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GM）植物推动农业变革已超过三十年。转基因植物的创制是一个复杂的多阶段过程，现有多种核心方法可用于其生产，方法选择取决于植物类型（双子叶或单子叶）、研究目标（大规模生产或特定细胞/组织中基因功能研究）以及所需转化类型（稳定转化或瞬时转化）。成功实现转化后，需通过组织培养从单细胞再生完整植株，该过程耗时费力。目前已鉴定出大量可赋予优良性状的基因，涵盖抗逆性、除草剂与害虫抗性，以及风味、外观、货架期和营养价值等消费品质改良。本综述系统阐述了转基因植物的主要创制方法，列举了农业生物技术中应用的性状基因，并讨论了转基因植物在人类健康层面的优势与局限性。尽管转基因植物是生物技术领域的重大进展，但其仍是当代食品安全与农业政策领域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
1. 引言
植物基因技术是指通过先进科学方法，将具有高产量潜力、抗逆性、抗病性和营养强化等功能特性的基因导入目标植物，或对植物基因组特定基因进行编辑或敲除，在保留植物原有遗传基础的同时获得新型功能特性。首例转基因植物于20世纪80年代初诞生，通过将赋予卡那霉素与新霉素抗性的新霉素磷酸转移酶II（nptII）基因导入烟草获得。此后，大量携带不同优良性状的转基因植物被开发出来。转基因植物的主流创制方法为生物弹射法和农杆菌介导法，外源基因可来源于非亲缘植物甚至不同物种，除赋予植物特异性状外，还可用于生产具有工业与药用价值的蛋白。本综述系统梳理了转基因植物的主要创制方法，对比了传统育种与分子植物育种的差异，列举了农业领域的性状基因案例，并从人类健康影响维度探讨了转基因植物的优势与不足。
2. 转化方法
转基因技术的核心特征是可实现跨物种基因转移，引入目标生物天然不具备的优良性状，基因来源可涵盖同种、近缘种或远缘物种，较传统技术极大拓展了作物改良的遗传资源库。转基因植物创制方法的选择受三类因素驱动：一是植物分类，多数双子叶植物优先采用农杆菌介导转化，单子叶植物则更常用生物弹射法；二是靶组织类型，叶片（圆盘）、未成熟胚、愈伤组织和花粉等均可作为转化受体；三是研究目标，瞬时基因表达研究可采用简易的单细胞递送方法，而获得可稳定遗传的株系则需实现基因整合到基因组并完成植株再生。各类方法均有其优势与局限，最优路径的选择直接决定转基因植物创制的成功率，目标性状包括除草剂抗性、害虫抗性、非生物胁迫抗性及营养品质改良等。所有植物转化方法可分为两大类：间接法（又称载体介导基因转移）和直接法（外源DNA直接导入植物细胞）。
2.1 载体介导基因转移
2.1.1 农杆菌法
该方法基于农杆菌将自身基因转入植物基因组的天然能力，最常用菌种为根癌农杆菌（Agrobacterium tumefaciens），其携带的可诱发冠瘿病的Ti质粒中，转移DNA（T-DNA）区域编码opaline和植物激素合成通路，T-DNA内的三个致癌基因（分别参与opaline、细胞分裂素和生长素合成）是植物肿瘤形成的主因。植物转化所用工程农杆菌已敲除基因组中的促瘤基因或opaline合成基因，以Ti质粒为基础构建载体，移除天然有害基因后插入目标性状基因、筛选标记，可选加入可视化验证转化的报告基因。
农杆菌介导转化主要分为共整合载体和双元载体两类，前者因构建复杂目前已较少使用，T-双元载体系统是当前主流方案，由T-双元载体和毒力（vir）辅助质粒组成。T-双元载体包含源自Ti质粒的T-DNA边界重复序列及目标基因，可在大肠杆菌和农杆菌中独立复制；从大肠杆菌纯化后的T-双元载体被转入携带vir辅助质粒的农杆菌菌株（如LBA4404、EHA105、AGL-1、GV3101等），vir辅助质粒为卸甲Ti质粒，不含致癌基因，负责合成Vir蛋白。含T-双元载体的农杆菌在添加适宜抗生素的营养培养基中培养至足够密度后，用于侵染具有伤口表面的植物组织或外植体；损伤植物部位与农杆菌悬浮液共培养时，植物细胞会分泌乙酰丁香酮等酚类化合物，激活农杆菌的vir基因；vir基因产物协同特定蛋白，介导T-双元载体中的单链T-DNA剪切并转移至宿主植物细胞，在Vir蛋白协助下进入细胞核整合到植物基因组中；随后外植体被转移至含抗生素的培养基，用于清除农杆菌并筛选转化细胞。
