌入日常生活与身份认同，可能成为重要的心理社会资源，但其究竟如何通过应对机制影响心理健康，并进一步关联早期CCVD易感性，仍缺乏东南亚情境下的系统证据。因此，开展本研究具有明确的公共卫生意义：既能补充非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证据，也有助于为大学生心理健康促进及慢性病早期预防提供整合性思路。
研究人员采用路径导向的生物—心理—社会框架，提出宗教性与灵性并非仅直接影响心理健康，而是通过不同类型的宗教/灵性应对机制发挥作用，并可能进一步关联早期CCVD风险指标。研究目标包括：考察宗教性、灵性与抑郁、焦虑、压力之间的关系；分析积极与消极宗教/灵性应对的中介作用；并探索心理健康与自报CCVD相关风险指标之间的联系。研究结果显示，样本中心理困扰负担较重，尤其焦虑水平极高；较高宗教性与灵性总体上与更低心理困扰相关，但这种关系受应对方式显著影响。积极宗教应对在宗教性与压力、焦虑之间表现出部分中介作用，而消极宗教应对则稳定地与更高心理困扰相关。灵性方面，积极与消极灵性应对在灵性与抑郁之间均显示显著中介作用，消极灵性应对还中介了灵性与压力、焦虑的关系。研究还发现，心理健康较差者往往具有更高的早期CCVD风险负担，提示心理困扰可能是心脑血管易感性的上游决定因素。整体而言，论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强调：在大学生健康促进中，应将心理健康筛查、生活方式与早期CCVD风险识别，以及文化敏感、灵性知情的干预策略相结合。
研究方法方面，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样本来自马来西亚半岛各高校医学与健康科学相关专业本科生，共纳入484份有效数据。研究使用自填式电子问卷收集社会人口学资料、临床资料及家族史；采用DASS-21测量抑郁、焦虑和压力；采用DUREL评估宗教性，Brief RCOPE评估积极宗教应对（P-RCOPE）和消极宗教应对（N-RCOPE）；采用SS评估灵性，SCQ评估积极灵性应对（P-SCQ）和消极灵性应对（N-SCQ）。统计分析包括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决策树分析（DTA）、多元线性回归以及基于PROCESS Macro 4.1、10,000次自助法（bootstrap）重抽样的中介分析。
在研究结果部分，论文按照分析框架进行了分层呈现。
3.1. Clinical and Socio-Demographic Profiles
研究首先描述了484名学生的社会人口学与临床特征。样本平均年龄为21.26岁，女性占80.2%，马来族占92.8%，穆斯林占95.2%，绝大多数未婚且不吸烟。学术项目以医学与健康科学、护理专业为主，一年级学生占比最高。这一部分说明了研究样本的人口学构成，并为后续心理健康差异分析提供背景。
3.2. DASS-21 Profiles
基于DASS-21，研究显示学生群体中中度至极重度心理困扰比例较高。抑郁方面，29.3%达到极重度；焦虑方面，50.4%达到极重度；压力方面，21.1%达到极重度。该结果直接表明，研究对象中心理健康负担突出，尤其是焦虑问题最为显著。
3.3. Association Between DASS-21 and Clinical/Socio-Demographic Profiles
通过卡方分析，研究发现族群与焦虑、压力显著相关，宗教与焦虑、压力显著相关，所学专业与抑郁、压力显著相关，婚姻状态与焦虑存在统计学关联。但论文强调，由于若干亚组样本量极不平衡，尤其是族群、宗教与婚姻状态类别稀疏，因此这些结果主要应视为探索性发现。这部分结果提示，大学生心理困扰并非均质分布，而受到人口社会学背景影响。
3.4. Associations Between DASS-21 Scores and CCVD-Related Risk Indicators
在临床变量中，慢性肾病与焦虑显著相关，重性精神疾病史与压力显著相关；而糖尿病、高血压治疗史、偏头痛、自身免疫性疾病等与DASS-21量表未见显著关联。该结果提示，部分身体疾病或严重精神疾病背景可能与心理困扰共存，但证据仍限于探索层面。
3.5. Predictor Importance and Decision Tree Analysis (DTA)
研究进一步采用决策树分析识别心理困扰的重要预测因子。结果显示，重性精神疾病是压力水平最重要的预测因子，其后为所学专业和族群；焦虑最重要的预测因子为婚姻状态，其后为族群；抑郁的主要预测因子为所学专业，但未观察到更多有意义的层级分裂。作者同时指出，部分变量因类别分布极不均衡，解释时需谨慎。此部分的价值在于揭示潜在的非线性关系与变量交互模式。
3.6. Association Between Religiosity and Religious Coping with DASS-21 and the Predictor Importance of CCVD-Related Risk Indicators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在压力模型中，P-RCOPE与N-RCOPE均与更高压力相关，而DUREL与更低压力相关；在焦虑模型中也呈现类似模式；在抑郁模型中，仅N-RCOPE与更高抑郁、DUREL与更低抑郁显著相关，P-RCOPE不显著。对于与CCVD易感性相关的临床指标，只有N-RCOPE与重性精神疾病呈显著正相关，而P-RCOPE和整体宗教性并未显示显著关联。该部分说明，宗教性总体可能具有保护性，但宗教应对具有双面性，尤其消极宗教应对与更差心理健康关系稳定。
