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Practice》：From Workers to Companions: Confronting the Contradictions in Neoliberal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Peruvian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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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秘鲁的考古研究实践中，可以辨识出考古学家、发掘技术员以及其他群体之间一系列经济、政治与伦理层面的矛盾。研究人员观察到，田野工作及其他考古实践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复制了自由市场、个体竞争与劳动剥削的原则。然而，一个中期考古项目——奇卡马考古计划（Programa
在秘鲁的考古研究实践中，可以辨识出考古学家、发掘技术员以及其他群体之间一系列经济、政治与伦理层面的矛盾。研究人员观察到，田野工作及其他考古实践空间中的社会关系，复制了自由市场、个体竞争与劳动剥削的原则。然而，一个中期考古项目——奇卡马考古计划（Programa Arqueológico Chicama, PRACH）——已在秘鲁北海岸建立，并致力于直面这些矛盾，以推动本学科社会经济关系的转型。随着时间推移，该项目团队成员与参与者已经改变了其存在与行动方式，超越了仅仅作为劳动者的传统边界。尽管市场法则对社会结构具有普遍而深刻的影响，一种自觉的政治立场已作为反向力量出现，旨在克服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异化效应。因此，该团队将合作、团结与关怀置于竞争、个人主义、自私以及即时性、工具性关系之上。尽管仍有大量挑战必须面对，这一努力的动力在于：针对传统人际互动形式所制造的不平等，尤其是在考古实践中的不平等，采取一种替代性的、新颖的且具有自觉性的路径。
该文发表于《Advances in Archaeological Practice》，聚焦秘鲁考古学实践中的社会关系问题，核心关怀并非遗址本身，而是围绕考古生产展开的人际结构、劳动组织与权力关系。研究背景在于，当代秘鲁考古学深受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支配，研究人员指出，这种支配并不是抽象的观念问题，而是具体体现在考古学家、学生、技术员、社区成员及外国研究者之间的协作方式之中。自由市场逻辑、绩效竞争、等级化分工与劳动价值的不均衡分配，已经被自然化为“正常”的学术与职业关系。论文首先追溯这一局面的历史形成：从殖民时期对前西班牙时期安第斯古物的商业性攫取与破坏，到共和国时期科学考古借助新方法与新技术强化对遗存的提取，再到20世纪秘鲁考古学基本田野规范的建立，都不断固化“可见的主持者/不可见的劳动者”这一结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秘鲁国家在阿尔韦托·藤森政府时期系统推进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使考古学进一步卷入服务资源开发的制度链条中，合同考古（contract archaeology）也因此成为新采掘主义（neo-extractivism）的一部分。在这一框架下，考古活动不仅生产知识，也复制了以效率、竞争与服从为特征的社会关系。
研究人员之所以开展这项研究，是因为他们认为，秘鲁考古学内部许多不平等关系——包括对学生劳动的依赖、对技术员的工具化使用、对地方知识的忽视、对本地考古学者学术贡献的遮蔽，以及秘鲁与外国研究者之间不对称的知识生产关系——已构成需要正视的经济、政治与伦理问题。文章并不试图提出一个终局性模型，而是借由奇卡马考古计划（PRACH）这一持续运行的项目，展示一种正在生成中的替代性实践，并据此反思考古学如何突破被市场法则塑造的日常社会关系。论文的意义在于，它将考古学中的劳动、合作、照护、知识生产与政治立场重新放回“人的维度”中加以讨论，强调考古学不应仅是对过去的研究，也应是对当下社会关系的重塑实践。
在方法层面，作者主要采用了批判性历史分析、项目实践反思与案例描述相结合的路径。研究首先梳理秘鲁考古学从殖民时期至当代的制度与劳动关系演变，其次以秘鲁北海岸奇卡马谷（Chicama Valley）的奇卡马考古计划（PRACH）为核心案例，对项目共同主任、学生、技术员及Garrapón社区之间的互动进行持续性观察与总结；同时纳入与其他考古项目关系的比较性讨论。文中所涉样本并非实验队列，而是PRACH在田野与学术实践中长期接触的参与群体，包括来自多所秘鲁高校的学生、Licapa II遗址发掘技术员以及Garrapón社区成员。
