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技术性和行为性绿色供应链管理实践:绿色创新文化在物流企业三重底线绩效中的中介作用

《Logistics》:Disentangling Technical and Behavioral Gree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Practices: The Mediating Role of Green Innovation Culture in Logistics Firms’ Triple-Bottom-Line Performanc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6月17日 来源:Logistics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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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尽管绿色供应链管理(GSCM)已被广泛研究,但先前研究常将其视为同质化构念,且对物流企业中不同类型GSCM实践如何运作的关注有限。本研究通过区分技术性GSCM实践和行为性GSCM实践,并检验这两种维度如何通过绿色创新文化(GIC)影响组织绩效,以弥补这一

  
背景:尽管绿色供应链管理(GSCM)已被广泛研究,但先前研究常将其视为同质化构念,且对物流企业中不同类型GSCM实践如何运作的关注有限。本研究通过区分技术性GSCM实践和行为性GSCM实践,并检验这两种维度如何通过绿色创新文化(GIC)影响组织绩效,以弥补这一空白。方法:研究人员基于来自中国广州426名涉及供应链、运营及可持续发展相关职能的物流从业者的横截面调查数据,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假设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技术性GSCM实践和行为性GSCM实践均正向影响GIC,且行为性实践的影响更强。GIC显著提升组织绩效。技术性和行为性GSCM实践也直接增强组织绩效,表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行为性GSCM实践通过GIC的间接影响更强,表明行为治理对发展创新导向的绿色文化尤为重要。结论:该研究推进了GSCM与绿色创新文献,并表明物流企业可通过将技术升级与领导支持、员工参与、利益相关者协作及创新导向的绿色文化相结合,实现更可持续的绩效提升。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存在问题与研究动机:全球气温持续上升,环境可持续性成为各行业关键议题。物流行业因连接大规模生产、流通与消费,被视为可持续革命的关键领域。随着供应链时效性和服务强度增加,物流企业面临提高效率并降低环境影响的压力。尤其在中国,电子商务增长及国家货运与快递网络扩张加剧了运输、仓储周转及包装消耗。尽管绿色供应链管理(GSCM)已被广泛探讨,但以往研究常将其视为统一构念,忽视了不同实践类型在物流企业中的差异化作用。技术性GSCM实践(如低碳运输、路线优化、节能仓储)与行为性GSCM实践(如员工参与、供应商协作)在实施逻辑与绩效转化上存在本质差异。此外,现有研究多聚焦制造业,对物流企业情境的关注不足;绿色组织文化虽被认可,但作为具体转化机制的绿色创新文化(GIC)研究较少。为此,本研究提出核心问题:技术性与行为性GSCM实践如何影响物流企业组织绩效?GIC如何中介这一关系?

研究内容、结论与意义:研究人员基于资源基础观(RBV)和动态能力理论,构建概念模型,假设技术性与行为性GSCM实践正向影响GIC,GIC正向影响组织绩效(三重底线绩效,即经济、环境与社会绩效),且两类实践也直接正向影响绩效。通过对中国广州426名物流从业者的问卷调查,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进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技术性与行为性GSCM实践均正向影响GIC,且行为性实践的影响更强(β=0.402 vs. β=0.208);GIC显著正向影响组织绩效(β=0.427);两类实践直接正向影响绩效(技术性β=0.238,行为性β=0.226),GIC部分中介了路径。间接效应分析显示,行为性GSCM实践通过GIC对绩效的间接效应(0.171)强于技术性实践(0.089)。研究贡献在于:将GSCM研究拓展至物流情境,区分技术性与行为性维度,揭示GIC作为中介机制,为物流企业绿色转型提供实证依据。该论文发表在《Logistics》。

主要关键技术与方法:研究采用横截面调查设计,样本来自中国广州426名物流从业者(包括供应链、运营、可持续相关职能),通过在线平台、电子邮件及行业活动发放问卷。使用协方差结构方程模型(CB-SEM)进行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评估,并通过自助法(5000次重抽样)检验中介效应。为控制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CFA模型比较及共同潜因子法;通过KMO和Bartlett检验评估因子分析适宜性。最终测量模型包含18个反映性指标,信度与效度良好。

