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ies》:Fiscal Antibodies: How Public Health Expenditures Strengthen National Economic Vulnerability to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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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考察了2000—2023年62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公共卫生支出与国家气候脆弱性之间的关系;气候脆弱性采用圣母大学全球适应倡议指数(ND-GAIN Index)进行衡量。基于既有文献结论相互矛盾且缺乏大规模面板计量经济学证据这一研究动因,本研究旨在判
本研究考察了2000—2023年62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中,公共卫生支出与国家气候脆弱性之间的关系;气候脆弱性采用圣母大学全球适应倡议指数(ND-GAIN Index)进行衡量。基于既有文献结论相互矛盾且缺乏大规模面板计量经济学证据这一研究动因,本研究旨在判定卫生投资是否会显著提高气候脆弱性。研究采用动态广义矩估计法(GMM),结果显示,人均公共卫生支出对ND-GAIN综合指数具有统计显著的正向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均公共卫生支出对ND-GAIN综合指数具有统计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更高的ND-GAIN值意味着更低的气候脆弱性和更强的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与国家气候脆弱性的下降相关。在高收入国家中,卫生支出可能通过利用既有基础设施与治理体系来提升适应能力。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将公共卫生资金置于气候变化适应规划的优先位置。这是因为,仅仅投资卫生领域并不足够;尤其在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同时投资于基础设施、治理能力和适应能力建设。
该文发表于《Economies》,围绕公共卫生支出与国家气候变化脆弱性之间的关系展开系统分析。研究背景在于,气候变化已成为21世纪最核心的全球性挑战之一,其影响不仅体现在气温上升,还广泛波及自然生态系统、经济稳定、公共卫生与社会福祉。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气候变化界定为现代最严重的健康威胁之一,因为其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促进传染病传播,并破坏维持人群健康所需的环境与社会条件。与此同时,资源不足、适应能力较弱的国家和脆弱群体往往承受更严重的冲击,从而进一步扩大国家间与国家内部的健康不平等。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识别影响国家气候脆弱性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卫生支出的作用机制,成为具有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的重要议题。
现有研究对于卫生支出与气候脆弱性关系的认识并不一致。一方面,健康主导增长假说(health-led growth hypothesis)和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认为,卫生支出并非单纯消费,而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更健康的人口具有更高劳动生产率、更低缺勤率和更长劳动生命周期,也更有能力应对环境冲击与气候风险,因此卫生支出应有助于降低国家脆弱性。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指出,过高的卫生支出在资源有限国家可能形成财政负担,并对教育、基础设施、预警系统或灾害准备等其他适应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crowding-out effect),从而削弱整体适应能力。既有文献还存在方法上的明显不足,包括样本局限于单一国家、依赖描述性分析、缺乏对内生性(endogeneity)和国家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严格控制等。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试图利用更长时期、更大样本和更严格的动态面板方法,对这一争议问题给出更具说服力的经验检验。
研究人员选取了2000—2023年间6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层面二手数据,以ND-GAIN综合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该指数从脆弱性(vulnerability)和准备度(readiness)两个维度衡量一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状况,取值范围为0至100,分值越高表示气候脆弱性越低、适应能力越强。论文特别强调了这一“逆向解释”规则,即回归系数为正,表示相关变量上升会降低气候脆弱性;回归系数为负,则表示相关变量上升会加剧气候脆弱性。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人均公共卫生支出,同时纳入人均GDP、个人卫生自付支出(out-of-pocket expenditure, PKT)、卫生劳动力、预期寿命、老龄人口和城市化率等控制变量,以尽可能分离卫生支出的独立影响。
