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表面之听：积极倾听在人际认知重评而非单纯接受中的作用

《Biological Psychology》：More Than Meets the Ear: The Facilitating Effect of Active Listening on Interpersonal Cognitive Reappraisal over Acceptance

　　王林子|朱彤彤|王一成|金璐瑶|戴远福|宁浩|王艳梅
中国上海200062，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心理健康与心理危机干预上海重点实验室

摘要
积极倾听是指倾听者通过言语或非言语行为来展现专注、回应、投入及认可的态度。然而，它在特定人际情绪调节策略中的神经机制作用仍不清晰。本研究采用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进行高分辨率扫描，探讨倾听者的积极倾听与两种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接纳——之间的关联。研究招募了74对女性搭档完成情绪调节任务，首先要求倾听者主动或被动地倾听对方表达的负面情绪，随后运用重评或接纳策略来缓解对方的负面情绪。从行为层面来看，积极倾听比被动倾听更能有效降低对方的负面情绪，尤其能提升认知重评的效果。fNIRS检测结果显示，在重评组中，与被动倾听相比，积极倾听会增强倾听者前额叶皮层与对方双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之间的脑部同步性，而在接纳组中则无此现象。本研究表明，高质量倾听更可能与以问题为导向的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相关，而非以反应为导向的策略（接纳）。这一过程涉及相互关联的人际神经网络。

引言
“耳朵是通往心灵的通道。”倾听作为人际沟通的核心，与学业和职业成功、人际关系健康及幸福感密切相关（Bodie, 2023; Itzchakov and Reis, 2023）。除了被动接收信息外，积极倾听（也称为“共情倾听”）还意味着认真聆听对方的言语与非言语表达，传递理解之意，并表现出回应态度（Bodie, 2023; Itzchakov et al., 2022; Rogers and Farson, 1957; Weinstein and Itzchakov, 2025）。积极倾听能够促进人际间的积极共鸣（Zhou & Fredrickson, 2023），营造安全的心理环境。重要的是，这种不同的倾听质量并非孤立存在，它往往是后续支持性行为的重要前提，为人们主动帮助他人应对困扰奠定基础（Itzchakov & Kluger, 2017）。

在这一沟通基础之上，人们往往会进一步主动管理伴侣的情绪，这一过程被称为人际情绪调节（IER）（例如MacCann et al., 2025; Niven et al., 2009; Niven, 2017; Pauw et al., 2025; Williams et al., 2018; Zaki & Williams, 2013）。与个体情绪调节相比，人际情绪调节具有明显的社交性，既能改善对方的情绪状态，也有益于倾听者的幸福感和人际关系（Jurkiewicz and Oveis, 2025; Niven et al., 2011; Zaki, 2020）。鉴于情绪调节的诸多益处，学术界已发展出多种理论框架来阐释其复杂性。早期的编码-解码模型（Dixon-Gordon et al., 2015）将情绪调节视为调节信号的线性传递，而近年来的研究则强调其动态、互动的本质。

为捕捉这些过程的动态互动特性，一些理论框架提倡采用“第二人称神经科学”视角（Schilbach et al., 2013; Schilbach, 2016）。该视角认为，实时互动社交场景中的行为与神经生物学机制与被动观察社交场景的机制有本质区别。在情绪调节过程中，调节他人情绪依赖于调节双方之间持续的行为互动、情感协调及神经同步。因此，仅研究单个大脑无法全面了解这一互动循环，必须通过分析多大脑之间的同步性，才能真正揭示实时社交互动的神经机制（Redcay & Schilbach, 2019; Schilbach & Redcay, 2025）。在情绪调节背景下，IER的互动模型（Reeck et al., 2016）及后续的社会互动框架（Liu et al., 2023）将这一过程分为三个互动阶段：（1）分享-倾听，（2）被调节-调节，（3）反馈。Reeck等人（2016）提出了IER的互动模型，指出在情绪调节过程中可能会激活三种神经系统：社会认知/共情系统（如背侧前运动区及颞上联合区）、认知控制系统（如背外侧及腹外侧前额叶皮层），以及情绪生成系统（如杏仁核和腹侧纹状体）。其中，最初的分享-倾听阶段为后续调节奠定基础。在这一阶段，倾听者的共情倾听会激活镜像神经元系统或心智化网络中的相关区域（如岛叶前部、颞上沟、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及颞上联合区），以解读对方的情绪状态（Franklin-Gillette and Shamay-Tsoory, 2021; Schmidt et al., 2021）。在第二阶段，认知控制系统（如下顶叶小叶、背外侧前额叶皮层、颞上沟）会被激活，以实施缓解情绪困扰的策略（Shamay-Tsoory et al., 2019）。最后，在反馈阶段，奖励系统会被激活，从而体现调节的效果。

