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临床医生和患者在使用数字技术平台，尤其是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进行临床护理时的体验与担忧。我们在两个领域——青少年心理健康和产前护理——对临床医生和患者进行了焦点小组讨论，以探究这些主题。虽然临床医生和患者都认可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优势，但他们也指出了其可能被滥用以及无法考虑临床背景等问题。我们建议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应提供清晰、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沟通方式，明确标注信息来源，提示必要时需咨询专业医疗人员，并通过相应监管措施避免偏见和滥用。
引言
近年来，通过数字对话界面提供信息的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健康信息聊天机器人数量大幅增加。COVID-19疫情加剧了人们对这类聊天机器人的应用，因为当时更加强调远程评估。尽管数字技术平台，尤其是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应用已经十分普遍，但人们仍对其信息的准确性、可能遗漏的关键信息以及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可接受性存在担忧（–）。目前关于临床医生和患者对用于医疗健康领域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整合与应用的看法的直接比较研究还很少。我们从两个不同领域——青少年心理健康和产前护理——的临床医生及其患者的角度，探讨了在评估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提供临床建议的可接受性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方法
我们在两所学术医疗机构，对精神病学和妇产科的临床医生进行了多轮半结构化焦点小组讨论，同时也对接受心理健康服务或产前护理的患者进行了类似的半结构化讨论。参与者和患者是通过方便抽样招募的。参与者包括精神病学和妇产科领域的主治医师、住院医师及进修医生，以及高级执业医师。患者则是在过去一年内曾在我们的医院系统接受过心理健康或产前护理且年龄在18岁以上的个体。焦点小组讨论由有丰富半结构化讨论经验的团队成员主持。在具体讨论之前，每个小组都会先让参与者谈谈他们对各类数字技术平台的整体接受度与担忧，然后再针对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使用体验进行讨论，同时为临床医生和患者设计了不同的提问思路。所有讨论都被录音并转录，但在转录过程中去除了可能暴露参与者身份的信息。三名研究团队成员通过主题分析方法对转录内容进行编码，提炼出相关主题。本研究已获得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的批准。
结果
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期间，我们共开展了7场针对心理健康和妇产科从业者的焦点小组讨论，共有44名临床医生参与。其中31名为医师，12名为高级执业医师。2025年2月至3月期间，我们还对8名接受心理健康或产前护理的患者进行了单独的焦点小组讨论，这些患者包括5名女性、2名男性以及1名非二元性别者，他们都在过去一年内曾在我们的医院系统接受过相关服务。
临床医生和患者都意识到，在面对众多信息来源时需要处理的信息越来越复杂，而且人们对医疗服务的期望也在不断变化。两个领域的患者都表示经常通过各种在线渠道获取健康信息。在产前护理方面，患者们通常会询问药物和运动的安全性、饮食选择以及医院的相关流程；而在心理健康领域，患者们则希望了解情绪障碍和物质滥用问题的治疗方法、药物副作用，以及如何应对复杂的亲密关系问题。这些需求往往具有个人性和紧迫性，因此患者们会首先寻求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等最容易接触到的信息来源。患者们表示，相比向自己的医疗团队咨询，这些数字平台能更快地给出回复，所以他们更倾向于使用这些平台。
不过，当被具体问及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时，受访者们表达了不安和怀疑态度。他们认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缺乏人性化的共情能力，而且信息可能存在不准确的情况，相比之下，他们觉得社交媒体上的内容更为贴近实际。有一位患者表示，他对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感到不确定，因为“我并不清楚它的数据来源是什么。虽然我知道它能告诉我参考信息，但我也见过它经常编造内容”。还有一些患者指出，社交媒体上可以标记不准确的内容，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却没有这样的功能。虽然有一位患者提到过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处理写作任务时有不错的体验，但这种信心并没有延伸到医疗领域。还有患者担心信息安全问题，他们说“我知道数据会被存储在某个地方，但我不知道这些数据是会被用于算法本身，还是会有其他用途，也不知道它们是否会和我的IP地址或个人数据关联起来”。
另一方面，当被广泛询问关于数字技术平台的体验时，临床医生们经常提到对在线信息的质量和解读方面的担忧。他们表示，患者们常常带着基于互联网或社交媒体上的零散信息得出的先入之见或自我诊断结果来就诊。此外，那些具备一些医学基础知识的患者可能会误以为自己比实际更有专业素养，这会在医患关系中引发矛盾。临床医生们还担心错误信息会导致患者对孕期护理和心理健康干预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确认偏误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因为人们往往会选择性接受能够验证自己假设的信息。为了应对这些风险，临床医生们推荐使用美国儿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学学会、全国精神疾病联盟等机构提供的心理健康参考资料，以及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和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提供的产前健康参考资料。
当被具体询问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时，临床医生们认可这类机器人能够在快速传递基本信息方面发挥作用，比如列出孕期应避免食用的食物，或者为社交焦虑的青少年提供一些对话开场白示例。但对于更复杂或细节更多的医疗问题，他们则存在很大顾虑。例如，有一位临床医生表示，“22周出现宫缩和36周出现宫缩情况完全不同，所以除非能够确保得到的回答足够细致，否则我很难信任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输出内容”。临床医生们强调，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应提供清晰、准确的信息，适当添加提示语，鼓励患者在必要时咨询专业医疗人员，同时还需有保障隐私和数据安全的标准，尤其是在处理自残、物质滥用或妊娠并发症等高风险情况时。还有几位临床医生建议，应该通过相应的监管框架来规范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使用，以确保其责任可追溯。此外，如果将聊天机器人用作替代专业医疗服务的工具，还可能存在延误及时治疗、损害人们对医疗系统信任的问题。最后，临床医生们还担心，如果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纳入临床实践中用于回应患者咨询，可能会带来法律责任问题。总体而言，临床医生认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应该作为教育工具，引导用户寻找可靠的资源，而对于个性化的需求，直接与医生沟通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讨论
这项关于临床医生和患者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获取医疗健康信息的定性研究，凸显了快速传递信息的好处。不过，人们仍然担心信息是否准确、完整，尤其是当临床背景可能会影响建议内容时。总体而言，临床医生和患者都认同以下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整合到医疗服务中的最佳实践：使用经过同行评审、有科学依据的资料，进行清晰且具有文化敏感性的沟通；在必要时添加提示语，鼓励患者咨询专业医疗人员；未来建立监管机制，以避免偏见和滥用。我们的研究独特之处在于，使用相同的引导问题来对比临床医生和患者的体验。我们的研究结果与其他研究一致，那些研究也发现，在不同临床领域使用数字聊天机器人时存在类似的担忧（–）。这项研究的局限性包括：参与者仅来自两个医疗中心的两个特定领域，他们的体验可能与其他领域或不同工作环境中的从业者和患者有所不同。此外，本研究中的患者样本量相对较少，可能无法反映所有患者的整体体验。而且，这项定性研究无法直接评估因使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而导致的不同结果。这些研究结果为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整合到临床实践中时可能需要考虑的问题提供了框架，同时也指出了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开发者在设计这类强大工具时需要解决的最终用户关切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