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ine Policy》：Managing collaboration under conservation crisis: Trust, risk, and control in the Gulf of Maine fishery management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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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渔业管理与濒危物种保护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重大的治理挑战，需要持续的组织间沟通、协作与集体行动以实现共同目标。已有研究表明，组织间协作绩效高度依赖于信任的不同维度以及补充性的控制机制，以缓解协作中的感知风险并实现资源共享与活动协调。然而，在既定跨界管理网络受
跨界渔业管理与濒危物种保护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重大的治理挑战，需要持续的组织间沟通、协作与集体行动以实现共同目标。已有研究表明，组织间协作绩效高度依赖于信任的不同维度以及补充性的控制机制，以缓解协作中的感知风险并实现资源共享与活动协调。然而，在既定跨界管理网络受到干扰时，信任、风险与控制之间的假设关系如何变化尚不明确。本研究呈现了在北美墨西哥湾（Gulf of Maine, GOM）开展的调查研究结果，以更好地理解在北大西洋露脊鲸（North Atlantic right whale, NARW）保护危机导致的干扰期间，参与跨界渔业管理与海洋保护网络的不同组织之间的协作关系。结果表明，正式控制策略（formal control strategies）在构建两种组织间信任类型（理性信任与情感信任）方面比以往假设的更为有效，而非正式控制策略（informal control strategies）则不如预期有益。这些发现提示，网络管理者与参与者可能需要在面临干扰时调整其既有的控制机制，在不确定性更高和不稳定性更强的时期更多地依赖正式化机制。
## 论文解读
###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跨界渔业管理涉及跨越政治边界移动的鱼类种群及其所穿越的复杂生态系统，这类治理网络旨在提供灵活、去中心化、包容且信息丰富的结构，以促进相互依赖的成员之间生成、整合和共享知识，朝着共同商定的目标采取集体行动，并促进相互学习与问题界定。与其他依赖市场或层级控制的组织间活动不同，治理网络中的组织保持自治地位，偏好社会交换机制。网络管理的核心在于启动和促进参与者之间的互动过程，以创建和改变网络安排，从而实现更好的协作，这包括组织论坛和工作组、鼓励共享学习、制定程序规则、跨越边界连接人员以及建立网络参与者之间的信任等策略。
网络管理者还需应对网络干扰，包括技术和监管冲击、组织的进入与退出、关于技术和信息共享的争议以及关键人员变动等。干扰可能破坏既定关系、增加不确定性并提高感知风险。近期研究表明，在干扰期间，正式机制（如规则、报告系统和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可能对稳定协作变得更加重要，而非正式策略可能益处较小甚至有害，因为稳定性和风险规避被优先考虑。尽管干扰普遍存在且管理策略对网络绩效至关重要，但关于跨界渔业在遭受干扰时网络管理策略效用的研究仍然有限。
本研究选择北美墨西哥湾（Gulf of Maine, GOM）渔业管理网络作为案例，该网络正经历由极度濒危的北大西洋露脊鲸（North Atlantic right whale, NARW）死亡事件引发的保护危机干扰。露脊鲸保护危机涉及复杂的跨界治理背景：东北部的雪蟹和龙虾陷阱/笼具渔业约占露脊鲸出现区域端线（endlines）的93%，仅2011年至2016年间美国东北部和加拿大水域就约有700万个笼具。2017年美国宣布露脊鲸出现"异常死亡事件"（unusual mortality event, UME），随后出台了一系列联邦决策以减少死亡，包括要求使用断裂强度不超过1700磅的弱化绳索配置、使用声学激活装置检索底笼和渔网以规避垂直线、建立航运走廊以及更极端的完全渔业关闭等措施。固定网具渔业的从业者表示愿意帮助濒危露脊鲸恢复，但认为许多监管措施具有惩罚性且缺乏科学依据，2021年缅因州龙虾协会甚至对美国国家海洋渔业管理局提起诉讼。这一保护危机构成了对墨西哥湾跨界渔业管理网络正常运作的干扰，导致网络利益相关者之间冲突加剧，对协作构成挑战。
### 研究目的
研究人员基于Das和Teng的控制机制理论，分析管理策略（即控制机制）对组织间信任和协作感知风险的影响，具体研究问题为：在墨西哥湾渔业管理网络经历干扰期间，管理策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组织间信任的不同维度和风险感知？研究旨在为协作自然资源管理（collaborative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NRM）中的信任-风险-控制架构提供一个"干扰条件下"的检验，并考察正式和非正式管理策略在保护危机下的表现。
###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在线问卷调查法，于2022年9月至2023年1月通过Qualtrics平台实施。调查对象涵盖在墨西哥湾从事渔业和露脊鲸相关工作的各类专业人员，包括区域/双边组织、美国联邦和州级机构、加拿大联邦和省级机构、原住民社区、非政府组织、商业/贸易团体以及研究机构等9类机构类别。研究人员从公开报告和在线文献中识别关键人员的姓名、电子邮箱和组织隶属关系，通过邮件联系并提供网络问卷链接。