后续从转化细胞通过组织培养再生可育完整植株是关键环节，主要通过间接器官发生和体细胞胚胎发生两条路径实现：间接器官发生通过在伤口外植体表面调控外源生长素与细胞分裂素的精确比例启动脱分化，形成愈伤组织（无组织结构细胞团），随后在高细胞分裂素/生长素比值的筛选培养基上诱导茎尖分生组织，再在生长素富集培养基上诱导生根；体细胞胚胎发生则是转化细胞经历命运转变与脱分化获得胚胎发生能力，发育为双极体细胞胚，可完全绕过愈伤阶段或仅经历短暂过渡期。离体再生仍是劳动强度最高、限制转基因株系创制的瓶颈环节，尤其在单子叶作物中，再生效率严格依赖难以获取的特定外植体，严重制约高通量基因工程与基因组编辑的应用。
当前已有大量基于农杆菌的转化流程优化方案，包括培养基组分、菌株类型、外植体选择、激素与抗生素使用的优化；超双元载体作为双元载体的升级版本，携带额外的vir基因，呈现超毒力表型，转化频率显著提升，尤其适用于谷类作物等难转化物种；此外，活体（in planta）转化方案不断涌现，大幅提升了转化效率，可实现双子叶与单子叶植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等主要禾谷类作物）的成功修饰。最常用的农杆菌介导活体转化方法为花浸法和真空渗透法：花浸法将花朵浸入农杆菌悬浮液中，可直接从植株收获转基因种子，操作快捷实用但转化效率低，主要适用于双子叶植物及部分单子叶植物；真空渗透法将植物组织或整株植物浸入农杆菌液体悬浮液，经减压后快速复压，可将细菌高效导入植物组织，既可生产转基因种子也可获得转基因营养器官，长期被用于提升多种双子叶与单子叶植物的转化效率，若结合超声处理可进一步提升转化效率。
2.1.2 植物病毒载体法
植物病毒载体是向植物高效精准递送遗传物质的工具，RNA病毒与DNA病毒感染机制存在本质差异，因此可递送不同类型的分子货物。最常见的植物病毒为单链RNA（ssRNA）病毒，分为正义链（+ssRNA）和反义链（-ssRNA）两类：多数+ssRNA病毒仅能容纳数百核苷酸的插入片段，由于载量有限且遗传稳定性差，无法递送长外源序列（如Cas9开放阅读框），但适合递送向导RNA等小片段；-ssRNA病毒较+ssRNA病毒基因组更稳定、载量更高，可容纳完整的CRISPR/Cas元件，无需依赖表达Cas核酸酶的转基因受体植株，但无法进入分生组织，不能将编辑试剂递送至生殖细胞，因此需将编辑后的体细胞再生为可遗传修饰的完整植株。
植物DNA病毒较RNA病毒数量更少，包括双生病毒科（Geminiviridae）和矮缩病毒科（Nanoviridae）的单链DNA（ssDNA）病毒，以及花椰菜花叶病毒科（Caulimoviridae）的双链DNA（dsDNA）植物副逆转录病毒。双生病毒推动了可递送长供体DNA片段、实现高拷贝数的病毒载体系统开发，还可作为病毒诱导基因沉默（VIGS）载体，在不改变内源基因序列、无需稳定遗传转化的前提下降解植物内源基因转录本；此外，双生病毒载体是递送基因组编辑试剂的重要平台，病毒诱导基因组编辑（VIGE）利用工程化植物病毒将CRISPR/Cas组件转运至植物细胞，通常病毒基因组被编码在双元载体的T-DNA边界内，递送至植物细胞后组装为完整病毒，凭借高复制速率实现CRISPR/Cas组件的高效表达。花椰菜花叶病毒科成员主要作为调控元件来源，其中最典型的是花椰菜花叶病毒（CaMV）的35S启动子，仍是植物中最强的组成型启动子之一，但作为复制载体应用时受限于寄主范围窄、外源DNA插入困难，病毒颗粒可成功包装的外源DNA大小限制在约250 bp以内。
