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Public Health》：Social-ecological correlate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experienced by married women in a conflict-affected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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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是全球女性普遍经历的问题，具有较高的发生率和有害影响。在中低收入、受冲突影响的国家，IPV问题更为普遍，因为这些社会可能缺乏对女性的保护和司法保障。因此，本研究有两个目的：（1）评估四
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PV）是全球女性普遍经历的问题，具有较高的发生率和有害影响。在中低收入、受冲突影响的国家，IPV问题更为普遍，因为这些社会可能缺乏对女性的保护和司法保障。因此，本研究有两个目的：（1）评估四维暴力侵害妇女量表（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strument-4D, VAWI-4D）在库尔德女性中的心理测量学特性；（2）基于性别暴力的生态学框架，检验多水平因素如何与女性遭受IPV相关联。在这项横断面研究中，研究人员调查了居住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的720名女性。研究人员使用VAWI-4D测量IPV经历，并采用多水平生态因素问卷收集与IPV相关的社会生态变量。结果显示，VAWI-4D在该情境中是测量IPV的合适工具，表现出良好的心理测量学特性（信度：α = 0.927，ω = 0.928）。样本中IPV的发生率为69.3%，其中强迫控制是最常见的IPV形式，其次是心理暴力、身体暴力和性暴力。回归分析显示，初婚年龄、性别角色态度、儿童期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个体水平）、配偶受教育程度高、配偶就业状况、配偶饮酒、决策权力指数（Decision-Making Power Index）（关系水平）、流亡/流离失所经历（社区水平）以及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 SES）（社会水平）是IPV的显著预测因素。研究结果为IPV在库尔德女性样本中高度流行且受社会生态多水平因素影响的观点提供了证据。
研究背景与目的：亲密伴侣暴力（IPV）是全球范围内影响女性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约三分之一的女性在其一生中会经历IPV。在中低收入、受冲突影响的国家，由于保护机制缺失、司法途径有限以及施暴者问责不足，IPV问题尤为严峻。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虽已有相关研究，但多数聚焦于人道主义环境中的流离失所女性，针对宿主社区已婚女性的研究相对匮乏，且缺乏采用多水平理论框架探讨相关因素的研究。基于此，研究人员以Heise提出的暴力侵害妇女生态学框架为理论基础，该框架认为暴力侵害妇女是个体（个人史）、关系/家庭（微观系统）、社区（外部系统）和社会（宏观系统）多水平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旨在评估四维暴力侵害妇女量表（Vessels Against Women Instrument-4D, VAWI-4D）在库尔德女性中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并探索与IPV相关的多水平社会生态因素，特别关注儿童期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CEs）作为个体水平因素，以检验该地区针对女性的暴力是否呈现早期发生、持续至成年的循环模式。
研究方法与样本特征：本研究采用定量横断面设计，于2024年12月25日至2025年2月25日期间，通过目的性抽样技术，对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包括Hawler、Sulaimani、Duhok和Halabja四个省）的720名已婚、离异或丧偶女性进行调查。样本平均年龄为34.34岁（SD=9.1），平均初婚年龄为23.42岁（SD=4.66），73.3%具有本科及以上教育水平，54%处于就业状态，6.7%经历过早婚（18岁前结婚）。数据收集采用在线问卷和面访自填问卷相结合的方式，问卷使用库尔德语Sorani和Badini方言编制。在线问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布，并与当地非政府组织合作分发；面访部分在当地机构、大学和学校进行，主要针对工作人员。研究方案经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Charmo大学科学委员会审查批准，所有参与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
关键技术方法：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评估VAWI-4D的心理测量学特性，使用对角加权最小二乘法/加权最小二乘均值和方差调整法（DWLS/WLSMV）估计模型参数，并计算异质-单质比率（Heterotrait–Monotrait, HTMT）以评估区分效度。采用分层线性回归分析探索与IPV相关的多水平因素，共构建四个模型，依次纳入个体、关系、社区和社会水平预测变量，使用5000次迭代的Bootstrap法获取稳健的标准误和置信区间，以处理非正态数据和异常值问题。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通过分类主成分分析（Categorical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CATPCA）构建，基于人均房间数、汽车保有量和24小时电力供应三个指标。
研究结果：
