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时期的社交网络结构与炎症：社会情感选择性理论视角

《Biological Psychology》：Social Network Composition and Inflammation at Midlife: A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Perspective

　　艾比·R·希尔曼|安娜·L·马斯兰德|斯蒂芬·B·马纳克|丽贝卡·G·里德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匹兹堡大学心理学系摘要老化的情感选择性理论认为，随着年龄增长社交网络的缩小可能带来情感上的益处。目前尚不清楚这些益处是否也体现在身体健康指标上，比如炎症标志物。在一项针对中年人群的纵向研究中，我们（1）分析了社交网络和炎症状况随年龄的变化；（2）研究了社交网络结构变化与炎症变化之间的关联；（3）探讨了积极情绪或社会支持是否在这些关联中起中介作用。在大约15年后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调查中，来自“成人健康与行为”研究的参与者（N=404，42%为男性，89%为白人，第一阶段平均年龄为45.5岁）自我报告了他们的社交网络结构、积极情绪和社会支持情况，并提供了血液样本以检测IL-6、CRP、TNF-α和suPAR水平。社交网络结构是通过核心成员与边缘成员的数量比例来衡量的。这一比例随时间上升，且核心关系比边缘关系更有可能得以保留（p=.007）。炎症标志物IL-6、CRP和suPAR水平随时间上升，而TNF-α水平则略有下降（ps <.027）。社交网络比例的增加，即网络进一步缩小，与第二阶段的TNF-α水平降低有关（b=-.019，SE=.008，p=.013）；而保留更多边缘关系则与CRP水平升高有关（b=.015，SE=.006，p=.015），这一结果是在调整了第一阶段的炎症水平后得出的。积极情绪和社会支持并未起到中介作用。我们的研究结果初步表明，从中年向晚年过渡期间，社交网络的缩小可能在生理层面具有益处。引言老年人的社交网络规模小于年轻人和他们年轻时的自己（Lang等人，1998；Lang和Carstensen，1994；Lang和Carstensen，2002）。尽管社交网络规模在缩小，但关于人际关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幸福感的报告却往往随年龄增长而上升（Carstensen，1992）。老化的情感选择性理论认为，随着年龄增长社交网络的缩小是一种有益且有意的行为，这一现象无法完全用与衰老相关的身体限制或退休等生活事件来解释（Carstensen等人，1999）。从结构上看，社交网络因边缘成员的减少而缩小，而网络中最核心的成员则会在整个生命周期中保持不变；这种缩小与积极情绪和自我评估健康状况的上升有关（Carstensen，1992；Cornwell等人，2008；English和Carstensen，2014）。尽管有证据表明社交网络缩小有利于情感健康和幸福感，但目前对于老年人社交网络的结构是否也能通过提升情感社会福祉来保护身体健康，仍有待深入研究。通常认为，保持更多的社会关系对身体健康有益，其效果可与戒烟等其他健康行为相媲美（Holt-Lunstad等人，2010）。大量研究表明，社交融合——表现为更大的社交网络规模、更多样的社会角色以及更多的社会支持——与较低的炎症水平相关，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其与疾病发病率和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Uchino等人，2018）。然而，迄今为止的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社交网络的整体特征上（如规模、角色多样性），属于横断面研究，且仅考察了一个生命阶段。社交网络融合通常通过伯克曼-赛姆社交网络指数来评估，该指数仅涵盖四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婚姻状况、与子女或亲密亲友的联系、教会参与情况以及其他社区团体成员身份（Berkman等人，2000）。对于其他客观指标，如总网络规模（Goldman，2016；Kamiya等人，2010）或联系频率（Zilioli & Jiang，2021）的研究结果则不尽一致，这促使人们需要进一步探索，并寻求不同的方法来对社交网络指数进行分类，以便确定社交网络中哪些组成部分最具益处。例如，在研究老化后果时，有许多研究探讨了社交网络的更细致方面，如不同类型的关系（Heffner等人，2011；Hillmann等人，2023）、特定活动的参与情况（Kim & Ferraro，2014），或是网络中朋友和家人的比例（Goldman，2016；Sharifian等人，2019）。还有一些研究采用更为全面的方法，结合社交网络指数中的各项内容以及指数之外的一些项目，如与朋友和子女的联系频率以及社区活动参与情况，来构建社交网络类型分类（Fiori等人，2006；Litwin和Shiovitz-Ezra，2006）。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各有优势，为揭示社交网络与健康之间的关联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探讨生命历程中的不同阶段时，考虑社交网络的结构可能尤为重要。一个人的社交网络规模取决于他们能够投入到每段关系中的资源，如时间和精力（Sorkin等人，2009）。而这些资源的可用性是有限的，且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会受到各种限制（Freund，2020）。这意味着个人必须选择在一生中维持哪种类型的关系最为有益——例如，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少数几段亲密关系中，或者维持更多需要较少投入的较弱关系（Huxhold等人，2022）。情感选择性理论认为，在晚年保留核心成员并削减边缘成员可能是有利的。需要注意的是，边缘关系的数量与网络多样性不同，后者指的是所承担的独特角色数量（如父母、朋友、配偶）。虽然减少边缘成员的总数可能有益，但完全失去社会角色则可能不会带来积极影响。社交护卫队层次化映射技术是一种经过验证的方法，可用于收集有关所维持关系总数的信息，并将其分为核心关系和边缘关系，但这种方法需要结构化的访谈，且耗时耗力（Antonucci等人，2014）。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利用社交网络指数中收集的关系类型，并根据以往研究推断出哪些关系类型通常被视为核心关系和边缘关系，从而把握核心关系和边缘关系的变化情况（Carstensen，1992）。