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xins》:Biophysical and Biochemical Assays for Screening Small Molecule Inhibitors Targeting Toxin–Ribosome Interactions
编辑推荐:
核糖体失活蛋白(Ribosome-inactivating proteins, RIPs)是一类作用于真核生物核糖体、抑制蛋白质合成并最终诱导细胞死亡的毒素。多种此类毒素构成显著的临床与公共卫生威胁,其中源自蓖麻籽(Ricinus communis)的蓖麻毒蛋
核糖体失活蛋白(Ribosome-inactivating proteins, RIPs)是一类作用于真核生物核糖体、抑制蛋白质合成并最终诱导细胞死亡的毒素。多种此类毒素构成显著的临床与公共卫生威胁,其中源自蓖麻籽(Ricinus communis)的蓖麻毒蛋白(ricin)是一种剧毒生物毒素,被认定为具有生物恐怖袭击潜力。其他RIPs,包括致病性志贺氏菌(Shigella)和大肠杆菌(Escherichia coli)产生的志贺毒素(Shiga toxin)、毛霉目真菌产生的黏菌素(mucoricin),均会加剧疾病严重程度并引发致死性并发症。尽管存在上述风险,目前尚无获批的治疗药物。有效抑制剂的开发依赖于稳健且明确的策略,以鉴定并验证能够阻断毒素-核糖体相互作用的小分子。针对催化活性位点的研发工作成效有限,主要归因于该位点宽浅且高度极性的结构特征,不利于类药性分子实现高亲和力结合。相比之下,核糖体结合界面是可成药性更高的靶点,因其是毒素募集所必需的,且具有结构明确、可成药的分子特征。靶向该界面的抑制剂还可通过破坏核糖体结合区与活性位点之间的长程构象偶联发挥变构效应,在不直接占据催化口袋的前提下削弱催化活性。本综述汇总并评估了用于发现和表征靶向毒素-核糖体相互作用的小分子抑制剂的生物物理与生化检测方法。研究人员考察了体外结合方法,包括基于表面等离子体共振(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SPR)的片段筛选及用于活性排序的荧光各向异性(Fluorescence Anisotropy, FA)检测;进一步评述了评估核糖体免受毒素介导的脱嘌呤保护的生化与分子检测,以及评价细胞系统功能挽救的互补细胞水平检测。综上,本综述整合了现有筛选方法学,并强调了优化检测策略的机遇,以支持靶向治疗药物的研发进程。
1. Introduction
核糖体失活蛋白(RIPs)是由细菌、真菌和植物等多个生物界广泛产生的一类毒素,通过结合并灭活真核生物核糖体、阻断蛋白质合成进而诱导细胞死亡。RIPs传统分为I型和II型两类:I型RIPs结构简单,仅含单一催化结构域,具有N-糖基化酶活性;II型RIPs为异二聚体,包含催化活性A链和介导细胞进入的B链,两者通过二硫键连接,进入细胞后二硫键被还原,释放催化A链。此外还存在罕见的III型RIPs,其催化A链与B链以前体形式融合,需经切割才具有活性。
RIPs的环境与生物医学意义重大。I型RIPs多为植物抗病毒蛋白,因细胞摄取效率低,对人类总体毒性较低;II型RIPs则对人类具有高毒性,典型代表为蓖麻毒蛋白(ricin)和红豆凝集素(abrin),二者的致死剂量分别低至5 μg/kg和0.1 μg/kg,且易从植物中提取并制成武器化制剂,是重要的生物恐怖威胁来源。此外,致病性大肠杆菌和志贺氏菌产生的志贺毒素(Stx)、毛霉目真菌产生的黏菌素(mucoricin)均会引发严重的人类感染,其中毛霉病的整体死亡率约为50%。
II型RIPs的B链为细胞结合域,通过模拟凝集素作用结合细胞表面碳水化合物,随后经逆向运输进入内质网,A链通过内质网相关降解系统转运至胞质,对核糖体大亚基28S rRNA的sarcin–ricin环上的保守腺嘌呤(大鼠rRNA中为A4324)进行脱嘌呤修饰。该修饰阻断翻译GTP酶与核糖体的相互作用,不可逆地灭活核糖体,积累的损伤会诱导核毒性应激反应并引发细胞凋亡。除脱嘌呤外,部分核糖体毒素(如α-帚孢菌素)通过RNA水解酶活性直接切割28S rRNA,同样导致sarcin–ricin环功能丧失。