已有许多研究聚焦于IER的第二阶段，证明了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的积极效果（例如Liu et al., 2023; López-Pérez et al., 2025; Nozaki & Mikolajczak, 2020; Springstein et al., 2025; Zhu et al., 2025）。然而，在IER的第一阶段，倾听者的积极倾听或许是实现有效情绪调节的关键。高质量倾听能够提升对方对倾听者回应能力的感知（Itzchakov and Reis, 2023; Itzchakov et al., 2022），增强实时感官联系与安全感（Zhou & Fredrickson, 2023），降低说话者的情绪对立程度（Itzchakov et al., 2024），满足说话者的心理需求与幸福感（Weinstein & Itzchakov, 2025）。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倾听者更有效地实施情绪调节策略。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倾听者的积极倾听是否有助于提升情绪调节的效果，进而研究这种倾听方式如何影响不同类型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与接纳）的成效。

对于情绪表达者而言，倾听者的积极倾听会让其感受到无条件的接纳与共情（Tustonja et al., 2024）。这样的支持性氛围有助于降低对方的防御心理，从而使其更愿意接受倾听者后续提出的认知重评建议（Itzchakov et al., 2018）。而对于倾听者来说，倾听对方的情感表达会激发其对对方的共情情绪（Stel & Vonk, 2010）。这一过程会激活镜像神经系统，该系统是推断和模拟他人心理状态的关键神经机制（Pfeifer et al., 2008; Baird et al., 2011），从而帮助倾听者更好地理解对方（Bekkali et al., 2021）。事实上，更高的倾听者共情能力始终与更成功的情绪调节结果相关（Geiger et al., 2024; Goroshit and Hen, 2016）。共情是一个包含认知与情感维度的多维度现象：认知共情指对他人情绪状态的推断与理解，而情感共情则指因他人情绪而产生的间接情感体验（Depow et al., 2021; Shamay-Tsoory and Eisenberger, 2021）。目前尚不清楚积极倾听是如何不同程度地激活这些共情成分的，以及它们如何与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相互作用，从而影响调节效果。

迄今为止，以往的研究多采用单大脑分析方法来探讨情绪调节的神经机制（Guendelman et al., 2022; Xie et al., 2016）。这些基础研究有助于识别社会情绪调节过程中被激活的局部神经网络，证明提供或接受情感支持会激活心智化网络与认知控制网络中的相关区域（Morawetz et al., 2022; Powers et al., 2023）。但由于这些研究通常以孤立个体为对象，且多使用预先录制的刺激材料或轮流发言的设计，因此本质上将社交互动视为单向或顺序式的过程。若要全面把握情绪调节的动态互动性，研究需从分析孤立的区域激活转向量化两个大脑如何动态协同，形成用于情感协调的共享神经工作空间。

为适应这一方法论转变，基于功能性近红外光谱技术的高分辨率扫描技术被广泛用于研究人际社交互动（Adel et al., 2025; Cheng et al., 2024; De Felice et al., 2025; Gvirts and Perlmutter, 2020; Gamliel et al., 2021; Zhu et al., 2025）。高分辨率扫描的一大优势在于能够分析实时社交互动过程中的脑间同步性动态（De Felice et al., 2025; Lu et al., 2023; Wang et al., 2024）。脑间同步性指的是参与共同活动的个体之间脑部活动的协调一致，重点关注这种同步性的时间变化规律（Cheng et al., 2024）。这些研究表明，不同形式的社交互动会在不同脑区引发脑间同步性，进而提升社交互动的质量（例如De Felice et al., 2025; Li et al., 2025）。一项最新的功能性近红外光谱研究显示，当倾听者积极倾听表达者时，双方内侧前额叶皮层与双侧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之间的脑间同步性会增加（Wang et al., 2022）。然而，倾听者的积极倾听对后续情绪调节过程及其背后的神经机制的影响尚未得到明确研究。

