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Neuropsychology》：Differential aspects of familiar people recognition disorders in right and left variants of semantic dementia: A critic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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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综述旨在探讨语义痴呆（semantic dementia, SD）右半球与左半球变体中观察到的不同类型熟人识别障碍。综述首先梳理熟人识别的核心认知模型，以及这些模型所提出的加工阶段对应的神经解剖关联，将分别阐述“熟悉感”与熟人识别中真正的“语义”成分在识别过
本综述旨在探讨语义痴呆（semantic dementia, SD）右半球与左半球变体中观察到的不同类型熟人识别障碍。综述首先梳理熟人识别的核心认知模型，以及这些模型所提出的加工阶段对应的神经解剖关联，将分别阐述“熟悉感”与熟人识别中真正的“语义”成分在识别过程中的作用，同时强调左右前颞叶（anterior temporal lobe, ATL）在上述系统各组成部分中的不同功能。第二部分结合右半球与左半球SD患者在评估“熟悉感”、一般知识与社交知识区分任务中的研究结果，得出以下结论：（a）右半球SD变体患者的识别障碍更多源于支持熟悉感自动生成的前语义机制受损，而非真正的语义缺陷；（b）右前颞叶（ATL）更多支持“社交知识”的具体成分，而非抽象成分；（c）右前颞叶仅能存储可通过具体图像形式表征的信息，而左前颞叶主要存储只能通过抽象语言命题表征的信息[240]。
引言
语义痴呆（SD）作为额颞叶变性（frontotemporal degeneration, FTD）的典型亚型，其熟人识别障碍是最具特征的临床表现之一，且左右半球变体的障碍模式存在显著差异。早期个案研究观察到，以右侧颞叶萎缩为主的患者会出现不成比例的熟人识别损害，典型表现为面孔失认症与嗓音失认症，而人名识别相对保留，相关系统性回顾可参见Gainotti（2013）的研究。后续群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这一发现，但同时指出传统的“左侧/言语性-右侧/非言语性”二分法不足以解释熟人识别障碍的复杂性。为此，综述首先回溯Bruce和Young（1986）、Ellis等（1997）提出的经典认知模型——这类模型结合计算模拟与神经解剖证据，阐释了单模态内的熟人识别流程、跨模态交互机制，以及个体语义（传记）信息的组织方式，为后续分析SD的识别障碍奠定理论基础。本综述将重点关注疾病早期阶段（此时病变选择性累及单侧ATL）的表现，并均衡覆盖“熟悉感”“一般知识与社会知识的区分”“言语与非言语语义表征的区分”三类核心机制，弥补既往研究对前语义熟悉感关注不足的问题。
熟人识别的认知模型及其神经解剖关联
Bruce和Young（1986）的经典模型提出，面孔与嗓音的低水平知觉加工输出会映射至对应的面孔识别单元（face recognition units, FRUs）与嗓音识别单元（voice recognition units, VRUs），二者共同汇聚至人物身份节点（person identity nodes, PINs），实现对个体语义信息的提取。Ellis等（1997）在此基础上扩展了双通路平行加工框架，包含三个连续阶段：第一阶段完成视觉与听觉输入的知觉加工与“结构编码”；第二阶段激活模态特异性的面孔与嗓音识别单元，在此阶段自动生成对应熟悉感；第三阶段双通路汇聚至人物身份节点，存储对应个体的语义信息。Haxby等（2000）从神经生物学角度对该模型进行了层级划分，将面孔识别网络分为负责初级知觉加工的“核心系统”（包含梭状回面孔区、枕叶面孔区、后颞上沟等后枕颞区结构）与支持高级认知加工与语义提取的“扩展系统”。该扩展系统沿后-前轴分布，反应特征逐渐从简单感知向复杂组合过渡，最终抵达ATL的语义加工结构，其中面孔特异性表征存储于ATL腹侧，嗓音特异性表征存储于ATL背侧（Olson等，2013）。现有SD相关研究大多基于这一知觉-语义二分框架，但普遍忽略了介于二者之间的关键中介机制：即当刺激匹配已存储表征时，自动触发的“熟悉感”。
熟悉感在熟人识别中的作用