RIPs的A亚基通过与核糖体P-茎蛋白结合实现对核糖体的识别。真核生物P-茎由P0蛋白连接两个P1-P2异二聚体组成五聚体,其C端含有保守序列SDDDMGFGLFD。Trichosanthin(TCS)、蓖麻毒蛋白A链(RTA)、志贺毒素A1亚基(StxA1)等均通过该序列结合P-茎,该相互作用位于催化裂隙远端,依赖疏水与静电作用,突变研究显示其对毒素的高效脱嘌呤至关重要——缺失P-茎会使毒素活性下降200倍。
目前尚无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的RIPs相关感染或中毒治疗药物。早期研究多聚焦于靶向催化位点的抑制剂设计,包括过渡态类似物和“门塞抑制剂”,但均未在细胞水平或体内表现出显著活性。多数化合物在细胞水平表现出的保护作用并非源于对催化位点的直接抑制,而是通过下游细胞死亡通路发挥效应。催化位点本身宽浅、极性高的结构使其难以与类药性小分子形成高亲和力结合,且RIPs催化效率极高,要求抑制剂必须完全阻断活性并精准递送至胞质内的作用位点,同时还需克服丰富核糖体与辅助结合作用的竞争,因此活性位点抑制剂的研发难以取得突破。其他策略如靶向逆向运输通路(如Retro-2)或疫苗开发(如RiVax)虽有一定进展,但仍无法应对急性毒素暴露或产毒病原体感染。
现有文献多单独讨论某一种检测方法,缺乏对抑制剂发现全流程的系统整合。本综述首次将体外与细胞水平方法整合为分阶段的工作流程,从初始苗头化合物识别到机制验证再到生物学评价,为靶向毒素-核糖体相互作用的小分子抑制剂研发提供实用路线图。研究人员以蓖麻毒蛋白和志贺毒素2(Stx2)的A亚基与核糖体P-茎的相互作用为靶点,系统阐述了相关实验方法学:包括表面等离子体共振(SPR)、荧光各向异性(FA)竞争检测等结合亲和力测定方法,以及基于定量逆转录PCR(qRT-PCR)的核糖体脱嘌呤检测、无细胞翻译检测和细胞活力检测等功能验证体系。
2.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SPR) for Fragment Screening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Binding Affinity of the Fragments
SPR技术自1990年商业化以来,已成为学术研究与制药工业中研究生物分子相互作用的核心工具。在RIP研究中,研究人员多采用Biacore系统表征蓖麻毒蛋白、志贺毒素与核糖体、P-茎蛋白、多肽及小分子的相互作用。实验中通常将未标记或N端10×His标记的毒素通过氨基偶联固定于CM5芯片,或通过NTA芯片捕获带His标签的毒素,同时设置参考表面以扣除折射率与电荷效应的干扰,在接近生理条件下检测相互作用并获得结合动力学与平衡参数,为靶点验证、苗头识别与先导化合物优化提供关键数据。
研究人员通过SPR检测RTA与Stx2A1和酵母核糖体及P-茎复合物的相互作用,结合定点突变明确了二者与P-茎的结合位点位于催化中心远端的相反面,P-茎模拟肽的抑制活性与其结合亲和力相当,证实核糖体结合界面是可成药靶点。X射线晶体结构与冷冻电镜结构进一步验证了该结合位点,为理性设计抑制剂提供了结构基础。
片段-based药物发现(FBDD)适用于分子量<300 Da的片段库筛选,具有苗头率高、库规模小的优势,但对检测灵敏度要求高。SPR因高灵敏度、低样品消耗的特点,非常适配RIPs的片段筛选:首先通过空白芯片筛选排除非特异性结合片段;随后在毒素固定化表面进行单浓度片段筛选,获得结合响应达标的苗头;最后对苗头进行剂量-效应分析以获得结合亲和力(KD)。需注意SPR无法直接确定结合位点,需结合定点突变、正交技术(如FA)及高分辨率结构解析进行验证。在先导化合物优化阶段,SPR可进一步提供结合速率常数、解离速率常数等参数,指导化合物的理性优化。研究人员已通过该方法成功获得靶向RTA与Stx2核糖体结合位点的苗头化合物,经优化后得到低微摩尔级亲和力的先导物,并在细胞水平验证了对蓖麻全毒素的抑制活性。
