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团队领导者的智力激发如何与施工人员心理安全气候相关联？——一种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建模方法

《Buildings》：How Does Project Team Leaders’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Associate with Construction Personnel’s Psychological Safety Climate? A 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

　　

摘要：背景：变革型领导对安全气候感知具有积极影响。变革型领导包含四个维度，而安全气候可在不同层级上进行操作化界定。然而，针对特定变革型领导维度与个体层面安全气候（即心理安全气候，PSC）之间关联的研究仍较为有限。方法：基于安全气候形成的互动路径（interactive approach），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多重中介模型，用以检验项目团队领导者的智力激发（IS）如何通过安全特定领导—成员交换（LMX）与团队成员交换（TMX）影响施工人员的心理安全气候（PSC）。研究采用来自香港的施工人员随机样本（N = 292）对模型进行验证，并使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分析数据。结果：安全特定领导—成员交换（specific indirect effect = 0.189）与安全特定团队成员交换（specific indirect effect = 0.032）均在智力激发（IS）与心理安全气候（PSC）的关系中发挥显著中介作用，尽管二者之间的直接关联并不显著。年龄显著调节IS–PSC关系，且年轻施工人员的关联强度更高（β = 0.481, p < 0.001），高于年长施工人员（β = 0.195, p = 0.029）。结论：研究发现，IS与PSC之间的关系完全由安全特定LMX与TMX中介，其中纵向交换（LMX）的中介作用显著强于横向交换（TMX）。上述结果表明，要提升施工人员的PSC，需要发展项目团队领导者实施智力激发的能力，并在项目团队内部促进高质量的领导者—追随者安全交换。

本文发表于《Buildings》，聚焦建筑施工情境下领导行为与安全气候形成机制之间的关系，核心问题是：项目团队领导者的“智力激发”（intellectual stimulation，IS）这一变革型领导维度，究竟如何影响施工人员个体层面的安全感知，即心理安全气候（psychological safety climate，PSC）。既有职业健康心理学（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OHP）研究普遍认为，领导会影响员工健康与安全，且变革型领导通常与更积极的安全气候相关。然而，现有研究多将变革型领导作为整体构念处理，较少区分其内部维度，也较少深入探讨特定维度通过何种社会交换机制作用于个体层面的PSC。与此同时，安全气候不仅是多维现象，也是多层级现象；个体层面的心理安全气候是组织安全气候形成的基础。因此，厘清具体领导行为、互动机制与个体安全感知之间的关系，对于理解施工项目中的安全管理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研究人员从安全气候形成的互动路径出发，将领导—成员交换（leader–member exchange，LMX）与团队成员交换（team member exchange，TMX）纳入同一解释框架，关注纵向社会交换与横向社会交换在IS影响PSC过程中的作用。文章指出，施工项目具有临时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项目领导者不仅要推动生产任务，也要在风险环境中引导团队形成稳定的安全认知。智力激发强调鼓励成员从新视角思考问题、质疑既有假设并提出创新方案，这一维度尤其适合项目化、变化性强的施工环境。因此，研究人员选择IS作为切入点，尝试细化“领导如何创造安全气候”这一命题，并考察年龄、教育水平与行业经验等人口统计学变量是否会改变这种作用关系。

研究人员采用问卷调查开展实证研究，以香港施工人员为目标总体。样本来源覆盖客户单位、承包商、顾问机构、行业协会、专业学会、政府部门及工会成员，经抽样后向2996名潜在受访者发放纸质问卷，最终获得292份有效问卷。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并通过香港大学非临床院系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审批。分析方法方面，研究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以反映式测量模型评估IS、安全特定LMX、安全特定TMX与PSC四个潜变量，并使用5000次Bootstrap检验路径系数、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与调节效应；同时结合VIF、AVE、HTMT、R²、Q²及PLSpredict等指标评估模型的信度、效度与预测能力。若从技术路线概括，本文主要依赖三个关键方法：其一，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潜变量测量与结构路径分析；其二，以多重中介模型同时检验纵向交换与横向交换机制；其三，利用交互项分析年龄、教育水平和行业经验的调节作用。样本队列明确来自香港建筑业从业人员。