根据Gross（1998）提出的情绪调节过程模型，情绪调节策略是根据其在情绪产生过程中的干预时机来分类的：以问题为导向的策略（如认知重评）在情绪产生之前介入，而以反应为导向的策略（如抑制、接纳）则在情绪反应产生之后发挥作用（Gross & Thompson, 2007）。传统研究中，人们通常将以问题为导向的认知重评与以反应为导向的抑制策略进行对比（Liu et al., 2023; Zhu et al., 2025）。然而，认知重评始终具有适应性，而抑制策略则往往具有适应不良性且效果不佳（Gross & John, 2003）。将一种有益策略与一种有害策略进行比较只能得出可预测的结果，无法严格检验不同时间阶段（问题导向与反应导向）的差异效应。为解决这一问题，本研究将认知重评与接纳策略进行对比，后者是一种以反应为导向但具有功能适应性的独特策略。

认知重评是指通过努力重新解读引发情绪的事件，以改变其影响，这一过程需要消耗大量的认知资源（Gross, 2013）。尽管如此，认知重评仍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个体情绪调节策略，能够帮助人们减少负面情绪并提升心理健康水平（Aldao et al., 2010; Gross, 1998; Gross and John, 2003; Tang et al., 2025）。相比之下，接纳策略要求人们以开放、非评判的态度主动接纳自己的情绪体验（Aldao and Nolen-Hoeksema, 2012; Messina et al., 2021; Rompilla et al., 2023; Wolgast et al., 2013）。认知重评与接纳策略看似截然相反——认知重评旨在通过调整思维来改变情绪，而接纳则强调不加控制或评判地接受情绪——但实际上，这两种策略在降低个体负面情绪方面可能具有相似的效果（Troy et al., 2018）。

虽然这两种策略都具有适应性，但研究表明，它们的效果可能因情境和评估指标的不同而有所差异（Goldin et al., 2019; Troy et al., 2018; Wolgast et al., 2011）。就情境而言，认知重评在引发焦虑的情境中通常比接纳策略更有效（Hofmann et al., 2009; Rood et al., 2012），但可能需要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Goldin et al., 2019）。然而，在面对强烈负面情绪时，人们可能难以实施认知重评或其他需要高度认知努力的策略，此时以反应为导向的策略可能更为有效（Veilleux et al., 2022）。此外，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境中，接纳策略被证明比认知重评更能有效缓解焦虑（Moeck et al., 2024）。认知重评更擅长改变短期的情绪体验，而接纳策略由于所需认知努力较少，更能有效降低生理反应（Troy et al., 2018）。以往关于情绪调节的研究多集中于两种典型的个体情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适应性问题导向策略）与情绪抑制（适应性不良的反应导向策略）（Liu et al., 2023; Zhu et al., 2025）。目前尚不清楚这两种适应性策略（认知重评与接纳）的差异性效果是否也能体现在人际情绪调节中。研究者认为，人际情绪调节涉及多个脑网络，包括执行控制网络（如双侧背外侧和腹外侧前额叶皮层）、心智化网络（颞顶联合区）以及镜像神经元系统（上颞回和下额回）（Zaki, 2020; Guendelman等人, 2022; Powers等人, 2023）。先前的研究已表明，人际情绪调节会增强前额叶和颞叶区域之间的脑同步性（如DLPFC、IFG、SMG、前运动皮层）（Avnor等人, 2025; Liu等人, 2023; Zhu等人, 2025）。不过，在人际情绪调节背景下，关于接纳策略的直接神经学证据尚未被发现。针对内在情绪调节的神经机制研究显示，接纳与参与努力注意控制的脑区（如外侧前额叶皮层、角回）的神经激活增强有关（如Messina等人, 2021）。认知重评和接纳都与认知控制过程相关，但它们涉及不同的心理功能和特性（Dixon等人, 2020）。目前还不清楚，在人际情绪调节过程中，调节者积极倾听对两种适应性策略效果的影响是否存在不同的人际神经耦合模式——认知重评属于以事件为导向的策略，而接纳则属于以反应为导向的策略。本研究旨在探讨情感分享过程中的积极倾听与人际情绪调节之间的功能协同作用。我们提出了一个“积极倾听支架模型”（见图1），用以阐明调节者的高质量倾听如何为两种适应性策略——认知重评和接纳的实施及神经基础提供机制支撑。该模型认为，积极倾听通过三个步骤促进人际情绪调节：首先通过减轻初始痛苦来提升目标方的接受度；其次通过增强共情来为调节者做好认知准备；最后通过神经同步促进人际协调。为验证这一框架，本研究采用fNIRS高分辨率扫描技术实现三个研究目标：第一，探讨调节者在目标方表达负面情绪时所进行的积极倾听是否能在情感分享阶段缓解目标方的痛苦；第二，研究调节者的积极倾听是否与后续调节策略更强的效果及其相应的人际神经耦合模式存在关联；第三，揭示调节者的积极倾听是通过哪些心理中介因素（如共情）提升人际情绪调节效果的。针对我们的假设，首先预计在情感分享阶段，调节者的积极倾听会显著降低目标方的负面情绪，同时在与心智化网络相关的脑区增强脑同步性。其次，我们认为调节者的积极倾听可能与其对目标方的更高水平的共情（认知共情或情感共情）有关，这有助于调节者对目标方信息的认知处理，进而提升认知重评的效果，具体表现为认知控制网络中的脑同步性增强。此外，调节者的积极倾听还能让目标方感受到自己被重视，即调节者对目标方的情感共情，这会增强人际情绪调节伙伴的心智化系统的脑同步性，从而进一步提升人际情绪调节的效果。