这种方法无法直接验证情感选择性理论，因为关系的亲疏程度是由不同的关系类型间接体现的，并非直接测量，而且刻意缩小关系范围的情况也未能直接评估；不过，它仍有助于了解社交网络随时间的变化模式。通过这种社交网络指数分类方法，在一组母亲样本中观察到了预期的网络缩小趋势，这些母亲在成为刚被诊断出患癌症的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后，其社会角色总体上有所减少（Lindsay等人，2022）。这种整体减少主要是由边缘关系（如邻居或同事）的减少所导致的，而这一变化预示着一年后炎症水平会降低（Lindsay等人，2022）。这些发现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社会关系与健康之间的关联，即更多的社会关系并不总是有益的；其益处可能取决于关系的亲疏程度以及建立这些关系的情境或时机。已知社会因素与健康结果之间的关联在人生不同阶段会有所变化。例如，元分析研究表明，社会孤立与死亡率的关联实际上会随年龄增长而减弱，这表明老年人可能不会那么容易受到社会孤立的不利影响，或许是因为在社会文化中维持较大社交网络并非必然要求（Holt-Lunstad等人，2015）。这并不是说老年人会从孤立中受益，而是由于没有维持庞大社交网络的压力，老年人可能对自己规模适中的社交网络有更积极的看法。研究者指出，他们研究结果的另一种解释可能是幸存者效应，即研究中年龄最大的群体本身就更为健康，因此社会孤立与死亡率之间的关联较为弱。目前尚不清楚，通过减少边缘关系来缩小社交网络，究竟如何在从中年到晚年的过渡期间有助于健康老龄化。随着年龄增长，与炎症相关的基因表达会上升，全身性炎症水平也会随之增加；免疫细胞可能会出现衰老相关分泌表型，进而过度分泌炎症细胞因子和分子（Franceschi等人，2017；Furman等人，2019；López-Otín等人，2013）。这种全身性炎症可能会因积极的心理社会因素而减轻，也可能因持续的心理学或环境压力因素而加剧（Furman等人，2019；Pressman和Cohen，2005）。常用的全身性炎症标志物包括白细胞介素-6（IL-6）、C反应蛋白（CRP）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这些标志物随年龄增长而上升，与长期处于压力环境中相关，且能预测患与年龄相关的慢性疾病的风险（Furman等人，2019）。最近，可溶性尿激酶纤溶酶原激活剂受体也被纳入心理神经免疫学研究，因为它更稳定，能更准确地反映慢性炎症过程（Rasmussen等人，2021）。与传统的炎症标志物类似，suPAR水平也随年龄增长而上升，与长期处于压力环境中相关，且能预测患慢性疾病和死亡的风险（Eugen-Olsen等人，2010）。本研究旨在探讨作为潜在保护性心理社会因素的社交网络结构变化，是否与老化过程中炎症水平的上升有所缓解有关。鉴于较大的社交网络通常与较高的积极情绪水平（Chan & Lee，2006）和更强的社会支持感（Wang，2016）相关，人们或许会认为，社交网络规模随年龄增长的缩小，会伴随着积极情绪和社会支持感知的下降，包括评价性支持、实质性支持以及归属感支持。然而，尽管社交网络规模随年龄增长而缩小，老年人却报告称自己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Carstensen，1991；Carstensen，1992；Inglehart，2018），并且关系满意度和社会支持感知也保持稳定（Due等人，1999；Lang和Carstensen，1994；Martire等人，1999；Schnittker，2007）。这些现象或许可以用剩余的关系——很可能是家庭成员等亲密关系——带来的更高情感回报来解释，因而促进了积极的情绪反应（Antonucci等人，2014；English和Carstensen，2014；Yeung和Fung，2007）。例如，老年人在与家人互动时，比与新认识的人或朋友互动时更容易体验到强烈的积极情绪（Charles & Piazza，2007）。同样，那些报告拥有更多亲密社会关系的老年人，也报告了更高的社会融入感，这是一种反映高关系满意度、亲密感以及无孤独感的综合指标，但边缘关系则不存在这种情况（Lang & Carstensen，1994）。事实上，当对网络中的所有关系进行平均计算时，较大的社交网络对应的整体情感亲密度评分反而较低（Roberts等人，2009）。这些发现表明，尽管老年人的社交网络规模较小，但其网络由与亲密成员之间的高质量关系构成（即配偶、家庭成员）（Fingerman等人，2004；Schnittker，2007）。他们的社交网络有助于提升积极情绪和社会支持感知，而这又可能对健康具有保护作用（Chida和Steptoe，2008；House等人，1988）。感知到的社会支持可能对健康结果有益，因为它反映的是人们对获得照顾和帮助的更稳定的预期，而实际收到的支持往往是在应对压力事件时产生的，其影响可能因整体压力情境的不同而呈现积极或消极的结果（Uchino，2009）。目前大多数关于社交网络缩小后果的研究，都是基于情感选择性理论，重点探讨其對情感健康的促进作用。目前尚不清楚这种网络缩小是否也与身体健康相关。本研究首次探讨了社交网络缩小是否与全身性炎症水平有关，而全身性炎症是老年期共病疾病的已知风险因素，同时研究还探讨了这种关联是否是通过提升情感健康来实现的，具体而言，是通过提升特质积极情绪水平，或是提升涵盖评价性支持、实质性支持以及归属感支持的总体社会支持感知水平来实现的。为此，本研究在一对间隔约15年的两个时间点对一个中年群体进行了评估，分析了社交网络结构、积极情绪、社会支持以及全身性炎症（IL-6、CRP、TNF-α和suPAR）的变化情况。该研究的具体目标为：（1）描述社交网络结构与炎症状况随时间发生的与年龄相关的变化；（2）探讨社交网络结构随年龄的变化是否与炎症状况的变化存在关联；（3）研究积极情绪或社会支持的增加是否在统计上中介了社交网络结构变化与炎症状况变化之间的关联（中介模型见图1）。我们提出以下假设：1）从W1到W2，由于边缘社交网络成员数量的减少，紧密型成员在社交网络中所占的比例会上升，同时炎症标志物的水平也会升高；2）在控制W1时的炎症标志物水平后，社交网络结构比例的上升与W2时较低的炎症标志物水平相关；3）从W1到W2，社交网络结构比例的上升与积极情绪和/或社会支持的增加相关，而这些又与W2时较低的炎症水平相关。为探究社交网络结构比例变化与炎症标志物变化之间的关联是由于紧密型成员增加还是边缘型成员减少所致，我们在所有主要分析中分别检验了紧密型成员数量变化和边缘型成员数量变化作为独立预测因子。此外，为研究紧密型成员和边缘型成员对身体健康是否具有独特益处，我们还将网络总规模和网络多样性作为炎症标志物的额外预测因子进行了分析；我们介绍了针对社交网络结构的不同概念化视角下的结果特征。

