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成年人超敏C反应蛋白(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hs-CRP)水平与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的相关性——基于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NHANES)数据的多变量分析

《Brain, Behavior, & Immunity - Health》：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igh-Sensitivity C-Reactive Protein and Depression Symptom Severity among U.S. Adults: A Multivariable Analysis of NHANES Data

　　

摘要：背景：系统性炎症可能在抑郁症发病中发挥作用。本研究探讨系统性炎症经典生物标志物——超敏C反应蛋白(hs-CRP)与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 PHQ-9)评估的抑郁症状严重程度之间的关联。方法：采用2015–2023年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NHANES)数据。将抑郁症分为低症状组(PHQ-9 < 10)和高症状组(PHQ-9 ≥ 10)；hs-CRP分为低水平组(≤ 3 mg/L)和高水平组(> 3 mg/L)。研究人员应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hs-CRP与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的关联，校正人口学、社会经济及健康相关协变量，并考虑NHANES复杂抽样设计。结果：纳入15,525名美国成年人，hs-CRP > 3 mg/L与高抑郁症状严重程度显著相关(aOR=1.26; 95% CI: 1.04–1.51; p=0.018)。女性、年轻成人(20–39岁)、低收入、未婚、吸烟、多重慢病、COVID-19大流行后受访者亦与较高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相关。探索性症状域分析显示hs-CRP与躯体症状域(p < 0.001)显著相关，与认知/情感症状域无显著关联(p=0.056)。结论：抑郁症状严重程度受多种因素影响，本研究支持hs-CRP升高与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独立相关，且该关联可能因抑郁症状域不同而异。

论文解读：美国成年人hs-CRP与抑郁症状严重程度关联性的NHANES多变量分析

研究背景与目的

抑郁症是一种高患病率、高致残性的精神障碍，约20%–50%患者对常规治疗反应不佳，提示其发病机制复杂，需进一步探究生物学机制。既往动物及人体研究表明系统性慢性炎症可能通过影响神经递质、神经内分泌及脑结构参与抑郁发生发展，但炎症与抑郁的因果方向仍存争议，且不同抑郁症状域（躯体vs.认知情感）与炎症的关联强度可能存在异质性。部分NHANES既往研究结论不一致，且缺乏涵盖COVID-19时期、整合多重慢病(multimorbidity)及症状域差异的大样本分析。为此，研究人员利用2015–2023年NHANES数据，在控制人口学、社会经济、行为与健康状况等混杂因素后，评估hs-CRP与PHQ-9评估的抑郁症状严重程度之独立关联，并进一步探索hs-CRP在不同抑郁症状域中的差异关联。

主要技术方法概述

研究人员采用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检查调查(NHANES) 2015–2016、2017–2020年3月截断合并、2021–2023三个周期数据，纳入≥20岁、完成PHQ-9九题及hs-CRP检测、hs-CRP≤10 mg/L排除急性感染之社区成年受试者(N=15,525)。主要结局为PHQ-9总分二分类(低:<10；高:≥10)，暴露因素为hs-CRP二分类(≤3 mg/L vs. >3 mg/L)。抑郁症状域拆分：躯体症状域(睡眠、疲乏、食欲、精神运动改变)总分<5 vs. ≥5，认知/情感症状域(快感缺失、情绪低落、自责、注意力、自杀观念)总分<6 vs. ≥6。分析采用NHANES复杂抽样加权、构建合并体检权重(pooled MEC weights)，先后进行描述性统计、卡方检验(Rao-Scott二阶校正)、单因素及多因素Survey-weighted Logistic回归，并做敏感性分析(剔除BMI或慢病人数变量)。所有分析使用R v4.3.2完成。

研究结果

3.1. Univariate Analysis（单变量分析）

在15,525名受试者中，8.6%为高中度抑郁症状(PHQ-9≥10)，28.1% hs-CRP > 3 mg/L。高hs-CRP组高抑郁症状比例(11.2%)高于低hs-CRP组(7.6%)。女性、年轻成人、低收入、未婚、吸烟者、肥胖及≥3种慢病者、COVID-19后调查者抑郁高症状比例更高，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

