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zheimer's & Dementia: Behavior & Socioeconomics of Aging》：The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 of living at risk of an autosomal dominant neurological condition: A scoping review
随着研究人员对遗传风险的理解不断加深，以及遗传检测的可及性持续提高，关于处于常染色体显性神经系统疾病（ADNC）风险状态下生活所致心理影响的考量变得愈发重要。研究人员依照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oanna Briggs Institute, JBI）指南以及系统评价与荟萃分析报告规范扩展版——范围综述（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extension for scoping reviews, PRISMA-ScR）指南，对 PsycINFO、MEDLINE 和 Web of Science 进行了系统检索，以识别探讨 ADNC 风险成人心理体验的研究。最终共有 24 项发表于 1990—2024 年间的研究符合纳入标准。定性研究报告显示，心理痛苦呈波动性变化，同时存在更高程度的不确定性以及由个体因素和系统性因素共同塑造的身份认同挑战；而定量研究使用标准化测量工具时，大多显示心理负担较轻。干预研究则为团体式方法和融入正念的干预方法提供了初步支持。本综述强调了心理痛苦的波动性特征，未来研究应优先采用纵向研究方法，并开发个体化干预，以满足处于风险状态人群独特的心理需求。
1 BACKGROUND
常染色体显性神经系统疾病（ADNC）是由单个突变基因所致、影响大脑与神经系统的一类遗传性疾病。该突变基因可由任一亲本遗传，每位亲本向子代传递该基因的概率均为 50%。此类疾病涵盖亨廷顿病（HD）、家族性阿尔茨海默病（FAD）、遗传性额颞叶痴呆（FTD）、脊髓小脑性共济失调（SCA）、伴皮质下梗死和白质脑病的脑常染色体显性动脉病（CADASIL）以及遗传性朊蛋白病等多种疾病谱系。ADNC 的症状多在成年期显现，尽管部分个体可见更早的青少年期发病。其临床表现虽有差异，但总体特征为进行性神经退行性变，可导致运动症状、认知衰退及神经精神障碍。此类疾病通常呈进行性并最终致死，目前尚无治愈手段，疾病修饰治疗亦较为有限，因此临床管理主要以症状控制为主。
文章指出，ADNC 不仅对患者本人造成深刻影响，也对其家庭系统带来持续的心理社会后果。由于其遗传属性，许多个体往往在自身尚未发病前，已先经历父母或近亲被诊断的过程。在患病照护者家庭中成长，会增加不良童年经历的风险，并可能进一步影响长期依恋模式与心理健康。随着预测性遗传检测的普及，个体可在症状出现很久之前获知自身遗传状态。既有研究已较多聚焦于是否接受检测的决策复杂性，例如知晓结果的情绪负担、在缺乏有效治疗前提下获益有限的主观判断等。尽管已有证据显示，多数获得基因阳性（gene-positive）结果者可随时间较好适应，严重心理后果相对少见，但作者指出，接受检测者本身可能具有较强应对能力，而心理痛苦更显著者则可能在随访中流失。与此同时，未检测者在相关研究中长期代表性不足，而现实中，大多数 ADNC 风险人群并不选择接受预测性检测。因此，仅围绕检测决策进行讨论，难以覆盖个体如何在时间进程中理解并承受遗传风险的更广泛心理社会脉络。
文章进一步强调，潜在发病时间的不确定性会引发独特的心理挑战，包括污名（stigma）、预期性悲伤以及对就业、亲密关系与生育规划的干扰，而且这些问题并不因检测状态不同而消失。既往综述虽然考察了 HD 患者及风险人群的生活经验或健康相关生命质量（QoL），但多聚焦单一疾病、定性资料或已检测人群，未能系统覆盖跨 ADNC 疾病谱系且包含未检测者的风险人群。基于此，本文旨在系统绘制处于 ADNC 风险状态的成年个体之心理体验证据图谱，综合当前已知体验及其影响因素，并识别未来研究空白。作者将“风险状态”界定为无症状但基因阳性者以及尚未接受检测者，并尝试跨疾病整合，以识别不同遗传性神经系统疾病之间共享的情绪负荷与未满足需求。