**4.1. Assessment of the Measurement Model**
在测量模型评估中，研究人员首先对各构念的测量指标进行筛选，以确保量表具备可接受的信度与效度。由于本研究采用反映式测量模型，指标被视为由潜变量所致，因此外部负荷（outer loading）较低的指标可在不破坏构念本质的前提下删除。结果显示，研究人员删除了安全特定LMX的3个指标、安全特定TMX的7个指标，以及PSC的19个指标。尽管删减幅度较大，但保留下来的指标仍覆盖原构念的关键维度。进一步检验表明，所有保留指标的外部负荷均高于0.7，各构念的组合信度达到可接受水平，平均方差提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均高于0.5，说明量表具备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与聚合效度。异质特质—同质方法比（heterotrait–monotrait ratio，HTMT）均低于0.85，则支持构念之间具备判别效度。由此可见，尽管量表经过较大幅度压缩，最终用于结构模型检验的测量体系在统计意义上仍然成立。

**4.2. Assessment of the Structural Model**
在结构模型评估中，研究人员按照PLS-SEM常规程序，依次考察共线性、路径系数显著性、解释力、效应量以及预测相关性。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结果显示，各预测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路径检验结果表明，研究提出的13项假设中，H1–H4、H6、H7与H11获得支持，而H5、H8–H10、H12与H13未获支持。具体而言，IS显著正向关联安全特定LMX，也显著正向关联安全特定TMX，这说明当项目团队领导者表现出较强的智力激发行为时，施工人员更容易感知到高质量的安全纵向交换与安全横向交换。进一步地，安全特定LMX与PSC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联，安全特定TMX与PSC之间亦存在显著正向关联，这意味着无论是领导与成员之间围绕安全形成的高质量互动，还是团队成员之间在安全议题上的支持、沟通与互惠，都有助于提升个体对工作场所安全政策、程序与实践的积极感知。

值得注意的是，IS与PSC之间的直接路径并不显著，即H5未获支持。这一结果说明，项目团队领导者的智力激发并不会直接转化为施工人员更高水平的心理安全气候感知。相反，IS必须通过社会交换机制发挥作用。中介分析进一步证实，安全特定LMX与安全特定TMX均在IS与PSC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其中安全特定LMX的特定间接效应为0.189，安全特定TMX的特定间接效应为0.032。也就是说，IS对PSC的影响属于完全中介（full mediation）模式，而非部分中介。这一发现揭示出，在施工项目中，领导者提出新思路、鼓励成员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激发创新思考，并不会自动提升成员的安全气候感知；只有当这种行为进一步转化为高质量的安全沟通、信任与互动关系时，个体层面的PSC才会提升。

从中介效应强度看，纵向交换即安全特定LMX的作用显著强于横向交换即安全特定TMX。这表明，相较于同伴之间的安全互助与交流，领导者与成员之间围绕安全议题建立的高质量关系，对施工人员形成积极PSC更为关键。论文据此指出，在建筑施工这一高度依赖现场指挥与班组管理的行业中，监督者、班组长或直接上级在日常安全管理中的作用更为突出，成员往往更依赖其指令、反馈与支持来判断组织对安全的重视程度。因此，若项目团队领导者能够通过智力激发促进更高质量的安全特定LMX，那么其对PSC的提升作用将更为显著。

在调节效应检验中，年龄是唯一显著的调节变量。研究人员将年龄、教育水平与行业经验视为具有五个响应类别的连续变量，并通过标准化处理构造交互项。结果显示，年龄与IS的交互项对PSC具有显著影响，表明年龄会改变IS与PSC之间的关系强度。具体而言，较年轻施工人员的斜率为β = 0.481（p < 0.001），而较年长施工人员的斜率为β = 0.195（p = 0.029），说明IS对年轻施工人员PSC的正向关联更强。相比之下，年龄的二次项、行业经验的二次项、教育水平本身，以及教育水平与IS、行业经验与IS的交互项均不显著，因此关于U形关系及其他调节作用的假设未得到支持。换言之，在本研究样本中，人口统计变量并未直接决定PSC水平，但年龄确实会影响施工人员对领导智力激发行为的敏感性。

