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50年代“单胺假说”首次提出以来,血清素能系统一直是理解抑郁症病理生理学和开发抗抑郁疗法的核心。第一代抗抑郁药,如单胺氧化酶抑制剂(MAOIs)和三环类抗抑郁药(TCAs),通过提高突触中的单胺水平和非选择性激活突触后单胺受体来发挥作用(Glowinski和Axelrod, 1964; KUHN, 1958; Loomer等, 1957; Maxwell等, 1961; Pletscher, 1991)。尽管它们的疗效不容否认,但严重的副作用,包括“奶酪反应”、抗胆碱能效应和心脏毒性,限制了它们的临床应用(Blackwell, 1963; Chew等, 2008; Finberg和Gillman, 2011; Levin等, 1985; Thanacoody和Thomas, 2005; Yamada和Yasuhara, 2004)。20世纪80年代末选择性血清素(5-羟色胺,5-HT)再摄取抑制剂(SSRIs)的出现,以其安全性和耐受性,彻底改变了重度抑郁症(MDD)的治疗,并确立了“5-HT缺乏”作为抑郁症核心神经生物学的简化模型(Vaswani等, 2003)。
然而,越来越多的临床经验揭示了SSRIs的几个缺陷,如作用起效延迟(Stassen等, 1996; Taylor等, 2006; Thompson, 2002)、低缓解率(Rush等, 2006; Trivedi等, 2006b, 2008)、戒断反应(Davies和Read, 2019; Quilichini等, 2022; Rennwald和Hengartner, 2025),以及由于5-HT系统在多种生理系统中的非特异性激活而引起的一系列副作用,包括性功能障碍、胃肠道不适和情绪迟钝(Brambilla等, 2005; Clayton, 2001; Cohn和Wilcox, 1985; Goodwin等, 2017; Nielsen等, 1993)。这些局限性强烈表明,简单地提高整个大脑中的5-HT水平并不是治疗抑郁症的最佳策略。
血清素转运体(SERT)与其底物或各种SSRIs结合的高分辨率结构为理解其转运或抑制机制提供了结构基础(Coleman等, 2016, 2019; Yang和Gouaux, 2021)。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解析出的结构显示,在SERT的细胞外 vestibule部分形成了一个与中心结合位点相连的别构位点(Plenge等, 2020)。这一发现促使我们致力于开发新的治疗药物,以特异性靶向这一别构位点(Plenge等, 2021; Salomon等, 2023)。然而,无论是靶向中心位点还是别构位点的药物,都是通过直接抑制SERT来发挥作用的,因此它们的临床疗效和局限性基本相同。需要开发更有效、更耐受且起效更快的抗抑郁药以改善治疗效果。Sun等(2022)和Huang等(2026)的里程碑式研究发现了小分子或肽类物质,它们通过调节SERT与其调节蛋白(神经元一氧化氮合酶(nNOS)或可溶性鸟苷酸环化酶(sGC)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快速起效的抗抑郁效果。这些新的治疗药物通过靶向SERT与其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PPIs)来调节SERT,而非转运体本身,为开发具有新作用机制的治疗药物开辟了新的方向。本文认为,靶向特定的PPI接口是开发下一代5-HT信号传导相关抗抑郁药的新兴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