病毒载体可通过机械接种、叶面喷施、茎或叶柄针注、农杆菌浸润和生物弹射法等多种途径导入植物。
2.2 直接基因转移
2.2.1 生物弹射法
生物弹射法又称基因枪法或微粒轰击法，是最广泛应用的植物转化技术之一，尤其适用于难以通过农杆菌介导转化的物种（如多种谷类和豆类）。该方法将目标DNA与金或钨制成的微小颗粒混合，金属颗粒带正电荷可与带负电荷的DNA结合；包被DNA的金属颗粒装入基因枪后，高压氦气推动载有DNA包被颗粒的微载体撞击阻拦网，气体压力升高时微载体迫使DNA包被颗粒穿过阻拦网，穿透置于培养皿中的靶细胞膜，直接将DNA构建体送入细胞核；递送后DNA从金属颗粒脱离，通过内源性重组机制整合到植物染色体DNA中。
生物弹射法可有效转化双子叶与单子叶植物，与农杆菌介导转化类似，可实现稳定与瞬时基因表达，同时递送大量不同遗传元件，技术毒性较低，几乎可应用于未成熟胚、成熟胚、茎尖分生组织、叶片、根等各类组织，但也存在相应局限性。
2.2.2 原生质体转化
原生质体转化是将外源DNA导入无细胞壁的植物原生质体（裸细胞）的技术，常用于基因功能研究、蛋白定位或CRISPR/Cas9基因组编辑，尤其适合瞬时基因表达研究，可在短时间内分析多个基因。首先通过酶解细胞壁制备原生质体，原生质体可较大程度保留来源细胞的细胞特性与分化特征，因此分离流程需针对不同物种、器官或组织定制；分离后通过聚乙二醇（PEG）或电穿孔法实现外源DNA的直接递送：PEG介导转化在钙离子存在下诱导膜可逆融合，通过内吞作用促进外源DNA摄取；电穿孔法则利用电脉冲在细胞膜上产生瞬时孔隙，协助外源DNA进入。转化后的原生质体经选择性培养后可进入后续再生环节。
2.2.3 显微注射
显微注射是直接物理递送DNA至靶细胞的策略，借助显微镜操控细玻璃针完成注射，不损伤靶细胞，但劳动强度高，需要昂贵设备与专业技术。实际操作中，通过两个显微操纵器固定靶细胞：一个作为持握吸管固定细胞位置，另一个为填充少量DNA溶液的微毛细管，可穿刺质膜或核膜，通过微毛细管将DNA注入植物细胞的细胞质或细胞核，也可用于原生质体。基因转移完成后，转化细胞经培养最终再生为完整植株。
2.2.4 纳米技术
纳米技术利用直径小于100 nm的超细纳米颗粒，可绕过刚性植物细胞壁实现精准遗传转化。碳点、单壁与多壁碳纳米管、金纳米颗粒（纳米球、纳米棒、纳米簇）、硅基载体、磁性纳米颗粒、壳聚糖纳米颗粒以及脂质体和囊泡等仿生载体，可携带药物、蛋白和核酸等不同货物进入植物细胞。该转化路径利用细胞膜附近相似的电荷特性克服细胞壁屏障，将各类货物导入植物组织，实现瞬时或稳定转化，还可用于细胞器靶向基因递送。
3. 植物育种：传统方法与分子方法对比
通过上述技术实现的基因工程，是利用重组DNA技术或CRISPR等基因编辑工具对生物体DNA进行精准直接修饰，通过插入、敲除或改造特定基因引入全新且高度靶向的性状，与标记辅助选择（MAS）、基因组选择共同构成分子育种的核心组成部分。
分子育种通过结合基于标记和基因组的筛选与靶向遗传修饰手段，突破了传统育种的诸多局限。DNA标记、基因组测序和基因组选择使育种家能在表型完全表达前，在分子层面鉴定优良基因型；转基因和基因组编辑则允许直接修饰遗传变异。通过将关注点从可见表型转向分子标记、基因组位点和基因型-表型关联，分子工具可减少鉴定复杂、隐性或环境敏感性性状所需的时间、空间和资源。传统育种以表型为导向，遵循杂交、表型筛选、田间试验的流程；分子育种则以基因型为依据，基于标记检测、基因组预测和靶向遗传修饰开展工作，二者形成鲜明对比。