参与者
共有74对同性（女性）伴侣（朋友）参与了这项研究（N=148，平均年龄为20.80±1.85岁）。研究之前使用G?power 3.1软件（Faul等人, 2007）进行了功效分析，以确定在0.95的功效水平下，检测“策略组×倾听条件”交互效应所需的样本量。效应大小设定为f=0.25，显著性水平α=0.05，据此计算出的所需样本量为54对伴侣。实验采用了2因素设计：策略组（认知重评/积极倾听），倾听条件。在情感分享后，对目标方感知的倾听质量进行了配对t检验，结果显示，在积极倾听条件下，目标方感知的调节者倾听质量得分（40.55±5.96）明显高于被动倾听条件下的得分（32.87±8.97），t(73)=7.058，p<0.001，Cohen’s d=1.010，说明积极倾听的操纵措施取得了成功。

目标方情感分享后调节者积极倾听的效果
针对目标方的情感愉悦度和唤醒水平，进行了两次线性混合模型分析。

讨论
本研究利用基于fNIRS的高分辨率扫描技术，探讨了调节者的积极倾听及其相关社交互动对人际情绪调节过程中两种适应性策略（以事件为导向的策略与以反应为导向的策略：认知重评和接纳）效果的影响，以及相应的人际神经耦合模式。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在调节阶段，我们观察到了显著的交互效应：积极倾听……

结论
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积极倾听具有双重功能。首先，在情感分享阶段，它既能有效缓解目标方的痛苦，又能增强互动双方前额叶区域的脑同步性。其次，在调节阶段，积极倾听会根据策略的不同产生不同的促进效应：它能显著提升认知重评的行为效果，但对接纳策略的效果没有类似影响，同时还会增强调节者和目标方前额叶皮层内的脑同步性。

代码获取
所有用于分析的代码均可应相应作者的要求提供给其他研究人员。

未引用的参考文献
(Ahmadi Ghomroudi等人, 2024; Cristea等人, 2014; Fennell等人, 2016; Hart等人, 2025; Hayes, 2004; Hofmann和Asmundson, 2008; Huang等人, 2024; Jeon和Lee, 2018; Li等人, 2022; Liu等人, 2024; Liu等人, 2024; Niven和López-Pérez, 2025; Niven等人, 2019; Potegal和Stemmler, 2010; Stover等人, 2024; Trentini和Dan-Glauser, 2025; Wu等人, 2013)

资金支持
本研究得到了STI 2030—Major Projects 2021项目编号ZD0200500的支持，同时也获得了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的资金资助。

作者贡献说明
王林子：撰写原文初稿、数据可视化、结果验证、方法设计、数据整理、概念构建。朱彤彤：数据可视化、结果验证、方法设计、研究实施。王一成：研究实施、数据整理。金璐瑶：结果验证、数据整理。戴远富：结果验证、数据整理。宁浩：文章审阅与编辑。王艳梅：文章审阅与编辑、结果验证、研究监督、软件使用、资源协调、项目管理、资金申请、概念构建。

关于写作过程中生成式AI和AI辅助技术的声明
本研究仅使用了基于AI的工具（ChatGPT、OpenAI）来协助语法和语言润色，该工具并未被用于生成或修改研究内容。

利益冲突声明
我们不存在需要披露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