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的犯罪风险、研发投资与技术效率:来自意大利企业的证据
《TECHNOLOGY IN SOCIETY》:Perceived organized crime risk, R&D investment,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Italian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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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年06月15日
来源:TECHNOLOGY IN SOCIETY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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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法比奥·福尔吉奥内|卡洛·米利亚尔多|马可·斯帕达罗
意大利墨西拿大学经济系,Via dei Verdi N°75,98122墨西拿
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人们对有组织犯罪风险的感知与企业研发支出及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我们利用2020年意大利银行调查中2600
安东尼奥·法比奥·福尔吉奥内|卡洛·米利亚尔多|马可·斯帕达罗
意大利墨西拿大学经济系,Via dei Verdi N°75,98122墨西拿
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人们对有组织犯罪风险的感知与企业研发支出及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我们利用2020年意大利银行调查中2600多家意大利企业的样本数据,在统一的国家框架下分析不同地区的犯罪风险差异。通过多方向疑点收益法构建综合风险指标,并评估该指标与企业两大核心要素——知识投资和生产效率——之间的关联。在研发分析中采用工具变量法,而在效率评估中则运用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研究发现较高的犯罪风险会负面影响这两方面的表现。工具变量分析显示犯罪风险与研发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参数模型和非参数模型也均表明犯罪风险与技术效率呈反向关联。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较高的犯罪压力会抑制创新并削弱企业绩效,这凸显出制定针对性政策以保护和改善当地商业环境的重要性。
引言
历史上,犯罪组织一直对意大利的经济发展构成严重阻碍。黑手党的存在导致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至少损失16%(Pinotti,2015)。Mocetti和Rizzica(2024)的研究表明,1971年至2011年间,黑手党渗透程度较高的意大利省份,其附加值增长速度比犯罪率较低的地区低15%,就业增长速度则低9%。Fioroni等人(2025)指出,在1996年至2013年间,有组织犯罪的蔓延使得公共支出在创造GDP方面的效率遭到损害。黑手党渗透严重的地区,人均大学毕业生数量也少4%至21%(Caglayan等人,2021)。
Acemoglu等人(2020)进一步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自19世纪末以来,有组织犯罪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那些国家机构薄弱或功能不全的意大利地区的商业环境与经济发展。这种影响体现在提供私人保护、获取租金以及扭曲市场竞争等方面。在政府治理能力有限且资源分配不均的环境中,犯罪组织更容易生存,这类环境为强制性的中间干预创造了条件。在西西里岛,黑手党的出现恰逢国际上硫磺需求上升以及财产权保障力度不足,这种情况尤为明显(Buonanno等人,2015)。