3. Fluorescence Anisotropy (FA) Assays to Measure Interactions of RIPs with P-Stalk Peptides and to Rank Small Molecules That Inhibit Toxin Binding
FA检测是一种均相分析技术,通过测量荧光分子的各向异性区分游离与结合的荧光探针:游离探针旋转快、各向异性信号低,结合探针旋转慢、信号高;竞争模式下,待测化合物可置换结合的探针,降低各向异性信号。
研究人员开发了基于FA的竞争检测法研究RIPs与P-茎肽的特异性相互作用,使用BODIPY-TMR-X标记的P11肽(模拟P-茎C端序列)作为探针,通过未标记截短肽的竞争实验明确了P11肽中N端DDD残基与GFGLFD基序对结合的关键作用。与SPR相比,FA检测可更准确测量位点特异性亲和力,排除非特异性静电相互作用导致的假阳性,且无需分离步骤,适用于高通量筛选(HTS)。
3.1. Quantitative FA Binding Analysis—P-Stalk Probe Binding Parameters
FA定量检测需首先确定探针最佳浓度:选择信号高于缓冲液背景20倍的浓度以兼顾试剂节省与背景控制,并保持缓冲液与温度的一致性以确保结果可比性。随后建立探针与蛋白的结合参数:通过计算结合分数(Fb,即探针与靶蛋白结合的比例)优化实验条件,通常将Fb控制在50%–70%,以最大化信号强度并允许抑制剂在低浓度下有效竞争。通过剂量-效应曲线可获得探针与蛋白的解离常数(KD),优选KD~0.1 μM的探针以保证稳定的强信号。
3.2. Quantitative Binding Analysis—Screening Small Molecule Compounds for P-Stalk-Specific Binding
完成探针参数建立后即可开展小分子筛选:加入抑制剂会降低各向异性信号,通过剂量-效应曲线计算半抑制浓度(IC50),并结合探针结合参数转换为抑制结合常数(Ki)以实现跨实验比较。研究人员通过该方法将CC10501的Ki从32 μM逐步优化至RU-NT-206的0.6 μM,提升了约50倍亲和力,且RU-NT-206是目前报道的P-茎结合活性最强的抑制剂,充分体现了FA检测在苗头排序与优化中的高效性。
4. FRET-Based Assays for Large-Scale Compound Screening
FA检测易受蛋白与抑制剂的背景荧光干扰,限制动态范围并增加实验间离散度。时间分辨荧光共振能量转移(TR-FRET)通过使用具有长荧光寿命的镧系供体(如铽、铕),引入时间延迟门控扣除短寿命背景荧光,获得极高的信噪比与Z因子,更适配大规模化合物库的初筛。
4.1. Principles of TR-FRET for HTS Campaigns
荧光共振能量转移(FRET)是距离依赖的性能量非辐射转移过程,供体与受体距离<10 nm时发生。TR-FRET在此基础上使用镧系螯合物作为供体,利用其大斯托克斯位移与微秒级荧光寿命,通过时间门控完全扣除纳秒级的背景荧光,适合高通量筛选。
4.2. Designing a Competitive TR-FRET Assay for the Toxin P-Stalk Pocket
竞争性TR-FRET检测可采用间接标记策略:将带His标签的毒素与铽标记的抗His抗体结合作为供体复合物,N端标记BODIPY-TMR-X的P11肽作为受体探针;当抑制剂结合P-茎口袋时会置换P11肽,破坏FRET效应,导致信号降低。TR-FRET与FA互为补充:前者适合高通量初筛,后者适合精确确证与排序,二者结合可提升筛选可靠性。
5. Orthogonal Functional Assays for Hit Validation and Mechanistic Elucidation
仅靠结合检测无法确认抑制剂的功能活性,需通过正交功能检测排除假阳性。