研究结果(保留小标题并说明结论来源):

4.1 描述性统计分析:通过样本结构表(Table 2)和描述性统计表(Table 3)表明,受访者多为经验丰富的物流专业人员,企业涵盖不同规模、所有制及业务类型,GSCM实施程度较高,为后续模型检验提供合适实证基础。各变量均值在3.520–3.620之间,呈中等偏上水平,标准差表明存在充分变异。

4.2 信度与构念效度评估:通过Cronbach's α系数(Table 4)显示所有构念内部一致性可靠(α均>0.70)。KMO值为0.884,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p<0.001)(Table 5),表明数据适合因子分析。

4.3 测量模型:测量模型拟合指数(Table 6)表明模型与数据匹配良好(χ2/df<3, RMSEA<0.08, GFI/AGFI/NFI/TLI/CFI均>0.90)。收敛效度检验(Table 7)显示标准化因子载荷(0.722–0.806)、组合信度(CR>0.70, 0.806–0.924)和平均方差萃取量(AVE>0.50, 0.575–0.604)均满足阈值,表明收敛效度可接受。

4.4 区分效度:通过Fornell-Larcker准则(Table 8)显示各构念平均方差萃取量平方根大于与其他构念的相关系数;异质-单质比率(HTMT,Table 9)均低于0.85阈值,表明构念间区分效度良好。

4.5 结构模型结果与假设检验:直接路径(Table 10)显示:技术性GSCM实践→GIC(β=0.208, p<0.05)、行为性GSCM实践→GIC(β=0.402, p<0.05)、GIC→组织绩效(β=0.427, p<0.05)、技术性GSCM实践→组织绩效(β=0.238, p<0.05)、行为性GSCM实践→组织绩效(β=0.226, p<0.05),支持H1–H5。间接效应(Table 11)显示GIC显著中介技术性GSCM实践→组织绩效(效应=0.065, 95% CI [0.020, 0.142])和行为性GSCM实践→组织绩效(效应=0.117, 95% CI [0.067, 0.206]),行为性实践的中介效应更强。总效应(Table 12)表明行为性GSCM实践对组织绩效的总效应(0.397)高于技术性GSCM实践(0.327),模型解释组织绩效47.2%的方差。

总结讨论与结论翻译:讨论部分指出,从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视角,技术性实践提供清洁过程、生态设计等运营资源,行为性实践提供领导承诺、员工参与等无形资源,行为性实践对GIC影响更强,说明在物流企业中协调性资源尤为重要。GIC作为中介将实践转化为长期能力,解释了部分中介模式。理论贡献包括:提出双结构视角,将GSCM视为技术性与行为性互补维度;将文化从背景因素转为内生中介机制;挑战了技术优先的假设,强调行为资源对能力发展的战略重要性。实践启示:管理者应避免将GSCM仅视为技术问题,需结合行为治理机制(领导支持、员工参与、协作);企业应制度化GIC(如设立绿色创新团队、奖励可持续举措)。政策制定者应支持综合项目,结合技术培训与行为治理技能。

研究结论(第6部分原文翻译):本研究探讨了技术性和行为性绿色供应链管理(GSCM)实践如何影响物流企业的组织绩效,以及绿色创新文化(GIC)是否在此关系中充当中介机制。基于中国广州426名物流从业者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技术性和行为性GSCM实践均正向影响GIC和组织绩效。GIC也对组织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证实其作为GSCM实践转化为三重底线结果的重要机制。该研究提出两个主要理论贡献:第一,通过区分技术性实践和行为性实践,推进了GSCM的双结构视角;第二,表明GIC不仅是情境因素,而是将绿色实践转化为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的中介机制。物流管理者应将绿色转型与行为治理相结合,并制度化GIC。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截面设计限制因果推断、样本局限于广州、依赖自报告数据,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数据、跨区域比较或结合客观指标,并整合工业5.0原则(人本创新、可持续性、人机协作)以进一步拓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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