这些更宏观的趋势通过特定的微观经济机制在企业层面发挥作用,黑手党式的犯罪集团通过抬高成本和扭曲战略决策来削弱企业的绩效与创新能力。除了敲诈勒索等直接负担外,广泛的犯罪网络还会通过提升风险感知来增加间接成本,从而抑制企业家精神并阻碍生产性投资。在这种不安全的环境下,企业不得不采取谨慎策略,大幅削减在无形资产和研发方面的投入。Loncan(2024)也将巴西的暴力犯罪与企业创新投资的显著下降联系起来。Wu等人(2025)以中国2018年至2020年的“扫黑除恶”行动为研究对象,发现有组织犯罪较为严重的城市,专利申请数量显著减少。在意大利的历史背景下,黑手党对创新的破坏尤为严重。最近的定量历史研究显示,1861年至1913年间,黑手党的存在始终导致注册专利的数量和存续时间减少,形成了持续的创新压制现象(Di Vita等人,2026)。Detotto和Otranto(2010)的研究进一步证实,犯罪活动通过抑制投资和降低企业竞争力,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此外,犯罪威胁迫使企业采取保守策略,减少生产,优先考虑短期生存而非长期发展(Rozo,2018)。这样的环境会阻碍企业对能够提升创新能力的新型技术和流程的投资(Ayyagari等人,2014;Paunov,2016)。
从理论角度看,犯罪组织的寻租行为会将资源从创新等生产性活动转移到非生产性或具有破坏性的创业活动中(Baumol,1990;Murphy等人,1991)。有组织犯罪还会通过保护效率低下的企业、减少市场竞争来强化垄断结构,进一步限制创新(Slutzky & Zeume,2024)。除了扭曲市场状况外,黑手党的渗透还会增加成本并侵蚀制度信任,共同抑制创新与经济增长(Catino,2020;Fenizia和Saggio,2024)。相关研究还指出,有组织犯罪通过提高运营成本,导致整体附加值损失达0.6%至8%(Piemontese,2023)。Calamunci和Drago(2020)发现,将犯罪组织置于司法管理之下,会对合法企业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这说明减少犯罪影响有助于减轻企业的财务和运营负担,同时鼓励企业在创新和效率方面加大投入。这些发现与Daniele和Marani(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认为有组织犯罪会对外国直接投资和制度质量产生负面作用。
从西西里黑手党的起源(Blok,1974;Gambetta,1993)到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期间“暴力企业家”的出现(Varese,1994;Volkov,2002),犯罪集团一直利用国家执法力量的漏洞,提供私人保护并获取经济租金(Acemoglu等人,2020;Skaperdas,2001)。重要的是,这种能力恰恰体现了有组织犯罪内在的创业特性。正如Smith(1978)所指出的,犯罪组织遵循可识别的商业逻辑——包括识别市场机会、风险管理以及资源配置——而不仅仅是作为经济体系之外的掠夺者存在。Operti(2018)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有组织犯罪集团具有适应性创业特征。它们会将非法所得重新投入合法市场,与现有参与者建立战略网络,利用制度空白带来的机会通过私人保护和执法手段获取利益,同时有策略地向合法领域扩张。这些行为使犯罪组织能够进入合法市场,凭借准垄断地位、较低的运营成本以及寻租行为等方式获取租金。这种创业特性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至关重要,因为它解释了为何黑手党式组织并非仅仅是外部冲击源,而是长期存在的竞争力量,它们会系统性地扭曲合法企业的激励结构,从而抑制新知识的积累以及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
基于上述国际研究经验,本研究提出了三种常见的机制,说明犯罪压力如何扭曲市场动态,进而降低生产效率并抑制创新。表1总结了相关国际文献,并阐述了这些机制的理论基础。为了更严格地识别和检验这些具有全球意义的动态关系,我们选择意大利作为单一国家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在统一的法律和宏观经济框架下,利用不同地区在黑手党影响程度上的显著差异,可以更清晰地识别这些机制,同时避免跨国制度差异带来的混淆效应。这种地域差异在意大利南部尤为明显,由于历史上黑手党势力更为强大,该地区的发展差距进一步加剧,创新活动也受到阻碍(Mocetti & Rizzica,2024),部分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以及人口外流增加(Caglayan等人,2021)。
本研究聚焦于犯罪风险与投资决策之间的关键关系,探讨人们对有组织犯罪的感知如何影响企业的研发投资以及生产技术效率。所谓生产技术效率,是指在既定条件下,无法在不减少某种产出的同时增加另一种产出,或反之的情况下的投入产出组合(Koopmans,1951)。在我们的实证分析中,所采用的随机前沿分析采用一步法,同时估计生产边界和效率低下的决定因素。这种方法能够区分因投入利用不当导致的效率低下与随机冲击造成的偏差,同时还能考虑影响效率低下的各种因素(Belotti等人,2013)。