3.7. The Mediating Role of RCOPE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Religiosity, DASS-21, and CCVD-Related Risk Indicators
中介分析是本研究检验核心假设的关键。结果表明，在宗教性与压力、焦虑之间，P-RCOPE存在显著间接效应，提示积极宗教应对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而N-RCOPE对这两条路径均未表现出显著中介效应。对于抑郁，P-RCOPE的间接效应较弱且置信区间跨越零，N-RCOPE亦无显著中介作用。对于重性精神疾病等CCVD风险相关临床指标，宗教应对未表现出有意义的中介作用。该部分说明，宗教性影响心理困扰的路径并不单一，其中积极宗教应对对压力和焦虑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对抑郁与CCVD相关指标的中介证据有限。
3.8. Association Between Spirituality and Spiritual Coping with DASS-21 and the Predictor Importance of CCVD-Related Risk Indicators
关于灵性，多元回归结果显示，N-SCQ是更高压力、焦虑和抑郁的重要预测因子；P-SCQ与更低焦虑和抑郁显著相关，提示一定保护作用；而总体灵性水平在各心理健康模型中并非显著预测因子。对于CCVD风险相关指标，灵性及其应对维度均未显示显著预测作用。该结果表明，相比抽象的灵性水平本身，灵性应对方式更能解释心理困扰差异。
3.9. The Mediating Role of SCQ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pirituality, DASS-21, and CCVD-Related Risk Indicators
中介分析显示，在灵性与压力、焦虑的关系中，N-SCQ存在显著中介作用，而P-SCQ间接效应不显著；在灵性与抑郁的关系中，P-SCQ与N-SCQ均表现出显著中介作用。这说明灵性既可能通过建设性意义建构产生保护作用，也可能通过存在性挣扎、内疚或与超越信念的疏离而加重心理困扰。对于重性精神疾病等CCVD风险相关指标，总效应虽显著，但通过P-SCQ与N-SCQ的直接与间接路径均不稳定，提示灵性应对在连接灵性与CCVD风险方面的作用较弱且证据有限。
讨论部分围绕路径模型进行整合。研究认为，本研究部分支持“宗教性/灵性—应对机制—心理健康—早期CCVD易感性”的生物—心理—社会路径框架。宗教性与灵性并非简单地直接保护心理健康，而是取决于个体采用何种应对方式。适应性应对通常与更佳心理结果相关，失适应性应对则与更大心理困扰相联系。论文特别强调，需要区分宗教性与灵性两个概念，也要区分宗教应对与灵性应对，因为它们虽彼此重叠，却并不等同。对于马来西亚这样多宗教、多文化的社会，这种概念区分尤为重要。论文还指出，尽管研究观察到心理健康较差者具有更高CCVD风险负担，但由于CCVD相关结局主要基于自报临床和家族风险指标，而非客观生理测量或标准化预测算法，因此有关心脑血管脆弱性的推论应保持谨慎。研究优势在于多个量表在该样本中内部一致性良好，且从文化和灵性维度补充了大学生心理健康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自报数据可能存在偏倚、样本女性与马来族占比过高、部分亚组样本稀少、CCVD指标较为间接，以及所用Brief RCOPE并非完全正式验证的马来语版本。
研究结论可译为：本研究为连接宗教性、灵性、应对机制与心理健康，并进一步关联早期CCVD风险指标的生物—心理—社会路径提供了证据。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宗教性和灵性通常与较低心理困扰相关，但其作用取决于应对方式：积极应对似乎有助于促进心理韧性，而消极应对则持续与较差的心理健康结局相关。中介分析进一步提示，应对机制是存在性信念影响心理福祉的关键路径。重要的是，心理困扰，尤其是在患有重性精神疾病的个体中，与更高的自报CCVD相关风险指标负担有关，这支持了心理健康作为心血管脆弱性上游决定因素的作用。所观察到的与性别相关的应对和困扰模式进一步强调了采取文化敏感和人口学敏感策略的必要性。总体而言，这些发现凸显了将灵性知情、循证的策略纳入整合性心理健康与非传染性疾病早期预防框架的潜力。针对失适应性应对并强化适应性灵性资源，可能是一条提升青年群体韧性并降低长期心血管风险的务实且具有文化相关性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