5.1. Eukaryotic Ribosome Depurination Assay: On-Target Validation
核糖体脱嘌呤检测通过qRT-PCR定量毒素对28S rRNA的修饰程度:逆转录酶在遇到脱嘌呤产生的无碱基位点时会发生停滞或错配,通过特异性引物扩增该位点,并与总28S rRNA的扩增信号比较,即可计算脱嘌呤比例。体外检测使用纯化大鼠核糖体,通过系列浓度抑制剂处理获得半数抑制浓度(IC50);细胞水平检测则在哺乳动物细胞(如Vero细胞)中进行,获得半数有效浓度(EC50),可同步反映化合物的细胞膜通透性、代谢稳定性与胞内有效性。若化合物的结合亲和力(Ki)与体外IC50、细胞EC50呈良好相关性,则可确认为通过预期机制发挥作用的高质量苗头。
5.2. Cell-Free and Cell-Based Translation Assays: Measuring the Functional Consequence
无细胞翻译检测直接评估化合物能否恢复被毒素抑制的蛋白质合成。传统兔网织红细胞裂解物等系统存在物种差异与机制解析困难等局限,研究人员推荐使用人源三分体系统:将人细胞裂解物分离为纯化核糖体、核糖体缺失的胞质提取物与mRNA模板三部分,既保证人源相关性,又支持机制研究,且适配自动化高通量筛选。检测读数为荧光素酶报告信号,需通过放射性氨基酸掺入或生物素化tRNA掺入等正交方法进行反筛选,排除化合物对报告系统的直接干扰。细胞水平翻译检测进一步在完整细胞中评估抑制剂活性,综合反映其胞内摄取、代谢与潜在脱靶效应,是连接体外结合与细胞保护的关键验证步骤。
5.3. Cellular Cytotoxicity Assay: The Final Consequence
CellTiter-Glo发光法通过定量ATP水平评估细胞活力,在毒素致死剂量处理下,化合物保护后的存活细胞数直接反映其保护效力。同时需设置无毒素的化合物单独处理组,评估化合物自身的细胞毒性,优选保护剂量100倍以上无细胞毒性的化合物。该检测受化合物对发光信号的干扰较大,干扰超过20%时需改用其他检测方法。
6. Tiered Assay Strategy for Toxin P-Stalk Inhibitor Development
研究人员采用多层级联策略推进抑制剂开发:第一层通过SPR与TR-FRET开展高通量初筛,获得结合P-茎口袋的苗头;第二层通过FA竞争检测确认特异性结合并排序,指导结构优化;第三层通过体外脱嘌呤检测验证功能活性;第四层通过哺乳动物细胞脱嘌呤与细胞活力检测确认胞内有效性。该策略将低成本、高通量的早期筛选前置,大幅减少后期高成本的细胞实验资源投入。团队应用该策略将CC10501优化为RU-NT-206,结合亲和力提升50倍,体外脱嘌呤IC50改善24倍,并获得明确的细胞水平保护活性(EC50=29 μM)。层级策略整合了各方法的优势并弥补了局限性,通过逐层过滤确保最终候选分子兼具高亲和力、功能活性与细胞有效性。
7. Discussion
RIPs的高催化效率、胞内作用模式与不可逆的核糖体损伤特性使其成为极具挑战的药物靶点。本综述强调靶向毒素-核糖体相互作用而非仅关注催化位点的重要性:核糖体结合界面结构更明确、可成药性更高,且阻断该相互作用可通过变构效应抑制催化活性——P-茎结合不仅是毒素募集的前提,还可诱导催化构象稳定,阻断该相互作用会破坏结合区与活性位点的长程构象偶联,降低催化效率。
当前研究的局限在于多依赖简化系统,难以完全模拟毒素的胞内全过程,且缺乏跨实验室的标准化评价体系。未来需整合正交验证方法、提升实验可重复性,并结合冷冻电镜、X射线晶体学与核磁共振等结构生物学技术深入解析作用机制,同时拓展类器官等更接近体内状态的模型。针对不同RIPs的结构多样性,需平衡广谱抑制剂与毒素特异性抑制剂的开发策略。随着片段药物发现、高通量筛选、人工智能辅助药物设计等技术的发展,有望加速从苗头识别到先导优化的全流程,最终推动候选药物向临床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