为此,我们利用意大利银行2020年的工业和服务企业调查数据集,该数据集包含2600多家意大利企业,用以分析基于犯罪感知指数的研发支出之间的关系。由于研发投资决策本质上是面向未来的,基于感知的指标尤其有助于反映企业纳入战略规划中的风险环境。不过,这些指标并不等同于客观的犯罪发生率,还可能反映出媒体报道的强度、地方舆论或企业的自身经济状况。跨国研究也表明,有组织犯罪在不同背景下,并非以统一的方式被感知或被制度化处理。例如,Windle(2023)指出,爱尔兰的有组织犯罪环境受特定历史背景和社区关系的影响,而Eski和Sergi(2024)则认为,执法部门的叙事可能促使荷兰多样化的犯罪网络出现“黑手党化”趋势。这些研究都表明,人们所感知的犯罪压力深受当地制度和社会观念的影响。
不过,在我们的实证分析中,这一担忧有所缓解,因为受访者报告的是同一地区、同一行业内的企业情况,而非仅针对自身企业。此外,行政和司法指标只能事后反映已发现的犯罪渗透情况,由于瞒报和调查延迟,这些指标可能低估了实际的犯罪压力(Calderoni,2011)。这一情况进一步增强了使用基于感知的指标的合理性。由于企业的战略决策,包括研发投资,本质上是由预期和本地不确定性驱动的,因此,捕捉这种本地化的风险环境,比依赖滞后且可能存在低估的犯罪事件数据,能更准确地解释企业行为。
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对黑手党威胁感知的创新型综合指标,该指标是通过多方向疑点收益法构建的(Fusco,2023)。这种方法能够体现人们对黑手党风险的多维度认知,同时克服传统聚合方法的局限性。具体而言,多方向疑点收益法避免了完全补偿效应,即某一维度的优异表现无法抵消另一维度的不足,同时还能考虑不同维度之间的表现差异。该方法还允许根据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灵活设定权重,且对数据的不均匀或不完整性具有较强适应性,因此非常适合用于分析人们对黑手党风险的复杂认知。
在分析的下一阶段,我们测算了有组织犯罪威胁综合指标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根据2020年的INVIND调查,研发投资指的是企业为获取新知识而进行的系统性活动所投入的资金,这些活动既包括外包服务,也包括内部研发。这类投资被视为企业固定资本的一部分,由通过生产过程产生的、可在一年以上的时间里反复用于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资产构成。最后,我们运用随机前沿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来评估技术效率,这是我们分析框架中的核心技术绩效指标。技术效率衡量的是企业将生产性投入(如劳动力、资本和中间产品)转化为产出的能力,这一能力是相对于根据观测数据估算出的最佳实践边界而言的。如果一家企业的产出低于使用相同投入组合的同行企业,那么就可以认为其在技术上效率低下,这意味着由于技术和资源利用不当,其部分生产能力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在本研究中,技术效率反映了企业是否能够有效运用其投入组合中所包含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如果企业不得不将资源用于支付赎金、安保费用或满足犯罪分子的诉求,那么尽管其投入规模相同,但产出却会降低,从而使其与最佳实践边界的距离进一步拉大。因此,技术效率并非直接衡量企业的技术水平,而是衡量其可用技术和资源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实际产出——这一产出水平直接受到包括犯罪压力在内的制度扭曲因素的影响。
除了具备实证价值之外,本研究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管理意义。从理论上讲,它为研究制度风险下的企业创新与生产绩效提供了新的视角,证明了人们对犯罪压力的感知与较低的研发支出以及更高的技术效率之间存在关联。从管理和政策角度而言,研究结果强调了在企业战略和区域发展规划中纳入安全与制度风险考量的重要性。此外,政策制定者可以利用基于感知的证据,设计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增强制度信任、提高透明度并促进创新,即便在环境恶劣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总之,本研究主要有三方面的贡献。首先,它推动了“技术与社会”领域的研究进展,揭示了强制性制度环境如何从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阻碍技术升级:一是对新技术知识的投资(即研发),二是生产性投入的有效利用。