2 METHOD
本综述依照乔安娜布里格斯研究所（JBI）指南以及 PRISMA-ScR 声明与核对表开展，并在开放科学框架（Open Science Framework, OSF）进行了预注册。鉴于范围综述（scoping review）的方法学特点，研究未进行正式质量评价，但在叙述综合过程中记录了单项研究的相关方法学局限。
2.1 Eligibility criteria
研究采用人群-概念-情境（Population, Concept, Context, PCC）框架构建研究问题与纳入排除标准。纳入标准包括：研究对象为 ≥18 岁且处于 ADNC 风险状态的成年人，即无症状突变携带者或具有明确家族史但未检测者；研究主要目标或核心问题为考察风险状态下生活的心理体验；文献为英文同行评议期刊论文，对研究设计与发表时间不设限制。若为混合样本，必须能够单独提取风险人群数据。排除标准包括：无法分离相关疾病数据；主要聚焦遗传检测心理学而非风险生活体验；仅将心理变化作为前驱期临床表现而非生活体验加以考察；以及非同行评议、系统综述、评论或无全文文献。作者还筛查了相关综述的参考文献，但未发现新增符合条件的研究。
2.2 Information sources
检索于 2024 年 11 月第 3 周在 PsycINFO、MEDLINE 与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中进行，不设日期限制。研究团队系统记录检索词与检索结果，并结合前向、后向引文追踪补充文献。由于本研究强调证据严谨性与一致性，未纳入灰色文献（gray literature）。
2.3 Search strategy
检索策略在健康科学馆员协作下制定。为尽可能广泛覆盖，研究团队结合神经科顾问意见与专业教材，建立了 ADNC 疾病清单，并将其与“genetic”“inherited”“familial”等遗传属性词，以及“psych*”“experience”“self-identity”等心理学概念词组合，采用布尔逻辑、截词与受控词表以提高敏感性和精确性。检索策略先在 MEDLINE 与 PsycINFO 中试运行，并依照电子检索策略同行评议（PRESS）框架优化。
2.4 Study selection
所有参考文献先导入 EndNote 去重，再借助 Rayyan 软件记录筛选决策。两名研究者独立完成题名/摘要及全文筛选，分歧通过讨论解决，无需第三方仲裁。
2.5 Data extraction and synthesis
数据提取由第一作者使用预设标准表完成，提取内容包括研究设计、目标、样本特征、人口学信息、所考察的心理构念及主要结果。综合方法采用叙述性综合（narrative synthesis），并借助主题框架组织与解释跨研究的心理学概念；同时辅以基础数值分析，以增强结果解释力与透明度。
3 RESULTS
3.1 Study selec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研究共从 3397 条记录中纳入 24 项研究，发表时间跨越 1990—2024 年，近半数发表于过去 5 年，说明该议题近年来关注度明显提升。研究分布于 9 个国家，以美国和英国最多。样本量差异极大，从 10 人到 4171 人不等，中位数为 33。绝大多数研究聚焦单一 ADNC，其中以 HD 最常见，其次为 FAD、FTD、Machado–Joseph 病（MJD）、运动神经元病（MND）、CADASIL 及 HCHWA-D。总体上，现有证据在疾病类型上分布不均，HD 占据显著主导地位。
3.2 Study designs
24 项研究中，12 项为定性研究，8 项为定量观察性研究，4 项为混合方法研究。约三分之一研究设置了比较组，包括不同疾病阶段比较或与临床/一般人群对照比较。其余研究多采用混合样本设计，纳入伴侣、其他未处于风险状态的家庭成员或基因阴性（gene-negative）亲属。仅 9 项研究专门聚焦风险人群本身。该分布显示，该领域目前仍以探索性设计为主，且样本纯度与可比性有限。
