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氏距离与技术扩散：来自中国城市间专利转让的证据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Surname Distance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Evidence from Inter-city Patent Transfer in China

　　姜伟杰|余辉
宁波大学商学院

**摘要**
技术扩散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虽然地理距离和正式制度被认为是阻碍技术传播的因素，但在国内技术市场研究中，基于文化的非正式摩擦却相对较少受到关注。本研究利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2005–2022年）的2,006,357笔城市间专利交易数据，探讨了通过姓氏距离来衡量的双边文化距离这一历史持久维度如何影响中国地区的专利转让。研究发现，姓氏距离显著抑制了专利转让，其弹性为-0.215。机制分析表明，姓氏距离通过加剧地区间知识产权（IPR）保护的差异和降低地区间的信任来抑制专利转让。这种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增强，并表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在制度先进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让专利时更为显著，在技术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转让专利时更为明显，以及在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之间也更为明显。此外，这种效应在省内转让时更为显著。

**引言**
技术在不同地区的传播是经济增长和趋同的基础（Keller, 2004; Comin and Mestieri, 2018）。尽管通过创新创造新知识受到了广泛关注，但创新如何从创造者传播到采纳者的机制仍不甚明了（Aghion et al., 2015; Arora et al., 2021）。专利转让——即将财产权从发明者合法转让给实施者——是一种重要的技术传播渠道，但在国内城市间交易的研究中却相对较少受到关注。与非正式知识溢出不同，专利交易涉及明确的合同和货币交换，因此特别容易受到地区间制度和文化障碍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影响（Acemoglu et al., 2007）。

越来越多的文献记录了地区间技术流动中的显著摩擦。地理距离增加了信息不对称性和监控成本（Peri, 2005; Keller and Yeaple, 2013）。制度差异——包括知识产权（IPR）保护、合同执行和监管质量等方面的差异——为技术交易带来了额外的障碍（Branstetter et al., 2006; Bruno et al., 2022）。然而，除了这些正式制度之外，根植于文化的非正式制度可能构成了另一个较少被研究的交易成本维度。文化差异塑造了信任、沟通模式和商业规范（Guiso et al., 2009; Tabellini, 2010; D’Amato and Russo, 2025），即使正式制度一致，也可能阻碍经济交流。

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专利市场中，这些摩擦尤为突出。尽管中国政府推出了多项政策举措来建立统一的国家技术转让体系（包括2017年的《国家技术转让体系建设规划》），但地区间的专利流动仍然高度集中。2024年，中国的技术转让合同总额超过了6.8万亿元，同比增长11.2%，但沿海省份仍主导着技术出口，而内陆地区难以获得外部创新，从而加剧了技术扩散的“马太效应”（Liu and Yan, 2022; Jiang et al., 2024）。这一现象令人困惑：尽管通过营商环境改革，国内技术贸易的正式障碍已大幅减少，但地区间的技术获取差异仍然存在。我们认为，基于姓氏的文化距离是一个被忽视的非正式障碍，可能有助于解释这一悖论。

**测量文化距离的挑战**
测量文化距离面临重大实证挑战。中国辽阔的领土和丰富的历史造就了地区间的巨大文化多样性。虽然地区文化各具特色，但也存在相互联系和融合——地理邻近并不一定意味着文化同质性，地理上相距较远的地区也可能通过历史迁移模式共享文化特征（Bisin and Verdier, 2000）。传统的基于地理的文化测量方法（如当地儒家文化强度）存在两个关键局限性：它们忽略了自然地理因素对文化形成的影响，且只能测量一个地区的文化属性，而无法反映两个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此外，文化对个人和企业行为的影响引入了内生性问题。地理环境、交通基础设施和资源分配等因素都可能同时影响文化差异和地区间专利转让，从而导致遗漏变量偏差。

为了解决这些挑战，本文借鉴了Bai和Kung（2022）的研究，采用姓氏距离作为衡量地区间历史持久的双边文化接近度的代理指标。姓氏距离相比传统的基于地理的测量方法具有明显优势：它能够捕捉双边文化关系，而不仅仅是单向的文化强度，并反映了长期的人口结构和社会传递的身份认同。姓氏代代相传，通常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保持不变，使其成为文化和历史根源的稳定标志。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了元代蒙古统治者强制迁移非汉族群体的历史事件作为外生工具，通过某一地区是否存在西夏（唐古特）移民来衡量姓氏距离（Bai and Kung, 2022）。

本文利用姓氏距离作为衡量基于文化的双边差异的代理指标，并通过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CNIPA）的2,006,357笔城市间专利转让交易数据（2005-2022年）来研究其对专利转让的影响。研究发现，姓氏距离显著抑制了地区间专利转让。这一发现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姓氏距离通过两个主要途径抑制专利流动：一是加剧制度环境的差异，二是降低地区间的信任。进一步分析还揭示了几个额外现象：首先，姓氏距离的抑制效应随时间增强；其次，从制度环境优越的城市向环境较差的城市转让专利时，其抑制效应更为显著；第三，尽管在两个技术先进城市之间的转让中效应较弱，但在先进城市向欠发达城市转让专利时效应显著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亲和力可能对降低交易风险至关重要；第四，这种效应因专利类型而异：对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影响显著，但对设计专利的影响不显著。最后，我们发现了一个边界效应：在同一省份内的城市间转让中，姓氏距离的抑制作用反而更强。

**本文的三个贡献**
首先，本文将基于姓氏的双边文化距离引入国内技术扩散的分析中。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地理距离和正式制度在技术流动中的作用（Peri, 2005; Keller and Yeaple, 2013; Branstetter et al., 2006; Bruno et al., 2022），而对国内边界内的文化摩擦关注较少。我们的证据表明，即使在具有统一正式规则的国家内，基于姓氏的文化摩擦也会显著阻碍地区间专利转让。我们的发现表明，姓氏距离不仅概括了文化的整体特征，还揭示了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维度，补充了现有关于地理和正式制度障碍的研究。

其次，城市对之间的专利级微观数据提供了关于文化障碍的详细证据，丰富了关于专利交易和地区技术流动的现有文献。大多数关于中国技术转让系统的研究仅停留在省级层面，这掩盖了省内的显著异质性，限制了因果推断的准确性（Shu and Cai, 2007; Zhang and Qiao, 2016; Yang et al., 2021）。通过对2,006,357笔城市间专利交易的分析，我们在控制了许多省级混杂因素（行政边界、区域政策、基础设施）的情况下，能够分离出文化距离的差异。这种更细致的地理粒度还揭示了在粗略汇总中看不到的新实证模式，特别是我们发现的边界效应：在同一省份内的转让中，文化距离的抑制效应反而更强。因此，城市层面的分析既具有方法论严谨性，也提供了省级研究无法提供的新见解。

第三，本文表明，基于姓氏的文化距离对技术转让的影响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强烈依赖于具体情境。虽然以往研究通常通过平均效应（如一般信任或偏好一致性）来考察经济交流中的非正式摩擦（Guiso et al., 2009; Falk et al., 2018; Wu and Yu, 2023），但我们的分析显示，姓氏距离的抑制效应会随着制度质量和技术发展的不同而系统性地变化。

**本文结构**
第2节提供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第3节介绍计量模型、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第4节实证检验姓氏距离对地区间专利转让的影响；第5节总结结论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