3.2. Bivariate Analysis（双变量分析）

双变量列联表分析确认各人口学、社会经济及健康因素与抑郁症状严重程度分布差异具统计学显著性(all p<0.001)，hs-CRP高水平与高抑郁症状并存比例显著升高，为后续回归建模提供依据。

3.3. Un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s（单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

未校正模型中，hs-CRP > 3 mg/L者发生高抑郁症状之粗OR(crude OR)=1.54(95% CI: 1.30–1.83, p<0.001)。女性、年轻成人、非西班牙裔其他/多族裔、低学历、未婚/离异丧偶、低收入、吸烟、超重/肥胖(肥胖未达显著)、≥1种慢病、COVID-19后调查均与高抑郁症状OR升高相关；高龄、高收入、西班牙裔以外少数族裔部分呈保护趋势。

3.4.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

校正性别、年龄、种族/族裔、教育、婚姻、家庭收入贫困比(Family Income-to-Poverty Ratio, FIPR)、吸烟、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 BMI)、慢病数量及COVID-19前后调查时间后，hs-CRP > 3 mg/L仍独立关联于高抑郁症状(aOR=1.26, 95% CI: 1.04–1.51, p=0.018)。其他独立预测因子包括：女性(aOR=1.61)、20–39岁为参照较中年(aOR=0.62)及老年(aOR=0.37)风险更低、非西班牙裔黑人(aOR=0.76)及亚裔(aOR=0.69)低于白人、未婚/离异丧偶(aOR=1.45/1.77)、中高收入保护效应、吸烟(aOR=2.06)、1–2种慢病(aOR=1.71)及≥3种慢病(aOR=3.49)、COVID-19后调查(aOR=1.66)。教育程度在校正后不再显著，超重在校正后轻度保护(aOR=0.81)。完全校正模型AUC=0.733。

3.5. Exploratory Symptom-Domain Analyses（探索性症状域分析）

分别对各症状域做多因素Logistic回归：hs-CRP > 3 mg/L与躯体症状域高评分显著相关(aOR=1.26, 95% CI: 1.10–1.44, p<0.001)，而与认知/情感症状域关联未达显著性(aOR=1.25, 95% CI: 0.99–1.58, p=0.056)。多重慢病对两域均呈强正相关。大学学历仅与较低躯体症状域评分显著相关，离婚/丧偶仅与认知/情感域显著，从未结婚两域均显著。

讨论与结论总结

研究人员指出本研究支持在美国代表性成人中，hs-CRP升高与PHQ-9定义的抑郁症状严重程度存在独立、正向但中等强度的关联，与炎症参与抑郁病理生理之假说相符，但不因横断面设计推断因果。症状域分析提示系统性炎症更特异性地关联于躯体表现(乏力、睡眠障碍、食欲及精神运动改变)而非认知/情感表现，或可解释既往研究异质性，支持抑郁症异质性(heterogeneity)。局限性含横断面无法定因果、自报PHQ-9偏倚、仅单一炎症标志物hs-CRP、残余混杂及NHANES未收录遗传/创伤史。建议未来行纵向设计、扩大炎症标志物组合及评估hs-CRP筛查或分型价值。

结论(Conclusion)翻译：

本研究表明美国成年人抑郁症状严重程度受人口学、社会经济、行为及健康相关因素共同影响。hs-CRP升高在校正多 covariates后仍与较高抑郁症状严重程度独立相关，支持系统性炎症与抑郁的潜在联系。探索性症状域分析进一步提示炎症过程可能与抑郁之躯体症状域关联更强，而与认知/情感症状域关联较弱，支持抑郁症之异质性本质。除hs-CRP外，女性、青年成人、低收入、未婚、吸烟、多重慢病及大流行后调查时段亦与高抑郁症状显著相关。上述发现强调评估抑郁风险时需综合考量生物学与社会因素，并支持未来纵向研究进一步探讨炎症相关抑郁症状表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