3.3 Focus and outcomes
定性研究主要探讨风险生活的主观经验，核心议题包括幸福感、身份认同与应对。定量研究则更多测量抑郁、生命质量（QoL）、一般心理健康、焦虑、应对方式及生活满意度等指标。另有少数研究涉及自杀意念、不良童年经历及依恋。5 项研究评估了心理干预的可行性或可接受性，提示该领域已开始从描述性研究过渡到初步干预探索。
3.4 Sample characteristics
纳入研究中的风险参与者共 1459 人，其中未检测者占 23%，基因阳性者占 14%，检测前/等待结果者占 7%，其余多数研究未明确区分检测状态。样本中女性略多，年龄跨 18—83 岁。除年龄与性别外，族裔、教育、婚姻和就业等社会人口学变量报告并不一致，提示该领域对社会结构性影响因素的把握仍较薄弱。
3.5 Narrative synthesis
3.5.1 Psychological responses to genetic risk
研究显示，遗传风险会引发持续而波动的焦虑、痛苦及对未来的恐惧。一个突出的主题是对症状出现的高度警觉，即个体会对遗忘、平衡异常等潜在早期征象保持过度敏感，不仅关注自身，也关注家族成员。有些人甚至会设计自我测试，或请他人帮助观察行为变化。随着接近患病亲属的预期发病年龄，这种警觉常进一步增强。不过，也有个别研究发现，部分 FTD 或肌萎缩侧索硬化症（ALS）风险者会将症状监测视为一种安抚性的应对方式。
另一个核心主题是风险状态对身份认同的冲击。风险并非仅是医学概率，更会深刻介入“自我是谁”的问题。部分个体将风险身份整合进自我概念，并从与其他风险者共享经验中获得意义；另一些人则努力使风险不成为定义自身的中心。尤其在 HD 风险人群中，受访者常描述疾病阴影如何覆盖生活各方面，使建立独立于疾病的自我认同变得困难。同时，风险状态还威胁未来身份：个体担忧一旦发病，将失去发病前的身体能力、认知能力、独立性以及一生建构的人格与社会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使用标准化量表的定量研究并未发现风险人群存在显著升高的心理痛苦。多项研究显示，其抑郁、幸福感与生活满意度评分大体处于正常范围。但也有大型研究提示，HD 风险者中 9.1% 报告自杀意念，高于一般人群估计水平。人口学因素对心理结果的影响证据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男性及已超过平均发病年龄的 FAD 风险者心理健康满意度更高，也有研究未发现年龄、性别或教育的显著效应。整体来看，遗传风险的心理显著性并非恒定，而是在生命历程中随特定触发事件而增强，例如接近预期发病年龄、目睹亲属病情恶化、进入亲密关系、决定是否生育、规划职业道路等。由此可见，风险体验具有明显情境依赖性和时间波动性。
3.5.2 Systemic and relational factors
研究反复表明，系统性与关系性因素是塑造风险心理体验的关键维度。拥有症状性亲属本身就是重要压力源，尤其是在受影响照护者家庭中成长的个体，更可能报告不良童年经历、父母功能失调以及较差心理健康。照护负担、面对“未来可能成为的自己”、持续暴露于疾病提醒及与之相关的悲伤体验，都是常见主题。
不过，家庭经验并非全然负向。部分研究也指出，在患病家庭中成长可能带来更强的家庭凝聚力、更丰富的疾病知识、更成熟的照护技能以及对延迟发病的希望。由此可见，家庭既是压力源，也可能是意义建构与韧性的来源。
风险相关保密（secrecy）是另一高频主题。许多个体因担忧污名、关系受损、被遗弃或希望保护他人，而选择隐瞒遗传风险信息。相对地，也有少数人主动采取公开策略，以打破家庭内部长期存在的沉默文化。与此同时，个体不仅忧虑自身未来，也强烈担忧风险向下一代传递，害怕目睹亲人衰退，或担心自己未来成为他人负担。这种“对他者的风险焦虑”在定性与定量研究中均有体现，并与抑郁症状存在显著关联。
3.5.3 Coping strategies and support needs