以CRISPR/Cas系统为核心的基因编辑技术，突破了单纯选择的局限，可实现可编程的位点特异性DNA修饰，与传统转基因技术通常将外源基因导入宿主基因组不同，部分CRISPR编辑植物可不残留外源DNA。分子育种还呈现明显的时间演进趋势：早期方法聚焦于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数量性状位点（QTL）定位和标记辅助选择，现代应用则逐步向更广范围的基因组工程拓展，近期进展包括程序化结构变异（如大片段插入、重复、倒位和基于转座子的基因组重塑）；碱基编辑可在不产生双链断裂的前提下实现靶向核苷酸转换，适合农业相关等位基因的精准修饰；CRISPR介导的表观基因组编辑则将干预维度从DNA序列改变延伸至调控层面，例如在拟南芥中定向操控H3K4me3染色质标记，可影响内源基因表达、抗性响应和低重组基因组区域的重组事件。
分子育种不应被视为传统方法的替代方案，尽管分子工具可加速遗传进展并提升精度，但田间验证仍不可或缺——最终农艺表现受环境条件及基因型×环境（G×E）互作显著影响。理想的现代育种范式应为整合模式：传统育种提供农艺与田间测试框架，分子生物学、基因组编辑、AI辅助预测和无组织培养递送策略则为更精准、更快速的筛选或修饰提供支撑。
4. 性状基因
目前已人工创制出大量携带特定转基因、具备不同优良性状的作物，相关基因可赋予农业作物除草剂抗性、生物量提升、病虫害抗性、消费品质改良、逆境响应及不良环境因子耐受等特性。
4.1 除草剂抗性相关基因
除草剂对植物基因的影响复杂深远，可诱导随机染色体变异与突变，也可作为强自然选择压力，淘汰敏感个体，推动群体中保护性突变的积累。除草剂抗性分为靶标位点抗性（TSR）和非靶标位点抗性（NTSR）两类：TSR源于除草剂靶标蛋白编码基因的突变，多为导致氨基酸替换的非同义置换，阻止除草剂与蛋白结合但不干扰酶的正常功能，也可能由靶标基因表达上调导致，产生的酶量超过常规除草剂施用剂量的抑制能力；NTSR是复杂且快速进化的抗性机制，通过隔离、减少除草剂吸收、转运和增强代谢降低活性除草剂含量，不涉及特定靶标蛋白突变，常表现为对多种不同作用机制除草剂的交叉抗性，因多基因基础和可对新除草剂产生交叉抗性的特点，较TSR更难防控，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挑战。
4.2 生物量提升相关基因
基因工程为大幅提升作物生产力提供了可能，研究人员通过引入调控植物关键生理过程的基因，开发生长更快、生物量更高、环境胁迫耐受性更强的转基因品种，相关基因涵盖光合效率调控、植物激素系统调节等层面，包括RPS6K2、fto、CYP85A3、D11-2A、PTR6、NFYA-B1、NLP7等。
4.3 病虫害抗性相关基因
作物病虫害抗性改良主要通过抗性基因利用、感病基因编辑和RNA干扰（RNAi）三类策略实现，核心方案包括引入可使植物识别病原体的抗性基因，以及利用CRISPR/Cas9破坏病原体依赖的感病基因。应用最广的抗性基因为苏云金芽孢杆菌（Bacillus thuringiensis, Bt）来源的Cry转基因，其他已应用的基因还包括Vip、CpTI、bgn13.1、NPR1等。
4.4 消费品质改良相关基因
提升植物消费品质的转基因涵盖风味、外观、营养价值、质地和货架期改良相关基因。例如番茄中已鉴定出大量调控果实着色、形态、风味和营养价值的基因；水稻中已实现对氨基酸与蛋白质组成、微量营养素含量的修饰；甜玉米中sh2与se1或su1与se1基因的组合可培育出风味更佳、货架稳定性更强、消费接受度更高的杂交种。
4.5 不良环境抗性相关基因
科学家通常不单一引入胁迫抗性基因，而是利用可作为植物胁迫耐受“主开关”的调控基因，这类基因不编码直接保护性化合物，而是激活植物体内已有的干旱、盐胁迫、极端高低温响应的全套基因级联通路，在多重复合胁迫下表现优异。代表性基因包括可触发植物固有防御系统的DREB1和HSP；调控脱落酸信号通路、提升干旱与盐胁迫耐受性的ABI1、HAB1和GSTU17；对逆境抗性和存活至关重要的脂质运载蛋白TIL和CHL基因；在植物营养组织激活、提升干旱与盐胁迫耐受性的脱水素（DHN）；对大量元素饥饿条件下植物存活关键的eIF2a；提升水稻苗期耐冷性的GATA16等。
5. 全球转基因植物发展现状