其次,该研究将有组织犯罪视为一种强制性的制度力量,它改变了与技术相关的决策环境,从而将犯罪经济学研究与制度风险下的创新障碍及生产绩效研究联系起来。第三,该研究基于MDBoD方法提出了一个衡量黑手党风险的综合指标,将其应用于大量意大利企业样本,结果表明,在参数估计和非参数估计框架下,这一指标都与企业的研发支出和技术效率呈负相关关系。综合来看,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技术的社会效益取决于那些能够保护企业投资并有效利用新知识的制度保障。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节阐述有组织犯罪作为创新和生产绩效面临的制度风险的理论背景;第三节介绍数据与变量;第四节呈现实证结果;第五节讨论研究结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并给出结论。
有组织犯罪作为创新和生产绩效面临的制度风险
本节将本研究置于关于制度风险下企业创新与生产绩效的文献体系之中。为阐释有组织犯罪在这一框架中的作用,我们借鉴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分析观点,将这些犯罪组织视为具有持久性的强制干预、选择性保护和市场控制体系(Arlacchi, 1986; Blok, 1974; Hess, 1973; Vaccaro和Palazzo, 2015)。比较研究指出,犯罪组织往往在特定环境下产生。
数据描述与方法
实证估算是通过意大利银行的远程执行系统(REX)完成的,该系统是一个在严格隐私法规约束下用于远程运行Stata/R代码的安全平台。该系统限制了对企业层面数据的直接访问,而本研究中的企业数据来源于工业和服务企业调查,涵盖了约2600家企业的信息。研究人员将分析脚本提交给REX,在受保护的服务器上进行处理。在结果发布之前,所有分析都会经过严格审核。
实证结果
本节通过工具变量法以及基于SFA和DEA方法的前沿分析,展示了有关所感知的有组织犯罪风险、研发支出和技术效率的实证发现。在分析研发决策因素时,我们采用了基于INVIND变量构建的两个LOO同行业平均工具变量,通过工具变量识别策略来解决OCR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些工具变量为同一企业内部该综合指标的同行业平均值。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旨在探讨所感知的有组织犯罪风险是否会影响技术发展中的两个关键企业层面指标:研发支出,以及以企业距离最佳实践前沿的距离来衡量的技术效率。借助意大利银行2020年的INVIND调查数据、基于MDBoD方法构建的有组织犯罪风险综合指标(Fusco, 2023)、研发支出的工具变量估计值,以及用于衡量效率的SFA和DEA前沿模型,研究得出了较为一致的结果:有组织犯罪风险越高,企业的研发支出和技术效率越低。
CRediT作者贡献说明
Antonio Fabio Forgione:写作——审阅与编辑、写作——初稿撰写、可视化、验证、监督、资源协调、项目管理、方法论、研究设计、形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建。Carlo Migliardo:写作——审阅与编辑、写作——初稿撰写、可视化、验证、监督、资源协调、项目管理、方法论、研究设计、资金获取、形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建。Marco Spadaro:伦理审批。
作者声明,本研究是按照伦理标准开展的。研究中未涉及任何人类参与者、动物或个人数据。所有资金来源及潜在利益冲突均已公开披露,研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如下:
•本文所述内容此前未在任何期刊上发表,也未以预印本形式存在。
•本手稿未被其他任何期刊考虑发表。
•其发表已得到所有作者的同意,同时也得到了研究所在职机构的批准。
•若被接受,本文不会以相同形式在英语或其他语言的其他刊物上发表。
致谢
本项目获得了欧盟“下一代欧洲计划”——国家复苏与韧性计划(NRRP)第4任务组第2部分的资助,项目编号为1.1,申请号为PRIN 2022 PNRR D.D. 1409,日期为2022年9月14日,项目名称为“有组织犯罪对企业技术效率及研发投资的影响”,编号为P20227XY5N,CUP编号为J53D23016850001(墨西拿大学),子编号为P20227XY5N_001。该项目由欧盟“下一代欧洲计划”第4任务组第2部分资助,CUP编号为J53D230168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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