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患者心理弹性的潜在转变分析及其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一项纵向随访研究

《Frontiers in Oncology》: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of resilience in breast cancer patient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sense of meaning in life: a longitudinal follow - up study

【字体: 时间:2026年06月12日 来源:Frontiers in Oncology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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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乳腺癌是一种在女性中高度流行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年轻化发病趋势。疾病相关压力极易引发存在危机并降低生命意义感(sense of meaning in life)。然而,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弹性(resilience)是疾病适应的关键心理资源。然而,以往研究多采

  
背景:乳腺癌是一种在女性中高度流行的恶性肿瘤,且呈现年轻化发病趋势。疾病相关压力极易引发存在危机并降低生命意义感(sense of meaning in life)。然而,生命意义感与心理弹性(resilience)是疾病适应的关键心理资源。然而,以往研究多采用横断面设计,限制了阐明这些构念动态演变的能力。目的:探究乳腺癌患者心理弹性潜在类别随时间的变化及其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招募223例乳腺癌患者。在术后(T1)及术后3个月(T2)两个时间点,使用Connor-Davidson韧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和中文版生命意义感问卷(Chinese version of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C-MLQ)进行测量。结果:在T1和T2时间点,心理弹性均存在两个潜在类别,即低心理弹性组(C1)和高心理弹性组(C2)。潜在转变分析(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LTA)结果显示,31.48%的乳腺癌患者持续处于C2组(持续低风险组),25.25%持续处于C1组(持续高风险组),38.63%从C1组转变为C2组(韧性增强组),5.64%从C2组转变为C1组(韧性下降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与持续低风险组相比,持续高风险组(OR = 9.488)、韧性增强组(OR = 1.667)和韧性下降组(OR = 4.899)的乳腺癌患者发生低生命意义感的风险均增加(均P < 0.001)。结论:心理弹性的潜在转变与乳腺癌患者的生命意义感显著相关。需要早期识别并持续进行心理干预,以提升乳腺癌患者的生命意义感。
**乳腺癌患者心理弹性潜在转变与生命意义感的纵向研究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

乳腺癌是全球女性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2022年全球新发病例约230万,死亡病例约67万,且呈现年轻化趋势。在中国,乳腺癌发病率位居女性恶性肿瘤第二位,城乡差异显著,平均发病年龄较欧美国家早约10年。疾病及其治疗带来的身体疼痛、社会角色中断以及对预后的不确定感,极易触发乳腺癌患者的存在危机,动摇其生命意义感(sense of meaning in life,即个体对自身存在目的与价值的内在感知与信念)。生命意义感是患者心理社会康复的核心资源,能缓冲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激发患者重建生命叙事的内部动机,进而转化为积极的疾病应对行为。心理弹性(resilience,指个体面对重大逆境时有效适应、维持或恢复心理功能并实现成长的能力)同样是疾病适应中的关键保护因素,可促进患者对疾病的积极认知重评和意义发现。

然而,既往研究多局限于横断面设计,无法揭示心理弹性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动态演变关系及其双向预测作用。为克服这一局限,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纵向随访研究,旨在:第一,基于术后基线数据,采用潜在剖面分析(Latent Profile Analysis, LPA)识别心理弹性的异质性亚组;第二,采用潜在转变分析(Latent Transition Analysis, LTA)追踪术后至术后3个月期间心理弹性亚组的纵向发展轨迹,量化潜在状态间的转变概率;第三,从动态视角探究心理弹性潜在状态转变(如从低弹性向高弹性的正向转变)对生命意义感水平的影响,明确心理弹性动态演变与生命意义感重建之间的纵向预测关系。该研究于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在某医院进行,论文发表在《Frontiers in Oncology》。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便利抽样法,从2024年1月至2024年12月期间在某医院乳腺外科连续招募223名经术后病理确诊的乳腺癌患者,样本来源为单中心住院患者。排除预期生存期≤6个月、终末期需姑息治疗、或经病理或影像学(CT、MRI或PET-CT)证实局部复发或远处转移者,以及随访期间因死亡等原因未能完成两次纵向测量的患者。研究获医院生物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2023-12-0025)。在术后基线(T1)和术后3个月(T2)两个时间点,分别采用Connor-Davidson韧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RS-14)和中文版生命意义感问卷(Chinese version of the Meaning in Life Questionnaire, C-MLQ)进行测量。使用Mplus 8.3软件进行潜在剖面分析和潜在转变分析,模型拟合指标包括Akaike信息准则(AIC)、贝叶斯信息准则(BIC)、样本校正BIC(aBIC)、Entropy、Lo-Mendell-Rubin调整似然比检验(LMR)和基于自举的似然比检验(BLRT)。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控制混杂因素。

**研究结果**

**一般资料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20份(有效率98.65%)。Harman单因子检验显示,T1和T2数据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分别为16.24%和21.28%,均低于40%临界值,表明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