熟悉感是Bruce和Young（1986）、Ellis等（1997）模型中明确纳入的核心环节，指当输入知觉模式与已存储表征匹配时自动产生的主观体验，其产生部分受与熟人个人意义相关的情绪因素驱动（Gobbini等，2004；Gobbini & Haxby，2007）。健康人群与单侧脑损伤患者的研究均显示，熟悉感的生成存在半球偏侧化：面孔或嗓音刺激诱发的熟悉感以右侧优势为主，人名刺激诱发的熟悉感以左侧优势为主（Gainotti，2007，2011）。这种与刺激言语/非言语属性对应的偏侧化特征，可能解释SD左右变体中言语与非言语识别障碍的差异来源。
熟人识别的真正语义层面：一般知识与社交知识、言语与非言语表征的区分
语义层面的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维度。其一为语义记忆的内容区分，即“社交语义”与“一般语义”的分离。尽管Lambon Ralph等（2017）的“枢纽- spokes”模型主张语义网络的统一性，但大量研究支持网络在内容与表征格式上存在分化。早期认知模型已提出，一般语义知识与人物特异性知识的提取可能依赖不同通路；后续Olson等（2007，2013）进一步提出“社交知识”概念，指关于他人及人际关系的记忆、社会行为规则，属于语义记忆的特殊子类，ATL是其表征与提取的关键结构，相关证据来自解剖学研究（Ding等，2009）、动物损毁研究（Olson等，2007）与功能神经成像研究（Thye等，2024）。“社交语义”一词被用来统称社会互动所需的所有具体（个体表征）与抽象（社会规范）知识，但两类知识是否归属于同一社交语义系统仍无定论。
其二为表征格式的区分，即“言语”与“非言语”表征的分离。Snowden等（2004）对SD患者的研究发现，左侧ATL萎缩患者对面孔的识别优于人名，右侧ATL萎缩患者则呈现相反模式，且面孔识别能力与图片版金字塔与棕榈树测试成绩正相关，与人名版成绩无关。Gainotti（2012）对单侧ATL损伤病例的系统回顾进一步验证：右侧ATL受损时，面孔（及物体图片）对应的人物与一般语义丢失更显著；左侧前ATL选择性受损时，人名对应的语义丢失更显著。
熟悉感与一般/社交知识区分对SD左右变体熟人识别障碍的解释价值
上述两类机制可从两个层面解释识别障碍的差异：第一，熟悉感的自动生成具有模态特异性与半球偏侧化，可作为语义系统内检索对应传记信息的线索；第二，社交与一般语义的区分有助于明确SD不同变体的语义损伤范围，而非笼统归因为“社交知识整体受损”。神经心理学研究的核心目标正是拆解ATL损伤患者中，熟悉感生成缺陷与语义提取缺陷分别对识别障碍的贡献，两类研究将在下文分别展开。
澄清SD左右变体中熟悉感缺陷与真正语义识别障碍的神经心理学研究
相关研究通过分层任务设计，将熟人识别拆解为四个独立水平：（a）纯知觉辨别；（b）熟悉/不熟悉项目区分；（c）熟人语义信息提取；（d）人名产出。Papagno等（2018）、Snowden等（2018）、Borghesani等（2019）、Piccininni等（2023）、Yadollahikhales等（2024）五项研究的结果高度一致：无论面孔还是嗓音通道，纯知觉辨别能力在左右ATL萎缩患者中均未受损，组间差异仅出现在后知觉阶段。具体而言，面孔与嗓音的熟悉感生成障碍在右侧ATL损伤患者中更显著（Borghesani等，2019；Papagno等，2018；Piccininni等，2023；Yadollahikhales等，2024），而对相同刺激的命名障碍主要与左侧ATL损伤相关（Borghesani等，2019；Papagno等，2018；Piccininni等，2023；Yadollahikhales等，2024）。Snowden等（2018）还发现，右侧患者的面孔与人名熟悉感判断结果，与其一般语义的视觉版与言语版测试结果具有一致性。
但在语义信息提取层面，结果存在一定异质性：Borghesani等（2019）与Piccininni等（2023）均未发现右侧ATL损伤与语义提取障碍的明确关联，后者显示左右ATL损伤患者的语义提取表现无显著差异，前者则发现语义/传记信息提取与左侧ATL损伤关联更强。仅Joubert等（2006）的研究显示，右侧ATL患者除熟悉感缺陷外，还存在跨模态的熟人语义知识丢失，这一矛盾将在讨论部分进一步分析。
SD患者的熟人识别障碍是否源于社交知识的整体破坏？