在“Neoliberal Practices and “Normal” Relationships in Peruvian Archaeology”部分，研究人员指出，秘鲁考古学中的“常态化”关系并非偶然，而是由殖民掠夺、共和国时期科学提取、20世纪田野等级制度以及国家遗产治理共同塑造的结果。研究显示，考古学长期围绕赞助者、项目主持人与基层劳动者之间的社会距离展开，伴随家长制（paternalism）、军事化等级和对“重大发现”的执着，这些传统为后来的新自由主义关系提供了历史基础。到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进一步将竞争、效率与提取导向制度化，使研究考古与合同考古共同形成“考古新采掘主义”。
在“Consequences and Challenges of Neoliberal Social Relations in Peruvian Archaeology”部分，文章总结了这种社会关系带来的多重后果。首先，考古学家与项目往往与其运作的深层社会和政治环境相疏离。其次，尽管“社区考古学”（community archaeology）、“公共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与“原住民考古学”（Indigenous archaeology）等替代性路径曾被提出，但在秘鲁的实践有限，且多源自全球北方（Global North），往往缺乏对秘鲁社会现实的深入理解，也未形成可持续的长期机制。研究还指出，这些路径在文献层面常忽视本地考古学者成果，体现出知识殖民性（coloniality of knowledge）。此外，新自由主义推动的个人主义与竞争，已经内化为学术生存逻辑，具体表现为署名不公、奖学金和经费竞争、学生之间的成绩竞争以及相应的焦虑与冲突。文章还指出，外国研究者主导或资助的考古研究，常使秘鲁考古学者、学生与技术员承担“原材料提取”角色，而知识产品与主要收益则在国外生成，这种结构强化了依附与不平等。
在“PRACH”部分，研究人员介绍了该项目建立的背景与定位。PRACH创建于2020年，是一个旨在理解秘鲁北海岸奇卡马谷深层历史的长期研究计划，但同时被有意识地设计为一种挑战考古学常规组织方式的合作与培训空间。项目共同主任将关怀、合作与团结置于单纯学术产出之上，这一理念受到马克思主义（Marxism）、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以及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研究与政治实践的影响，也与其工人阶级和移民家庭出身相关。文章强调，奇卡马谷不仅有重要的前西班牙时期遗址，也有甘蔗庄园（haciendas）及其遗留的深层社会关系，这些历史结构同样影响当代考古学与地方居民的互动方式。PRACH在此语境中展开，不仅进行研究，也尝试建立不同于传统项目的社会联系。
在“Social Relations among the Codirectors of PRACH”部分，研究人员说明，共同主任之间有意建构更为平等、尽可能水平化的合作关系。文章指出，这一安排既回应秘鲁考古学中的阶级主义、种族主义与父权制（patriarchy）环境，也体现出对各自社会位置和特权的自觉。共同主任除承担学术责任外，还需积极筹措经费，以维持项目并尽可能为团队成员与技术员提供物质补偿。尽管资助机构规则限制了正式工资支付，PRACH仍发展出替代策略，用于支持成员报酬、培训、家庭照护、健康问题、社区交往和学校工作坊材料等支出。由此可见，研究人员将社会关系的转型视为必须以物质再生产为条件的实践。
在“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Codirectors and the Crew”部分，文章讨论了共同主任与学生及青年研究者之间的关系重构。研究显示，PRACH强调安全、协商与共享责任，尤其试图为在秘鲁考古学工作场域中经受不利处境与不当对待的女性学生创造更安全的研究空间。项目明确反对仅以“经验”名义使用学生劳动，所有重要活动均尽量通过讨论形成共识。尽管PRACH无法提供合同考古意义上的“竞争性薪资”，但其通过联合署名、学术会议报告、论文指导、研究生申请支持、奖学金争取、海外学习阶段资助及培训基金等方式，努力使成员获得切实的学术与职业发展机会。作者指出，这些政策已带来明显成效，许多成员进入高水平硕士或博士项目，并在回国后获得较高质量就业，同时保持与PRACH的长期合作，形成持续性的学术共同体。
