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自杀倾向史的LGBTQ+青少年中的网络受害:对社会交往沟通挑战作用的质性探索及其对技术型干预的启示

《Frontiers i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Online victimization among LGBTQ+ adolescents with a history of suicidality: qualitatively exploring the role of social communication challenges and considering implications for technology-based intervention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15日 来源:Frontiers i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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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引言:尽管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及其他酷儿认同(LGBTQ+)青少年中,网络受害(OV)与自杀风险因素较为常见,但其关于OV的深层经验仍研究不足。研究人员旨在评估经历OV的LGBTQ+青少年中社会交往沟通挑战所起的作用。研究聚焦于具有自杀意念

  
摘要引言:尽管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及其他酷儿认同(LGBTQ+)青少年中,网络受害(OV)与自杀风险因素较为常见,但其关于OV的深层经验仍研究不足。研究人员旨在评估经历OV的LGBTQ+青少年中社会交往沟通挑战所起的作用。研究聚焦于具有自杀意念和/或自杀行为史的青少年,因为OV是自杀的强风险因素。社会交往沟通是社会问题解决的核心要素,既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对受害经历的应对。既往研究表明,LGBTQ+青少年中的社会交往沟通挑战体现了神经多样性与LGBTQ+身份之间的关联。然而,关于这些常见交叉身份如何影响LGBTQ+青少年对OV事件的评估及其后续对自杀风险的影响,相关研究仍然缺乏。因此,本形成性质性研究探索了社会交往沟通挑战如何影响具有自杀意念和/或自杀行为史的LGBTQ+青年对OV经历的理解。

方法:研究人员对20名LGBTQ+青少年进行了半结构式质性访谈;这些参与者在过去1年内有OV经历,且终生具有自杀意念和/或自杀行为史。其中18名参与者完成了自闭症谱系商数(Autism Spectrum Quotient, AQ)的沟通分量表,该量表可提供社会交往沟通挑战的界值评分。访谈经录音、转录后,由两名评分者采用归纳式编码,并运用主题分析法进行分析。

结果:18名应答者中有8名(44%)符合社会交往沟通挑战标准。有社会交往沟通挑战的青年,而非无此挑战者,描述了其对OV事件含义与意图存在不确定性。部分参与者提出,帮助解释OV的干预策略,如增进对施害者意图的理解以及评估情境严重程度,可能具有益处。然而,也有部分参与者提出保留意见,认为相较于其他应对策略,帮助青年解释OV事件未必总是最优先事项,尤其当青年处于危机中并存在即时安全需求时更是如此。

讨论:本研究提示,需要支持有自杀风险的LGBTQ+青少年应对影响其评估OV事件能力的社会交往沟通挑战。本研究揭示了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并探讨了在支持受OV影响的LGBTQ+青年自杀预防方面的干预机会。
该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聚焦于LGBTQ+青少年在网络环境中遭遇网络受害(OV)时的主观体验,尤其关注具有自杀意念和/或自杀行为史者在社会交往沟通方面的困难如何影响其对伤害事件的理解、反应及求助。研究背景在于,LGBTQ+青少年较非LGBTQ+同龄人更频繁遭遇OV,而OV又与压力升高、抑郁、自尊下降以及自杀意念和自杀行为显著相关。与此同时,社会交往沟通挑战在青少年群体中并不少见,且常与自闭症谱系障碍(ASD)特征、神经多样性以及性别多样性相交织。这意味着,一部分LGBTQ+青少年不仅面临身份相关的少数群体压力,还可能在理解文本语气、判断敌意程度、识别玩笑与威胁、推断互动意图等方面存在额外障碍。既往研究虽分别指出LGBTQ+身份、神经多样性、校园欺凌或网络伤害之间的联系,但对于这些交叉身份如何共同塑造青少年对OV的认知评估与心理后果,尤其是其与自杀风险之间的关系,证据仍较为缺乏。因此,开展本研究具有明确必要性,即从交叉性视角出发,识别高风险LGBTQ+青少年在遭遇OV时的特殊脆弱点,为后续数字化自杀预防干预提供经验基础。

研究人员围绕这一目标,招募了居住于美国、年龄13–18岁的20名LGBTQ+青少年,纳入条件为过去1年内至少经历过1次OV,且终生存在自杀意念和/或自杀行为史。研究不仅关注他们经历了何种网络伤害,更重视他们如何理解这些事件的意义、如何判断施害者意图,以及这种理解过程如何影响情绪反应与应对策略。研究结果表明,样本中接近一半的参与者存在社会交往沟通挑战;相较于无此挑战者,这部分青少年更常提到自己难以辨别网络互动究竟是玩笑、欺凌还是严肃威胁,也更难理解他人“情绪驱动”的行为逻辑。研究进一步显示,围绕OV事件的“解释”并非在所有情境中都同样重要:某些参与者认为,先准确判断施害意图和情境严重性有助于决定是否回应、如何保护自己并避免事态升级;另一些参与者则指出,在个体处于危机状态、情绪高度失控或存在迫切安全需求时,立即探究OV背后的原因并不是最优先任务,首要目标应是终止伤害、稳定情绪并保障安全。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其揭示了LGBTQ+青少年网络受害体验中的一个关键但常被忽视的维度,即社会交往沟通挑战可能削弱其识别、评估和处理OV的能力,从而加剧心理负担,并为未来设计更具文化敏感性、技术适配性和交叉身份意识的干预方案提供了依据。