Thompson等（2004）最早提出该假设，报道两名SD患者呈现相反模式：右侧颞叶为主的JP表现出严重的人物特异性语义损伤，物体与动物知识相对保留；左侧颞叶为主的MA则表现为人物知识相对完整、一般语义贫乏。但Snowden等（2012）直接反驳了这一假说，证明SD右侧萎缩对应面孔与一般视觉知识损伤更重，左侧萎缩对应人名与一般言语知识损伤更重。后续健康人与脑损伤患者的研究结果更为复杂：Zahn等（2009）的功能磁共振研究显示，右侧上ATL对社会概念的激活强于对非社会动物行为概念的激活；Irish等（2014）发现SD患者的心理理论损伤与右侧ATL萎缩显著相关。但Zahn等（2007）的任务被Ross和Olson（2010）重复时，却观察到社会词汇的更强激活位于左侧上ATL，提示双侧ATL均参与社会概念加工。Pobric等（2016）结合无创脑刺激与神经心理学证据，证明左侧上ATL是社会与非社会抽象概念加工的必需区域，右侧上ATL则以社会概念加工为主。Binney等（2016）进一步发现，抽象与社会概念均激活以左侧腹外侧ATL为核心的语言语义网络。Rice等（2018）对比社会相关抽象词与社会相关具体词（如名人姓名）的激活模式，发现双侧腹侧ATL集群对所有类别均有反应，但社会相关概念更强激活左侧颞顶联合区与后颞中回。Younes等（2022）对右侧颞叶变性患者的研究发现，右侧ATL变性主要破坏社会情绪概念的非言语语义表征，导致共情、熟人识别与社会行为早期突出缺损，其数据支持Winkielman等（2018）的情绪概念动态锚定模型，将情绪体验纳入社会语义范畴。目前仍需进一步明确：抽象的常规社会规则与具体的情绪体验是否属于同一知识类别。
讨论
本综述的核心结论可归纳为三点：第一，SD左右变体的熟人识别障碍存在清晰差异，但无法仅通过“一般语义-社交语义”“言语-非言语表征”的全局二分完全解释。第二，需对“语义”“社交语义”“非言语表征”的内涵进行细分：首先，右侧SD变体的识别障碍并非全部属于真正语义缺陷，更大比例源于前语义层面的熟悉感自动生成机制受损。这类障碍不属于语义记忆中特定传记信息的提取失败，而是与情绪（自我相关性）因素相关的初步自动机制破坏，导致无法区分熟悉与不熟悉的个体（Gainotti，2025）。面孔识别的扩展神经网络本身包含杏仁核、岛叶、纹状体等情绪相关结构，情绪变量与熟悉感的关联已被多项研究证实（Chauhan等，2023；Schweinberger & Soukup，1998）。Joubert等（2006）虽发现右侧ATL患者同时存在语义知识丢失，但也验证了熟悉感缺陷的模态特异性（仅面孔与嗓音受损，人名保留），以及识别障碍的前语义与语义双重属性。这一发现也与半球偏侧化模型一致：右侧半球以自动、无意识的情绪加工模式为主，左侧半球以命题性、意识性的认知加工模式为主（Gainotti，2024）。
其次，“社交知识”的抽象与具体成分需做区分。情绪主要由右侧半球支持（Gainotti，2019），且与社交知识的具体成分（如熟人知觉表征）共享加工通路。早期支持右侧ATL-社交知识关联的研究多聚焦于面孔识别等具体社会任务，而功能磁共振对抽象社会知识的研究结果存在矛盾，纯言语任务甚至显示左侧颞叶对社会相关言语概念的激活更强（Binney等，2016；Rice等，2018）。若社交知识假说成立，右侧SD变体应同时出现言语与非言语维度的熟人识别障碍，但实际仅非言语（面孔、嗓音）通道受损，且缺陷集中于最具体、最具个人相关性的熟悉感生成环节，抽象的社会惯例类知识（如人名）相对保留。这提示右侧ATL的损伤核心是具体情绪性熟人识别格式，而非涵盖抽象与具体成分的广义社交知识。
最后，言语与非言语表征的存储存在半球分化。Borghesani等（2019）与Piccininni等（2023）的分层分析显示，仅面孔与嗓音的熟悉感评估与右侧ATL完整性显著相关，语义识别任务未出现类似关联；Piccininni等（2023）未发现左右ATL萎缩患者的熟人语义识别表现存在差异，Borghesani等（2019）则发现名人面孔语义联想成绩与左侧而非右侧ATL灰质体积相关。即使Borghesani等（2019）的语义任务采用图片匹配范式（要求匹配同职业的两张名人面孔），结果仍支持左右ATL存储信息的异质性：右侧ATL仅能存储可通过具体图像格式表征的信息，左侧ATL主要存储只能通过抽象语言命题表征的信息。
结语
本综述结果表明，SD左右变体的后知觉性熟人识别障碍难以用“言语-非言语表征”“一般-社交语义”的简单二分解释。这些传统区分仍有重要价值，但需补充每个维度内部的细分，纳入情绪/具体知识与语言/抽象知识的交互作用。研究结果不支持Lambon Ralph等（2017）提出的强“语义枢纽”统一模型，提示知识建构不仅依赖抽象通用原则，还依赖与情绪系统交互的具体经验机制，需要对不同知识类型采用非统一的加工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