2019年统计数据显示，全球29个国家种植约1.9亿公顷转基因作物，以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为主。截至2024年，转基因作物的推广范围进一步扩展：1996年至2024年间，73个国家通过种植或进口方式应用转基因作物；2024年当年，31个国家种植20余种转基因作物。根据ISAAA转基因审批数据库，各国对转基因作物的监管授权涵盖种植、进口、食品/饲料用途或商业化等至少一类用途，“转基因事件”指特定转化事件产生的转基因品系，相关数据不代表栽培品种数、植物物种数或种植面积。
6. 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
各国均制定了转基因作物上市前的风险评估规程，旨在最小化人类健康风险，防止天然作物品种被取代，评估通常涵盖四个维度：基因修饰如何改变植物天然化合物或产生全新化合物；植物产生的新化合物是否安全；植物代谢物分析；转基因植物营养成分的变化。转基因作物的人类健康风险评估包括直接影响（转基因植物本身）和间接影响（配合化学品种植的转基因植物）两部分。
6.1 直接影响
针对健康相关研究的综合分析表明，已获批转基因作物在急性毒性、亚慢性效应和营养等效性等评估参数上安全性一致，食用转基因作物对人类健康的直接不良影响目前普遍认为可忽略不计。大量研究评估了转基因水稻、甘蔗、大豆、玉米和木瓜的人类健康安全性，通过长期（26天至90天，少数达8个月）饲喂模式动物（主要为大鼠和小鼠）开展试验，结果显示饲喂转基因水稻、甘蔗、玉米、木瓜、大豆均未导致死亡，体重、血浆蛋白水平、饲料利用率等其他生物学参数仅出现可忽略的变化，所有受试转基因植物与非转基因对照安全性相当。即使携带草甘膦抗性（EPSPS）、草铵膦抗性（pat）和鳞翅目害虫抗性（cry1Ac、cry2Ab2和mVip3Aa）三种抗性基因的转基因大豆也未检测到不良影响。针对猪、犊牛等大体型动物的研究显示，Bt玉米中的Cry蛋白在胃肠道中被分解，不会进入脾脏、肝脏或淋巴结；玉米食用前的加热处理可进一步降低暴露风险，加工食品中未检出Cry蛋白，证实其对人类食用安全。为期7年的两代食蟹猕猴喂养研究是迄今为止最长的非人灵长类转基因作物喂养试验，结果显示携带Cry1Ab/Cry2Aj和EPSPS基因的转基因玉米对肠道菌群组成、结构和功能无重大影响，为多代际效应提供了关键证据。三代大鼠繁殖毒性研究和两代大鼠DREB3转基因小麦繁殖毒性研究均证实，长期暴露下转基因作物对生殖功能、后代发育和多代际健康无不良影响。
6.2 间接影响
转基因技术常与农药抗性结合，允许农户直接向转基因作物喷施对应农药，打破了草甘膦使用的天然限制——草甘膦原本会杀死非转基因作物和靶标杂草，约束放松后草甘膦施用量急剧上升。人类可通过污染的水源、风媒扬尘、飘移接触以及食用经草甘膦处理的转基因植物暴露于草甘膦，多项独立研究证实草甘膦除草剂及其降解产物氨甲基膦酸（AMPA）会在草甘膦抗性植物中积累，按推荐剂量喷施除草剂的 soybean种子中草甘膦含量是草甘膦抗性作物来源食品中的最高值。草甘膦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存在争议，部分学者认为其与人类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关联尚无定论，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现有安全标准过时，需修订以防范长期健康风险。人体尿液中草甘膦痕量检出证实了系统性暴露的存在，美国内分泌和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率上升也被认为与该农药使用增加相关。巴西研究显示，由转基因种子推广驱动的草甘膦暴露经河流传播，导致婴儿死亡率和儿童癌症死亡率上升；美国研究也发现转基因种子和草甘膦的推广显著降低了平均出生体重和孕周长度。
