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时刻：重新评估加拿大北部平原原住民人类-植物关系的考古方法

《American Antiquity》：Time to Grow: Reevaluating Archaeological Approaches to Indigenous Human–Plant Relationships in the Canadian Northern Plains

　　

加拿大北部平原内原住民人类-植物关系的考古知识相对于大平原更南部地区较为有限。这部分是由于加拿大文化资源管理中缺乏古民族植物学（paleoethnobotanical）研究的标准化要求和方法论；此外，这类研究通常仅由古民族植物学家常规开展，而该研究区域的此类专家数量稀少。然而，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本体论的根深蒂固传统也塑造了关于前殖民时期原住民人类-植物关系的考古知识。本文阐明了前殖民时期原住民生存方式（Ways-of-Being）的考古知识如何深受早期历史学、人类学和定居者-殖民逻辑的影响。研究人员随后整理并重新评估了来自加拿大北部平原的原住民植物管理考古证据（如古民族植物学证据），并对该区域过去原住民人类-植物关系的当代考古方法提出质疑。最后，研究人员建议通过融入原住民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拆除考古实践中残留的殖民基础以及扩展考古科学方法，来拓展加拿大北部平原原住民人类-植物关系的考古知识。

**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

长期以来，关于加拿大北部平原原住民人类-植物关系的考古知识受到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逻辑的深刻影响。早期历史记录和考古学中普遍存在一种假设，即前殖民时期原住民在该区域并未实践农业。这种观念源于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声称，即原住民未“有效”利用土地，其耕作方式不符合欧洲的农业概念。此外，历史记载中存在性别和种族偏见：观察者多为男性传教士、皮毛商人和探险家，他们更关注狩猎等活动，而忽略了与女性角色相关的植物栽培实践。随后，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种族主义进化理论进一步强化了原住民“进化落后”的叙事，并被用于合理化殖民政策，如限制原住民使用工具。考古学方面，学者Wedel (1961) 基于直接证据匮乏和气候不利的论点，否定了北部平原存在玉米栽培的可能性，尽管当时浮选技术尚未普及。这种“采集者-农民”的二元分类法简化了复杂的人-环境关系，并忽视了混合生计策略的存在。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文旨在识别并质疑考古实践中被忽视的殖民成分，以加拿大北部平原为案例，重新评估该区域前殖民时期原住民人类-植物关系的证据。研究的意义在于揭示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逻辑如何主导考古解释与方法，从而阻碍更准确的多声部历史的呈现。通过整合多种证据线并批判现有方法，研究人员呼吁采用更灵活的定义（如将传统收获、狩猎等视为原住民农业），并融入原住民知识与拓展古民族植物学分析，以修正对原住民植物管理策略的认识。该研究发表在《American Antiquity》上。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线证据整合的方法，系统检索了已发表文献、研究生学位论文和博物馆馆藏中关于加拿大北部平原原住民植物管理的证据。具体技术包括：古民族植物学残留分析（如浮选法、植硅体、淀粉粒和花粉微体化石分析）、显微磨损分析（用于识别骨制和石制工具的用途，如肩胛骨锄头的使用痕迹）、同位素分析（如追踪玉米的碳同位素C₄信号）以及微体植物残留的干洗采样流程（避免水洗以保留残留物）。研究还强调了对遗物（如陶瓷、磨石）进行非破坏性微体化石采样，并考虑了表层沉积物对比样本的收集。样本来源涵盖了阿尔伯塔、曼尼托巴和萨斯喀彻温三省的43个考古遗址。

**研究结果**

**（一）对北部平原原住民农业的（错误）认识**

研究人员首先梳理了历史学和考古学中关于原住民农业的误解：早期历史记录受性别和种族偏见影响，忽略了与女性相关的栽培活动；欧洲人因不熟悉干旱平原环境而低估了原住民的耕作潜力；殖民政治动机（如《渐进文明法案》）推动了“原住民不会农业”的叙事。在考古学中，Wedel (1961) 的论点长期主导了学术话语，但Schneider (2002) 提出了五个导致否认史前园艺的因素，包括气候偏见、考古植物学采样不足等。然而，采集者-农民的二元分类法仍持续影响该研究区域的考古解释。