一、VAWI-4D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四因子相关模型拟合良好（CFI=0.999，TLI=0.999，RMSEA=0.026，90%CI[0.019–0.032]；SRMR=0.053），标准化因子载荷为0.58至0.97。由于因子间相关性较高，进一步检验了二阶模型，结果仍显示良好拟合，二阶载荷较大（λ=0.907–0.969）。区分效度方面，所有因子对的HTMT比值在0.699–0.830之间，低于0.85的严格标准。聚合效度方面，各因子的平均方差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均超过0.50标准（F1=0.628，F2=0.902，F3=0.872，F4=0.914）。合成信度为0.92–0.97，内部一致性系数α=0.927（SE:0.006；95%CI[0.916,0.938]），ω=0.928（SE:0.004；95%CI[0.920,0.936]）。四个维度（强迫控制、心理暴力、身体暴力、性暴力）的内部一致性均可接受。
二、IPV发生率及其类型分布。IPV平均得分为3.52（SD=4.77）。69.3%的参与者报告至少经历过一次IPV事件，30.7%报告无IPV经历。按类型划分，强迫控制最为普遍（M=1.74，SD=1.98），64.7%的参与者报告经历；心理暴力次之（M=0.80，SD=1.32），34.6%报告经历；身体暴力（M=0.64，SD=1.4）报告率为23.3%；性暴力（M=0.34，SD=0.839）报告率最低，为16.4%。
三、ACEs分布情况。58.2%的女性至少经历过一次ACEs，41.8%报告无ACEs。按分类评分，0、1、2、3、≥4个ACEs的比例分别为41.8%、16.5%、12.1%、9.9%和19.7%。47.5%的样本经历过虐待/忽视相关的ACEs，37.5%报告家庭功能失调相关的ACEs。身体和言语虐待项目的肯定回答率最高。
四、性别角色态度与决策权力指数。参与者性别角色态度平均得分为2.58（SD=1.87，范围0–8）。"赚钱是男人的任务"项目肯定率最高（68.1%），"丈夫可以对妻子使用暴力"肯定率最低（1.4%）。决策权力指数方面，74.9%的参与者具有高自主性决策权力，4.3%为伴侣主导型，4%为伴侣倾向型，5.1%为共享型，11.7%为女性倾向型。
五、多水平因素与IPV的关联分析。模型一（个体水平）：F(11,708)=14.28；p<0.001，解释16.9%的方差。初婚年龄每增加1岁，IPV降低0.114分（b=-0.114，p=0.007，95%CI[-0.193,-0.035]）；负面性别角色态度每增加1单位，IPV增加0.248分（b=0.248，p=0.014，95%CI[0.060,0.432]）；ACEs每增加1单位，IPV增加0.797分（b=0.797，p<0.001，95%CI[0.598,1.020]）。
模型二（关系水平）：F(24,695)=21.89；p<0.001，解释41.1%的方差。与低教育水平配偶相比，高教育水平配偶的女性IPV平均低1.63分（b=-1.627，p<0.001，95%CI[-2.63,-0.755]）；配偶就业的女性IPV平均低1.49分（b=-1.49，p=0.009，95%CI[-2.74,-0.339]）；配偶饮酒的女性IPV高1.18分（b=1.18，p=0.001，95%CI[0.464,2.07]）；女性倾向决策权力者比伴侣主导型低5.07分（b=-5.07，p<0.001，95%CI[-7.57,-2.22]）；高自主性决策权力者低6.59分（b=-6.59，p<0.001，95%CI[-8.90,-3.92]）。
模型三（社区水平）：F(28,691)=19.10；p<0.001，解释41.3%的方差。经历流离失所和流亡者IPV平均高0.734分（b=0.734，p=0.043，95%CI[0.022,1.45]）。
模型四（社会水平）：F(30,689)=18.46；p<0.001，解释42.1%的方差。与低SES相比，中等SES女性IPV低1.16分（b=-1.16，p=0.004，95%CI[-1.89,-0.425]）；高SES低0.833分（b=-0.833，p=0.026，95%CI[-1.62,-0.096]）。
讨论与意义：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社会生态学框架系统考察了冲突影响地区库尔德女性IPV的相关因素，验证了VAWI-4D在该情境中的适用性。研究结果支持暴力侵害妇女的生态学框架理论，表明IPV是多个相互作用影响的结果，而非仅源于个体水平因素。研究验证了将强迫控制纳入VAWI作为独立维度的重要性，此前研究常忽略这一关键领域。IPV发生率为69.3%，高于既往该地区研究报告的58.6%，这可能与本研究纳入强迫控制维度以及样本特征有关。研究证实了ACEs与IPV的跨代传递假设，支持"暴力循环始于早期并持续至成年"的观点，同时表明ACEs效应可能通过后期关系和社会环境中介。关系水平中，决策权力是最显著的关联因素，女性自主性决策与IPV显著降低相关，这与全球文献一致。配偶饮酒作为IPV风险因素，与当地文化语境中酒精使用增加暴力风险的观察相符。社会水平中，较高SES与较低IPV相关，可用资源理论解释：当男性缺乏物质和文化权力来源时，可能诉诸IPV以维持文化期望的家庭主导地位。
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确定因果关系；自我报告数据可能存在回忆偏倚；样本以高学历城市女性为主，代表性不足，可能遗漏农村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群体；IPV幸存者可能因安全顾虑或伴侣控制而未能参与；SES指数作为结构社会经济地位的代理指标而非直接测量。未来研究应采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纵向设计，并探索IPV对库尔德语境中所有性别的影响。该论文发表在《Discover Public Health》。
研究结论：本研究强调了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已婚库尔德女性样本中IPV的高负担，并支持改编后的四维VAWI作为评估多种IPW形式的_contextually useful_工具。研究结果显示，IPV与生态学多水平因素相关，包括ACEs、父权性别角色态度、关系动态、配偶饮酒、流离失所和社会经济劣势。这些发现表明，冲突影响下的库尔德情境中的IPV可能由多种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所塑造。研究结果对库尔德地区的IPV预防和应对具有实际意义，特别是在医疗保健、心理健康和人道主义环境中需要进行情境有效的筛查，以及提供创伤知情和以幸存者为中心的服务。从理论角度看，本研究证明了社会生态学框架对于理解该冲突影响情境中IPV的实用性，并提示其可能为未来类似情境中的性别暴力研究提供合适的理论框架。研究发现应在研究局限性的背景下进行解读，特别是鉴于其横断面设计以及高学历城市女性的样本特征。未来研究将从纳入具有代表性和多样性的样本的纵向设计中获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