在“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Codirectors, Crew, and Technicians”部分，研究人员强调，通常被称为“工人”“操作员”或“技术员”的群体，是PRACH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以Licapa II遗址及其邻近的Garrapón社区为例说明，项目从一开始就将技术员视为超越工资关系的团队成员，既尽力提供高于一般研究项目和当地劳动市场的报酬，也重视共同生活、照护、培训与解释性交流。文章特别指出，技术员不仅是执行发掘工作的劳动者，其地方知识也是考古解释的重要来源。PRACH以正式且持续的方式记录本地技术员对遗址、遗物及世界观（ontologies）的理解，从而使这些知识进入考古认识过程。项目还设有专项基金，用于回应技术员个人和集体层面的实际需要。
在“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PRACH and the Garrapón Community”部分，作者总结了项目与Garrapón社区之间逐步建立的合作关系。研究指出，PRACH最初通过会面、征求许可与同意进入当地，并持续意识到社区内部存在利益差异与“微观政治”（micropolitics）。在人口增长、土地价格上涨与遗址保护之间，社区面临住房需求与考古遗产防护的张力。PRACH的立场是在尽量少介入社区内部政治的同时，支持其必要且正当的诉求，并履行保护遗址的责任。鉴于秘鲁文化部在当地影响有限，项目提供与国家机构打交道的咨询支持，成为其超出传统考古工作范围的义务之一。与此同时，PRACH还与当地小学合作开展咨询、传播与参观活动，由发掘技术员向儿童与家长讲述Licapa II的工作与发现。这些持续性活动增强了社区对项目的兴趣、理解与认同。
在“Social Relations between PRACH and Other Archaeological Projects”部分，研究人员将PRACH的实践延伸到更广泛的学术共同体层面。文章指出，该项目积极倡导与其他项目协作，参与并支持学术会议与交流，试图弱化秘鲁乃至国际学界中普遍存在的职业竞争。作者批评“快速科学”（Fast Science）及其对应的“快速考古学”（Fast Archaeology），认为其会破坏团队内部及项目之间的社会纽带。文中提出所谓“SWAT archaeology”，指某些考古团队快速进入地方、提取材料、在秘鲁之外建构数据、缺乏与本地社区和考古学者的深层互动、并迅速以英文在付费期刊中发表的做法。研究人员认为，这种模式无助于建立深厚、持久与公平的社会关系。
讨论部分从理论上将上述实践置于资本主义（capitalism）与新自由主义的总体结构中。作者指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以资本积累为目标，并通过制度与意识形态为社会剥削提供正当化；而新自由主义则是现代资本主义最具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与理性形式。因而，任何要颠覆此类社会关系的尝试，都必须首先形成意识、继而展开分析与批判，最终实现辩证超越。研究人员强调，新自由主义倾向于将人的活动压缩为经济活动，尤其是工资劳动，但人的本质与目的更广泛，应理解为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作者认为，秘鲁考古学中由竞争、功利和个人主义构成的关系已经被内化并常态化，虽然近年来出现一些替代路径，但总体上仍未超出市场法则。相比之下，PRACH尝试通过集体主义、协作、协商、团结、长期关系、性别平等、反家长制与知识自主等原则，构建另一种考古实践。不过，作者也明确表示，PRACH并未解决全部矛盾，而只是处于持续发展中的实践方案。
结论部分指出，秘鲁北海岸考古学的当代社会关系，本质上是全球层面新自由主义社会关系在地方场域中的折射。本文通过一系列故事、行动与关系的描述，说明这些问题并非个别项目特有，而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研究人员认为，对既有处境的不适感与批判性认识，是改善考古实践条件、生成更具人性、更公平且更有尊严之社会关系的前提。PRACH无意将自身塑造成克服这些问题的范例，而是将自己定位为一项仍在推进中的尝试，旨在挑战自上而下、由外而内强加的社会关系。未来仍会出现许多障碍，唯有社会合作与不同群体的慷慨参与，才可能推动这些关系的真正转化。最终，每一个考古团队都必须作出自身的政治性选择；只有当更多项目开始识别、质疑并改变这些被视为“正常”的社会关系时，秘鲁考古学才可能对整体社会产生积极而有益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