Bt作物可抵抗鳞翅目害虫，减少了针对该类害虫的化学杀虫剂喷施需求，多项研究证实Bt作物推广与杀虫剂用量显著下降相关；同时Bt玉米中高毒性真菌毒素浓度远低于普通玉米，对人类食用更安全，还可降低农户喷施杀虫剂时的暴露风险，带来直接健康收益。
7. 讨论
转基因作物在全球主要产粮国推广迅速、覆盖范围广，尽管大量转基因植物已具备消费品质改良、病虫害抗性、生产力与免疫力提升相关的性状基因，但目前商业化应用仍主要集中在除草剂耐受性、Bt抗虫性和产品品质三类性状，以及少数其他商业化作物。转基因植物在农业中的应用是重要的争议性议题，兼具显著优势与潜在风险。
其优势包括：特定转基因带来的产量提升，如抗虫转基因作物中的Bt基因可自主产生杀虫蛋白，对害虫有毒杀作用，减少化学杀虫剂需求进而提高产量；抗病毒病和抗逆（如干旱）能力也有助于提升生产力；消费品质改良也是重要收益，包括转基因番茄延迟成熟的货架期延长、营养强化（如富含β-胡萝卜素前体维生素A的黄金大米）、脂肪酸组成改良的转基因大豆等；此外，减少田间作业机械使用可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作物对干旱、土壤盐渍化的耐受性可减少耕地扩张，助力森林保护；经济层面，化学防护、燃料和劳动力成本降低可减少生产成本，转基因作物的产量受害虫和不良条件影响更小，结果更具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但转基因植物的应用也存在风险：生态风险方面，草甘膦抗性转基因植物的推广使草甘膦施用量从每公顷0.1千克升至美国当前的1.3千克以上，而未批准转基因种子的欧盟草甘膦施用量仍接近美国转基因推广前水平，约为每公顷0.2千克；除草剂的无序使用最终导致抗除草剂杂草（“超级杂草”）进化，迫使田间使用毒性更高的除草剂复配组合，加剧除草剂及其降解产物在转基因植物、土壤、水体和空气中的积累；此外，Bt植物花粉可能对蜜蜂等有益昆虫或土壤微生物群产生负面影响，转基因作物基因可能漂移至野生近缘种或有机作物，而风媒或虫媒的花粉扩散几乎无法控制。经济风险方面，转基因种子多由大型企业专利持有，农户需每季重新购种，不仅使农户依赖跨国公司，还可能拉大社会差距——发展中国家的小农户往往无力承担昂贵的种子及配套除草剂费用。社会层面的健康担忧包括转基因植物携带过敏原基因引发的致敏风险，如添加巴西坚果基因以提升营养的转基因大豆在测试中引发了过敏反应。
当前关于转基因作物的讨论还聚焦于长期效应：单一栽培扩张、抗性杂草和害虫的蔓延可能抵消或减少短期减少杀虫剂使用的收益；转基因作物推广对蜜蜂、蝴蝶等昆虫类群的长期影响仍未得到充分评估，这些类群可能直接受转基因作物和农药使用变化的影响，其丰度与多样性又会反向影响农业生产；转基因作物推广对全球森林砍伐的影响量化研究仍属空白。对转基因作物的质疑即使在缺乏科学危害证据的情况下依然存在，导致全球监管格局分化：北美和南美（美国、加拿大、巴西、阿根廷）的转基因大豆、玉米、油菜和棉花种植面积广阔，构成出口农业支柱；而欧盟、俄罗斯及非洲、亚洲多国对转基因作物种植实施严格管控，仅允许部分作物进口用于加工（主要为饲料）或处于暂停状态，主要受环境与健康关切驱动。
8. 结论
转基因植物一方面可为解决饥饿问题、改善世界特定区域的特定营养素缺乏、实现不良环境下的作物种植与稳产提供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其在农业中的应用也伴随一定的经济与生态风险。当前全球社会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如何平衡转基因植物提升农业效率的巨大潜力与相关风险的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