在模型解释力与预测力方面，研究结果显示，该结构模型对安全特定LMX和PSC具有较高的样本内预测力，对安全特定TMX的解释力相对较弱。效应量（f²）分析表明，IS对安全特定LMX具有中等影响，安全特定LMX对PSC亦具有中等影响；而IS对安全特定TMX，以及安全特定TMX对PSC则表现为较小影响。Stone–Geisser’s Q²值均大于0，说明模型对三个内生变量均具有预测相关性；PLSpredict结果亦显示模型优于线性回归基准模型，表明其外部预测能力得到支持。这些统计结果共同支撑了文章提出的理论模型，即IS主要通过社会交换路径，尤其是纵向安全交换路径，与施工人员PSC相关联。

讨论部分围绕研究发现、理论意义、实践启示及局限性展开。首先，文章强调，本研究支持“领导创造气候”的经典命题，但进一步指出，若将领导简化为笼统的总括性构念，难以揭示其对安全气候形成的精细作用机制。通过聚焦变革型领导中的IS维度，研究人员证明了不同领导维度确实可能通过不同路径影响安全结果。其次，研究表明，社会交换在领导行为与气候感知之间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因素，而是不可替代的传导机制。尤其是安全特定LMX的作用更强，说明在施工项目中，纵向安全沟通与信任关系对于塑造PSC具有核心地位。再次，年龄作为边界条件的显著作用提示，领导行为的有效性并非对所有员工等值，较年轻人员更容易在领导的智力激发下形成积极的安全认知。

在实践层面，论文认为，若要提升施工人员PSC，项目领导者不仅要重视安全本身，还应提升智力激发能力，例如鼓励团队从多角度识别风险、提出替代性安全方案，并在项目环境中营造开放讨论安全问题的氛围。但更关键的是，这种领导行为需要嵌入具体的安全互动中，转化为高质量的领导—成员安全交换以及团队内部的安全交流协作。就此而言，班前会、工具箱会议（toolbox meetings）等施工现场常见沟通场景，应更多纳入安全议题而非单纯让位于进度与产量问题。文章同时指出，TMX虽中介效应较小，但仍具有统计显著性，因此同伴互助、团队安全沟通与协同解决问题同样具有意义。

对于研究局限，作者明确指出，IS仅采用两个条目测量，尽管信度与效度可接受，但构念覆盖面有限；测量模型中大量指标被删除，可能削弱原始构念的内容广度；样本以非体力型建筑专业人员为主，推广性受到一定限制；横断面设计不能支持因果推断；数据均来自单一来源自陈，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风险；此外，数据收集于15年前的香港建筑业情境，其现实管理启示需结合时间与地域背景理解。这些说明体现出作者对结果外推边界的谨慎把握。

研究结论部分可以译述为：变革型领导的不同维度会对安全气候感知产生不同影响。本研究围绕变革型领导的一个维度——智力激发，探讨了其与施工人员个体安全气候感知即心理安全气候之间的关联机制。结果发现，安全特定领导—成员交换与团队成员交换在智力激发与心理安全气候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同时年龄对该关联具有调节作用。尽管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例如对部分构念进行了较为严格的指标剔除，但其通过将智力激发从总体变革型领导构念中分离出来进行分析，为相关文献提供了具有潜在价值的补充。在实践上，研究再次强调了项目团队中纵向安全沟通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这篇论文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提出一个复杂的新理论，而在于将已有的领导理论、社会交换理论与安全气候研究加以整合，并在建筑施工这一高风险、项目化情境中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实证证据。研究显示，智力激发本身不是直接塑造PSC的充分条件，其影响必须通过具体的安全交换关系实现，尤其是通过领导与成员之间的高质量安全互动实现。这一结论既回应了安全气候形成机制研究中的不足，也为施工安全管理从“制度—行为”逻辑进一步推进到“互动—感知”逻辑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