**（二）北部平原原住民农业的考古证据**

研究人员收集了来自43个遗址的多线证据：古民族植物学残留方面，31个遗址（72%）存在栽培植物证据（包括玉米、豆类、藜、向日葵等），其中玉米淀粉粒和宏体遗存（如Lockport遗址）证实了当地栽培；野生植物证据见于15个遗址；农业工具方面，13个遗址发现了肩胛骨锄头（主要用野牛肩胛骨改造），并记录到可能的挖掘棒及加工工具（如葫芦刀、磨石）；储存设施方面，仅2个遗址确认了储藏坑或窖穴。研究强调，微体化石分析揭示了大量此前未被识别的栽培与消费证据，而工具微波磨损分析也显示骨制工具用于土壤处理。整体上，证据表明原住民植物管理策略多样，包括栽培、野生植物管理和环境改造。

**（三）讨论：重新审视证据与证据缺失**

研究人员指出，现有证据虽已表明栽培活动存在，但若以欧洲中心主义标准（如大规模、剩余生产）衡量，则现行方法难以充分回收证据。历史开发（如犁耕）可能已破坏大量遗迹，且考古学中对植物材料的“植物盲视”现象加剧了证据缺失。此外，采集者-农民的分类框架限制了理解。建议跳出僵化的类型划分，承认多元的原住民植物管理实践（如礼物经济下的小规模生产），并强调证据缺乏不代表农业不存在。

**（四）扩展知识的建议**

研究人员提出两大问题并给出建议：
**问题1：原住民知识参与不足与欧洲中心主义的拆除**
历史考古学极少与口头传统和原住民知识持有者合作，原住民学者对“农业”的定义（如视传统采集为农业）未被充分采纳。建议通过原住民主导或合作项目，融入传统生态知识（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重塑对原住民-植物关系的理解，并服务于当代粮食主权与土地管理。
**问题2：扩展考古科学方法**
加拿大缺乏联邦遗产法，导致古民族植物学采样在各省无系统要求；现有研究多由大学论文推动。建议在文化资源管理项目中强制或推荐增加微体化石采样（如对陶瓷、工具干洗），并对现有馆藏遗物进行残留分析；同时推广微波磨损分析和同位素探源技术，以获取更全面的植物利用证据。

**结论**

本文旨在剥离标准考古实践中殖民元素。尽管许多考古学家已开始承认这一问题，但主流考古学倾向于掩盖殖民基础，而非努力拆除它们。这种殖民世界观曾用于合理化原住民从土地、水域和其他非人类亲属中流离失所。将原住民描述为非农业群体（如采集狩猎者）的考古和历史研究，削弱了其对土地的权属主张，并扭曲了对原住民劳动的认知。研究人员聚焦于加拿大北部平原前殖民时期原住民-植物关系，揭示了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逻辑如何主导了流行的解释与方法，从而在学科内维持了殖民权力结构。继续坚持并推崇此类实践，会排斥其他视角和实践，阻碍多声部历史浮现，并总体上使考古学方法和解释停滞不前。最终，本文与许多批判考古学在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中支持角色的工作一致。一个更准确的深层时间叙事——包含原住民视角和扩展的古民族植物学方法——将增进社会对殖民前原住民与环境关系复杂性的理解，以及更广泛的人类-植物关系（其存在于欧洲中心和线性模型之外）。研究人员赞同Vrydaghs和Denham的断言：“农业是一个多孔类别”，其中植物管理策略（栽培和野生）可能是可选的、季节性的或波动的。在北部平原，本文提出的方法将扩展知识，更准确地追踪长期植物管理策略、传统生态知识、食物方式、社区社会动态以及过去原住民生存方式的细微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