调查共识别114个符合条件的组织，由于受访者可以自行添加相关组织，最终扩展至164个组织，编制了2526个电子邮箱地址形成非随机便利样本，最终获得239份有效回复，形成836个组织间配对（dyads）。问卷测量工具基于先前验证的量表，采用Likert五级量表测量三种信任类型（情感信任、理性信任、程序信任）、三种感知风险类型（关系风险、绩效风险、监管风险）以及两种控制机制（正式控制包含行为控制和产出控制，非正式控制即社会控制）。数据分析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估计测量模型，并运用层级回归（hierarchical regression）分析信任、风险和控制变量对组织间协作的预测效应，同时控制受访者组织类别、目标组织类别、倾向性不信任（dispositional distrust）和标准分（criterion scaling）等变量，以处理数据的重复测量结构。
### 研究结果
**情感信任与理性信任的正向构建**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均与情感信任呈显著正相关，且正式控制的效应略强于非正式控制。更为重要的是，正式控制是唯一与理性信任存在显著统计关联的控制类型，而非正式控制对理性信任无显著效应。这一发现与原有理论假设形成对比——按照经典命题，正式控制本应通过限制参与者自主性而削弱情感信任和理性信任，但在保护危机引发的干扰情境下，正式控制反而成为构建这两种信任的有效途径。
**程序信任的复杂效应**
程序信任模型呈现出相对微弱的控制效应。非正式控制与程序信任存在较小的正向关联，正式控制则与程序信任存在负向关联。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微弱效应可能源于测量层面的错配：程序信任采用整体性感知测量（询问受访者对区域渔业管理系统程序公平性和有效性的看法），而控制机制则采用组织间配对测量。值得注意的是，非正式控制与倾向性不信任的交互作用显著：对于倾向性不信任水平较高的受访者，非正式的组织间互动更能增强其对宏观制度系统的程序信任。这表明，对于 inherently 更不信任他人的人群，非正式互动机会能够促进其对治理系统的信任。
**感知风险的差异化影响**
理性信任是唯一显著降低感知风险的信任维度，具体表现为对绩效风险（performance risk）的衰减效应。这一发现凸显了在干扰条件下，对合作伙伴能力和可靠性的信心相较于共享身份认同或程序公平感知更为关键。在控制机制方面，正式控制降低了关系风险（relational risk），但意外的是增强了监管风险（regulatory risk）。研究人员对此的解释具有直觉合理性：监管风险本身预设了规则和违规处罚的存在，更高的制度化水平可能增加对该风险的主观评估。非正式控制对关系风险和绩效风险均无显著影响。
### 讨论与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由北大西洋露脊鲸保护危机引发的干扰正在改变正式和非正式控制机制在塑造信任和感知风险方面的相对作用。最核心的发现是：在保护危机这一干扰情境下，正式控制机制展现出超越经典理论预期的信任构建功能，而非正式控制机制的作用则相对受限。
正式控制同时增强了理性信任和情感信任，这一双重效应可以从干扰情境的特殊性得到理解。当怀疑和指责在网络中蔓延时，正式控制提供了可执行的标准，帮助成员建立问责制和明确责任。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及大西洋大型鲸类减少捕获团队（Atlantic Large Whale Take Reduction Team）制定的规则——包括修改渔具以减少端线数量、建立季节性禁渔区——通过提供关于意图和结果的具体证据，使行为者能够更客观地评估行为，从而强化理性信任。同时，通过正式记录重要议题和期望，正式控制提供了可预测性和对他人意图的保障，即使在冲突和不确定性中也能增强情感信任。但正式控制与程序信任的负向关联提示，组织间层面实施的正式化控制并不必然转化为对更广泛程序保障的信心。
非正式控制机制在建立信任方面仍发挥重要作用，但效应更为复杂。非正式规范有助于在网络日益异质化的情况下存储和传递知识，特别是在环境非政府组织和保护团体等新组织进入管理网络时。North Atlantic Right Whale Consortium（NARWC）等非监管组织为跨界合作伙伴提供了非正式会面的论坛，有助于建立情感信任和程序信任。对于倾向性不信任程度较高的"怀疑论者"，非正式互动对程序信任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
理性信任在数据集内表现出特殊重要性，是唯一显著降低感知风险的信任类型。保护危机可能加剧了墨西哥湾的冲突并侵蚀了情感信任和程序信任，在这种条件下，理性信任作为一种功能冗余（functional redundancy）形式，能够补偿其他信任类型的侵蚀。
在监管风险方面，正式控制降低关系风险但增强监管风险的发现具有重要政策含义。这一动态在露脊鲸案例中被跨界特征所放大：异常死亡事件创造了共同的保护紧迫性，但纠缠风险责任和监管响应在美国和加拿大不同的制度系统之间仍存在争议。正式控制因此在国际问责本身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变得更加突出。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本研究通过运用经过验证的调查工具，可靠地测量了墨西哥湾渔业管理和露脊鲸保护网络中专业人士的组织间多维信任、风险感知和控制水平。主要结论包括：网络管理者和成员可能需要在面临干扰时调整其既定管理策略，在不确定性更高和不稳定性更强的时期更多地依赖正式化机制；正式控制被发现能够增加理性信任和情感信任，并减少关系风险，尽管它提高了监管风险并与程序信任负相关；非正式控制则增强了情感信任，与程序信任正相关（尤其对于倾向性不信任程度较高的受访者），但对理性信任和感知风险几乎无影响；理性信任成为缓解绩效风险的关键信任维度，表明在干扰下，对合作伙伴能力和可靠性的信心可能比共同身份认同或程序公平感知更为关键。这些结果支持了Keller等人关于干扰期间正式机制重要性上升的理论预期。方法论上，本研究推进了近期在跨界渔业管理网络中经验评估多维信任、风险感知和控制关系的研究努力，建议进一步使用和测试该调查工具，同时呼吁未来研究采用更广泛的定性与定量方法组合以及比较纵贯设计，以深入理解不同控制机制的价值如何在既定组织间管理网络遭受干扰期间和之后发生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