在方法上,研究采用半结构式质性访谈与简短量表评估相结合的设计。样本来源包括Meta平台定向招募、美国匹兹堡门诊精神科治疗项目转介及University of Pittsburgh在线研究参与者注册系统。研究使用Qualtrics问卷收集LGBTQ+身份信息,并采用自闭症谱系商数量表中的沟通分量表(AQ-Comm)评估社会交往沟通挑战;随后通过Zoom开展40–120 min访谈,录音转录后由两名研究者进行归纳编码,并依据主题分析法(thematic analysis)提炼主题;定量数据则以描述性统计用于辅助解释访谈结果。

研究结果部分围绕3个主题展开。

3.2 Themes from qualitative interviews
第一,社会交往沟通挑战影响对OV信息的解释能力。许多LGBTQ+青少年表示自己能够理解网络伤害信息的含义与施害者意图,但另一些参与者则明确报告在评估事件时存在不确定性。研究者通过访谈发现,这种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难以判断对方是在开玩笑还是实施欺凌,难以理解群体排斥背后的情绪性逻辑,或在关系突然断裂时无法把握既有社会线索和互动规则为何失效。值得注意的是,摘要与讨论所强调的模式是:这种“对意义和意图的不确定性”主要由存在社会交往沟通挑战的参与者提出,而无此挑战者并未呈现同样突出的描述。该结果表明,社会交往沟通困难不仅是一般性的沟通弱势,也会具体影响青少年对OV事件性质的辨别,从而影响后续应对判断。

第二,立即解释OV在某些情境中有益,但在另一些情境中未必如此。部分参与者认为,在采取行动前明确施害者意图十分重要,因为只有判断出对方是玩笑、恶意攻击还是真实威胁,才能决定是否反击、忽略、求助或采取安全措施。研究者据此指出,对OV的认知评估可能是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前置环节,尤其在潜在危险情境下,准确判断能够降低不当回应带来的风险。然而,也有参与者认为,当个体正处于危机中时,追问“为什么会发生”并非首要需求。在强烈痛苦或紧急安全风险面前,更现实和更紧迫的是让伤害停止、缓解危机并获得保护。该主题提示,关于OV解释能力的干预应强调时机性,而非将其视作所有情形下的统一优先目标。

第三,对OV进行解释的效用具有情境差异。部分青少年认为,理解施害者为何实施OV有助于减少自责,使受害者认识到自己并非被攻击的“原因”,从而将责任重新归于施害者。也有参与者指出,这类支持对于年纪较小、更加在意陌生网友评价者,或对于本就较难“读懂弦外之音”和社会惯例的人,可能更有价值。与此同时,也有受访者强调,在某些场景下反复探究施害动机并无实际意义。例如,当施害者是匿名用户或陌生人时,受害者往往无法真正知晓其动机,过度揣测的帮助有限。再如,当攻击明显出于恐同、恐跨或其他身份敌意时,部分参与者并不认为理解仇恨性言论背后的逻辑具有积极价值,因为这会让受害者继续消耗认知资源于敌意本身,而非转向自我保护和恢复。该结果说明,OV解释支持并非单向度“越多越好”,而应结合施害关系、伤害内容、身份指向性及受害者即时心理状态进行调整。

讨论部分系统总结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含义。研究人员指出,这是首个从质性角度聚焦兼具LGBTQ+身份与社会交往沟通挑战青少年的OV经历研究,因而填补了一个明显的证据空白。一方面,结果与既有关于社会交往沟通困难个体更难理解社会压力事件的研究相一致;另一方面,LGBTQ+身份赋予了这些经历独特内容,例如当OV直接指向性别认同或性取向时,部分青少年并不希望被要求“理解”施害者的偏见,而更在意如何减少伤害、确认自己没有过错,以及维持对关系规则和社会秩序的基本把握。研究还强调,国家层面的青少年心理健康讨论已越来越关注社交媒体与脆弱群体,但现有OV干预多嵌入学校反欺凌框架或一般性心理治疗方案,较少专门针对边缘化青少年的交叉性风险。尤其对于存在社会交往沟通挑战的LGBTQ+青少年而言,现有项目常默认个体已经能够识别何为欺凌、敌意或威胁,却较少帮助他们完成最基础的社会信息辨识与解释工作。研究因此提出,未来干预需要更灵活、更具文化回应性,并考虑技术型干预与可信成人支持的结合;同时还需注意支持的时机、身份安全感以及青少年是否愿意从成人处获得帮助等问题。

研究也明确指出了局限性。样本并非按是否存在社会交往沟通挑战专门分层招募,且多数参与者出生指定性别为女性;此外,研究需要父母同意,即便设置了身份保护措施,尚未向父母出柜的青少年仍可能较难参与,这限制了结果的推广范围。尽管如此,研究仍为理解LGBTQ+青少年在OV中的异质性体验提供了关键线索。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结果凸显了具有或不具有社会交往沟通挑战的LGBTQ+青少年如何经历并回应网络受害。青少年指出了理解和加工OV事件的独特情境,尤其是当这些事件针对其身份某些方面时。他们还提出了支持其解释OV能力的策略建议,而这些建议对于提升其有效管理OV经历的能力至关重要,包括明确其最希望在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获得支持。本研究凭借其交叉性视角以及对高风险青少年真实生活经验的中心化关注,推进了相关文献的发展,并为未来的预防与干预工作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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