**乳腺癌患者T1和T2时间点生命意义感得分比较**:T1时间点生命意义感得分与年龄(χ2=9.815, P=0.044)、家庭月收入(χ2=12.949, P=0.044)、居住方式(χ2=9.979, P=0.007)、肿瘤分期(χ2=10.864, P=0.028)及是否接受保乳治疗(χ2=8.734, P=0.007)显著相关。T2时间点生命意义感得分与家庭月收入(χ2=17.367, P=0.008)、居住方式(χ2=9.329, P=0.009)及术后化疗(χ2=11.419, P=0.003)显著相关。T1与T2时间点生命意义感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3)。

**心理弹性潜在剖面分析**:基于RS-14的14个条目得分,分别拟合1~4个潜在类别模型。在T1和T2时间点,二类别模型均表现出最佳拟合(Entropy>0.8,LRT和BLRT显著)。类别1(低心理弹性组)各条目平均分为T1: 2.1~2.8分、T2: 2.8~3.1分;类别2(高心理弹性组)各条目平均分为T1: 4.4~5.1分、T2: 5.1~5.7分。因此,将类别1和类别2分别命名为低心理弹性组和高心理弹性组。

**心理弹性潜在转变分析**:潜在转变分析结果显示,55.73%的患者维持原始潜在状态。具体而言,31.48%的乳腺癌患者持续处于高心理弹性组(持续低风险组),25.25%持续处于低心理弹性组(持续高风险组),38.63%从低心理弹性组转变为高心理弹性组(韧性增强组),5.64%从高心理弹性组转变为低心理弹性组(韧性下降组)。

**心理弹性转变模式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以持续低风险组为参照,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在未控制混杂因素时(模型1),持续高风险组、韧性增强组和韧性下降组发生低生命意义感的风险均显著增加(OR分别为18.430、2.542、5.068,均P<0.001)。在控制一般人口学特征后(模型2),上述三组仍具有显著风险(OR分别为14.717、2.452、3.834,均P<0.001)。进一步控制T1生命意义感后(模型3),持续高风险组(OR=9.488, P<0.001)、韧性增强组(OR=1.667, P=0.011)和韧性下降组(OR=4.899, P<0.001)的风险仍显著增加,其中韧性增强组的风险最低。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乳腺癌患者术后生命意义感的差异反映了疾病及治疗作为重大生活应激事件,与患者社会人口学特征、疾病严重程度和治疗模式相互作用,塑造了心理适应轨迹。不同年龄患者因发展任务和社会角色不同,其生命意义感受冲击程度存在差异;家庭经济状况直接关联患者获取医疗资源能力与治疗焦虑;居住方式反映社会支持密度,与家人同住者更易获得情感慰藉;肿瘤分期越高,未来不确定感和躯体痛苦越强,直接挑战生命信念;是否接受保乳手术深刻影响女性身体意象、自我认同和性别认同,进而影响生命意义感构建。术后3个月时,化疗等治疗模式的影响凸显,其副作用持续削弱身体功能并引发存在困惑。

基于潜在转变分析识别的四种心理弹性转变模式分布呈现显著异质性。38.63%的患者从低弹性转为高弹性(韧性增强组),其正向转变可能得益于有效的社会支持系统、积极应对方式及针对性干预;5.64%的患者从高弹性转为低弹性(韧性下降组),弹性丧失可能与持续显著应激(如治疗副作用复发、经济负担加重、支持资源耗竭)及未能有效预防灾难化思维有关。

Logistic回归分析揭示,与持续低风险组相比,其他三组发生低生命意义感的风险均增加。持续高风险组通常面临低社会支持、低收入、消极应对等稳定风险因素,共同限制了心理资源获取,阻碍创伤后成长。韧性下降组虽初始弹性较高,但治疗过程中新应激源出现,心理资源持续消耗,内在积极应对能力未能同步增强,导致生命意义感显著降低。韧性增强组虽弹性水平正向变化,但其生命意义感仍存在风险,可能因为该人群处于心理适应的动态进程中,意义构建速度滞后于弹性提升,或早期仍需应对疾病带来的身体意象挑战与症状负担。

研究结论:31.48%的乳腺癌患者持续处于高心理弹性组,25.25%持续处于低心理弹性组,38.63%从低心理弹性组转变为高心理弹性组,5.64%从高心理弹性组转变为低心理弹性组。与持续低风险组相比,持续高风险组、韧性增强组和韧性下降组的乳腺癌患者发生低生命意义感的风险均增加。研究建议临床医护人员应实施动态评估与分层干预策略,对持续高风险组加强多维支持(缓解经济毒性、症状管理),对韧性增强组巩固正向转变体验以形成“弹性飞轮”,对韧性下降组早期识别并干预风险因素以防止进一步弹性丧失,同时通过促进患者间的积极社会比较和经验分享,为不同轨迹群体改善心理弹性提供参考。研究局限性包括单中心便利抽样、仅两个时间点评估、依赖自评量表、无法建立完全因果关系等,未来需多中心、延长随访、整合混合方法验证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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