研究采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基于62个国家2000—2023年的跨国面板数据,先进行描述性统计、Pearson相关分析、单位根检验与诊断检验,以识别数据分布、平稳性和误差结构;随后构建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固定效应模型与动态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模型,其中GMM用于处理滞后因变量引起的偏误及潜在内生性问题,并通过限制工具变量滞后阶数和压缩工具矩阵缓解工具变量过度增殖;最后分别对全样本、发达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样本进行分组估计,以比较不同收入组别中的异质性效应。样本来源为公开国际数据库,属于国家层面的汇总数据。
在结果部分,论文首先报告了“4.1. Validity of Data”中的基础检验结果。描述性统计显示,ND-GAIN均值在各变量中处于较高水平,而个人卫生自付支出表现出最高波动性,城市化率则相对稳定。相关性分析表明,ND-GAIN与多数变量总体呈正相关,但与PKT和URB存在负相关关系。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变量在一阶差分后平稳,适合后续面板估计。诊断检验进一步发现,样本存在明显的截面依赖(cross-sectional dependence)和异方差性(heteroskedasticity);Arellano–Bond序列相关检验中,AR(1)显著而AR(2)不显著,这符合差分GMM模型的典型特征,也支持工具变量集合的有效性。Hansen J检验结果则支持工具变量设定的合理性。
在“4.2. Panel Regression Tests”中,研究人员依次报告OLS和动态GMM的估计结果,并指出动态GMM更适合作为主要推断依据。全样本结果表明,人均公共卫生支出对ND-GAIN指数具有统计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公共卫生支出增加与气候脆弱性下降相关。人均GDP同样呈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经济增长能够增强适应能力。预期寿命、卫生劳动力、个人卫生自付支出和城市化率在总体样本中也表现为正向关系。滞后一期的ND-GAIN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国家气候脆弱性具有较强的持续性(persistence),即一国既有适应能力和脆弱性结构会延续到下一时期。
论文特别强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性结果。在发达国家样本中,公共卫生支出的系数为负,表明额外卫生支出与ND-GAIN下降相关,即与更高的气候脆弱性相关。研究将这一结果解释为边际收益递减(diminishing marginal returns)或潜在的部门挤出效应:当高收入国家已具备较完善的医疗体系和治理框架时,继续增加卫生支出未必能够显著提升适应能力,反而可能挤占其他与气候适应直接相关的投入。与之相对,在发展中国家样本中,公共卫生支出的系数为正且效应更大,表明卫生投资更明显地降低了气候脆弱性。这说明在基线适应能力较低、卫生服务相对不足的环境中,卫生支出的边际改善作用更为突出。
关于其他变量,论文指出,个人卫生自付支出在总体样本中与ND-GAIN正相关,但在不同收入组中的效应差异明显。在发展中国家,自付支出呈弱显著正向影响,可能意味着在公共卫生体系尚不完善时,家庭自付支出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冲了疾病负担带来的健康风险,但这种机制也意味着居民承受额外经济压力。预期寿命和卫生劳动力在OLS与GMM中总体表现出正向作用,说明健康人力资本改善与气候适应能力提升相联系。城市化率则在不同组别中存在差异,在发达国家中,其影响与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医疗可及性相关,而在其他情境下,城市化也可能因资源挤压和环境压力而加重脆弱性。
讨论部分主要围绕上述异质性结果展开。论文认为,公共卫生支出总体上有助于提高ND-GAIN值,也就是降低国家气候脆弱性,这一结论与健康主导增长假说和人力资本理论基本一致,也与部分先前研究相呼应。研究进一步指出,卫生支出对气候脆弱性的影响并非无条件成立,而是高度依赖基础设施、治理质量、制度协调和既有适应能力等配套条件。也就是说,卫生支出本身不是充分条件,其效果需要通过更广泛的制度和基础设施体系转化为真正的气候适应能力。在发达国家中,已有较强基础设施和治理体系,新增卫生支出可能出现边际效应下降;而在发展中国家,卫生投入更有可能直接改善健康服务供给并提升应对气候冲击的能力,但若缺少水资源系统、灾害预警体系和环境治理等配套投资,其效果仍然有限。
论文结论部分指出,本研究系统考察了62个国家在2000—2023年间公共卫生支出、经济增长与气候脆弱性之间的关系。总体结果显示,公共卫生支出和人均GDP均与ND-GAIN指数呈显著正相关;由于更高的ND-GAIN值代表更低的气候脆弱性,因此这意味着提高公共卫生支出和促进经济增长均有助于降低国家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程度。不过,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受到城市化水平、卫生劳动力状况和人口结构等因素影响。论文据此提出政策含义:应建立气候预警系统、推动政府实施绿色政策、通过税收优惠或补贴鼓励企业绿色转型,并在高CO
2排放国家增加政府卫生预算。研究还建议未来进一步区分老年、青年与中年群体的卫生支出模式,并将ND-GAIN拆分为脆弱性和准备度两个子指数开展更细化分析。总体而言,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利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为公共卫生支出与气候适应能力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较为稳健的跨国证据,并揭示了这一关系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中的显著异质性,为气候适应政策与公共财政配置提供了经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