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新型数字基础设施能否促进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Can Regional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Promote the Level of Green Fin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

【字体: 时间:2026年06月13日 来源: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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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2007—2023年中国13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人员考察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NDI)对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 GF)发展的影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指标基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相关关键

  
利用2007—2023年中国13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人员考察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NDI)对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 GF)发展的影响。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指标基于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相关关键词出现比例构建,绿色金融指数则依据七个维度采用熵权法(Entropy Weighting Method)重新测算。估计结果表明,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绿色金融发展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在替换变量测度、缩尾(Winsorization)处理及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al Variable, IV)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产业结构升级(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特别是产业结构高度化(Advance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是重要传导渠道。进一步异质性分析表明,该促进作用在经济规模较大城市、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以外城市及金融资源集聚水平较高城市中更为显著。上述发现为数字基础设施在培育绿色金融及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论文解读:《Can Regional New Digital Infrastructure Promote the Level of Green Finan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发表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inancial Studies)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随着5G、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演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成为产业升级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支撑。同时,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背景下,绿色金融(Green Finance, GF)是引导资本流向清洁产业、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政策工具。现有文献多关注数字经济整体或智慧城市对绿色发展的宏观影响,缺乏将"新型数字基础设施(New-Typ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New DigInfra)"作为特定政策变量,系统考察其对城市层面绿色金融作用机制的研究;且产业结构升级(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ing, UpIndus)作为潜在中介变量的实证证据不足。鉴于绿色金融深受区域产业基础和城市规模影响,本研究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厘清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对绿色金融的影响及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传导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政策价值。
二、主要研究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选取2007—2023年中国135个地级市(剔除直辖市及严重缺省样本)的平衡面板数据。因变量绿色金融(GreFin)由绿色信贷、绿色投资、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绿色扶持、绿色基金及绿色权益七个分项通过熵权法(Entropy Weighting Method)合成;核心自变量新型数字基础设施(NewDigInfra)采用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中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关键词频占比度量;中介变量产业结构升级(UpIndus)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衡量。控制变量含城镇化率(Urban)、高等教育资源强度(EduRes)、财政投资强度(FisInv)、对外开放度(OpenOut)、环境保护水平(EnvPro,以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表征)及移动电话普及率(MobPop)。基准模型为城市固定效应面板回归,中介效应采用逐步回归法与Bootstrap法检验,稳健性检验包括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绿色信贷、1%水平缩尾(Winsorization)及一期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IV-2SLS)估计。
三、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
绿色金融指数均值为0.330,变异较大(0.0127~0.719);新基建指标均值0.00164,表明各地建设程度差异明显;产业结构升级指标均值1.178(0.299~6.383),证实区域间产业结构存在显著异质性。
3.2 基准回归(Main Test)
未加控制变量时NewDigInfra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加入全部控制变量后,NewDigInfra系数为8.7256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下,NewDigInfra每提升0.001,绿色金融指数约上升0.0087。城市化率(Urban)与开放度(OpenOut)、财政投资强度(FisInv)及环保水平(EnvPro)亦呈显著正向关系。假设H1得证: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显著促进区域绿色金融发展。
3.3 机制检验(Mechanism Test)
第一步回归显示NewDigInfra对UpIndus的正向影响在1%水平显著;第二步将NewDigInfra与UpIndus同时纳入方程,二者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Bootstrap中介检验置信区间不包含0,证实产业结构升级是新型数字基础设施促进绿色金融的显著中介渠道。假设H2得证。
3.4 稳健性检验(Robustness Test)
以绿色信贷(GreLoan)替代GF综合指数,NewDigInfra系数仍显著为正(5%水平);主要连续变量1%缩尾后结果依旧显著(1%水平);采用滞后一期NewDigInfra作IV,KP-LM统计量拒绝识别不足,Cragg-Donald Wald F及Kleibergen-Paap Wald F超Stock–Yogo 10%临界值排除弱工具变量偏误,第二阶段NewDigInfra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正,内生性问题得到缓解,基准结论稳健。
3.5 异质性分析(Heterogeneity Analysis)
按人口密度分组,经济规模大(高密度)城市NewDigInfra系数显著为正(5%水平),小规模城市不显著;按是否属国家级城市群划分,非城市群城市促进效应显著而群内城市不显著;以存贷款总额/GDP衡量传统金融深度(Banking-Based Financial Depth),交互项显著为正,边际效应在金融深度第75分位显著为正(1%水平),说明金融资源集聚强化了新基建对绿色金融的推动作用。
四、讨论与结论(翻译自Conclusion部分)
基于2007—2023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研究人员实证发现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显著促进绿色金融发展,该结论经多项稳健性检验成立。机制分析确认产业结构升级是关键传导渠道——数字基础设施不仅改善金融体系,还通过重塑实体经济、催生高附加值及服务业比重提升,扩大绿色投资项目池并强化绿色金融工具需求。异质性分析揭示促进效应在大城市、非城市群地区及传统金融深度更高城市中更突出,说明新基建赋能效果依赖当地产业基础与金融系统成熟度。综上,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是塑造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技术与制度因素,其成效具城市异质性,政策制定应协同推进数字基建、产业结构升级与地方金融能力建设,将数字优势转化为绿色金融实效。研究局限在于新基建指标可引入5G基站数等物理指标完善,绿色金融指标体系可纳入ESG及绿色科技创新融资维度,微观企业创新行为机制有待后续企业层面数据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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