在应对层面，风险人群常强调“尽可能充分地生活”，并努力维持希望，尤其寄望于未来医学进展或发病延后。回避同样常见，包括有意在心理上与风险拉开距离，以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感。社会支持，特别是同伴支持，被广泛视为重要资源，因为它能够提供被理解的体验与共享性联系。然而，同伴接触并非对所有人都有益，部分个体认为这会强化疾病存在感，从而带来额外痛苦。
受访者还提及多种实践性应对策略，如维持健康行为、财务规划、主动获取信息以及参与研究。少数研究也提到不适应性应对，例如物质使用或冒险行为。总体而言，许多参与者认为现有支持不足，尤其希望获得关于早期症状、治疗选择、财务与法律安排以及情绪管理策略的更充分指导。由此说明，风险人群的需求不仅是情绪支持，也包括高度现实化、前瞻性的生活规划支持。
3.5.4 Intervention approaches for individuals at risk
现有干预研究数量有限，且均属探索性单组设计，但已显示一定方向性价值。正念减压（MBSR）与正念认知疗法（MBCT）是最常见的干预形式。研究发现，无论是在线 FTD 风险人群项目，还是线下 HD 风险人群项目，正念类干预在可行性与可接受性方面均表现较好，参与者通常报告更好的情绪调节、较少的焦虑与抑郁，以及更少围绕疾病的反刍思维。尽管量化指标改善并不总是一致，但总体主观反馈积极。信息提供与心理教育项目同样受到欢迎，尤其在促进社会支持寻求、未来规划与经验共享方面具有潜力。不同研究还显示，风险人群更偏好与处于相似疾病阶段者分组，而非与已出现症状者混组，因为前者更易产生共鸣且较少引发预期性焦虑。在线或混合式形式也显示出提升可及性的潜力。
4 DISCUSSION
讨论部分指出，本综述最重要的发现之一，是定性与定量证据之间存在明显张力。定性研究揭示了风险生活体验的复杂性、流动性与深层存在性困境，而定量量表常显示心理功能与对照组大体相当。作者认为，这并不必然意味着风险生活缺乏心理负担，更可能反映现有标准化工具对这种细微、模糊且阶段性出现的痛苦不够敏感。换言之，ADNC 风险状态下的心理痛苦并不总以经典抑郁或焦虑形式出现，而更可能表现为不确定性管理、身份威胁、预期性丧失与关系压力。
文章据此提出，未来支持模式需要更好地回应这种波动性与情境依赖性。既有初步证据表明，结合心理教育、同伴支持及第三波认知行为策略的结构化支持具有潜在益处。文中进一步引入接纳与承诺疗法（ACT）作为值得探索的方向，认为其强调基于价值的生活、心理灵活性与对不确定性的接纳，可能尤其适用于当前尚未出现显著临床痛苦、但长期处于遗传风险阴影中的个体。
4.1 Gaps and future directions
作者指出，目前最突出的空白是缺乏纵向研究，因此尚无法把握心理体验如何随时间、疾病阶段与人生事件变化。样本量偏小、人口学分层不足、社会文化变量报告缺失，也限制了研究对风险差异性与脆弱性来源的理解。此外，现有证据过度集中于 HD，对遗传性朊蛋白病或家族性帕金森病等较罕见 ADNC 缺乏关注。文章还强调，医疗专业人员对罕见遗传性神经系统疾病及其心理社会影响的理解不足，可能进一步加剧风险人群获得适切支持的困难。因此，未来研究与服务发展应更加重视文化敏感性、社会边缘化因素及专业教育。
5 LIMITATIONS
本综述承认若干局限。首先，检索标准要求文献同时涉及神经退行性疾病、遗传/风险背景及心理结局，可能遗漏未明确使用相关术语但实质相关的研究；且仅纳入英文文献。其次，在某些 ADNC 中，前驱期心理变化与风险状态下的心理反应可能相互重叠，因此区分心理适应与早期疾病征象本身具有方法学挑战。
6 CONCLUSION
总体而言，本文是首篇系统描绘 ADNC 风险状态生活心理体验的综述。研究表明，此类人群的核心体验包括持续的不确定性、对未来的恐惧、身份认同受扰以及支持需求随生命历程不断变化。文章特别强调纳入未检测者的重要性，从而将研究视角从“是否检测”扩展到“如何带着风险生活”的完整经验。作者认为，临床工作者不应仅依赖标准化量表判断心理负担，而应采用以人为中心、具文化敏感性的方式，帮助个体理解并管理不确定性、身份挑战与预期性丧失，同时建立清晰的专业支持与同伴支持转介路径。该综述为未来开展更具包容性、针对性和方法学严谨性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