**参与者与研究流程**
参与者来自匹兹堡大学成人健康与行为研究项目。该项目为研究中年个体的差异提供了行为和生物学测量数据。参与者为30至54岁的社区志愿者，通过邮件招募自宾夕法尼亚州西南部地区（主要是阿勒格尼县）。最初的W1数据收集分为两个阶段，即AHAB I阶段和W1阶段。

**主要研究目的**
为实现第一个研究目的（描述社交网络结构与炎症状况的变化），我们采用了配对t检验，比较了1）W1和W2时社交网络结构比例以及紧密型成员和边缘型成员的平均数量，2）W1和W2时各项炎症标志物（即IL-6、CRP、TNF-α和suPAR）的平均水平。与W1相比，W2时紧密型成员与边缘型成员的比例更高，这可能表明社交网络“缩小”，边缘型成员数量有所减少。

**研究结果**
表1展示了W1、W2时样本的特征以及两者之间的变化。W1时，样本由363名白人、39名黑人和2名亚洲人组成，平均年龄为45.5±6.59岁。从W1到W2的平均时间为14.8±2.44年（范围为9–19年）。用于分析的主要变量及其变化得分的二元相关性见补充表S1。各主要变量之间的二元相关性也在文中进行了阐述。

**讨论**
本次分析的目的是间接验证社会网络理论所提出的理论预测，该理论认为随着年龄增长，人们会主动缩小社交网络规模，进而提升情绪幸福感。这类社交网络结构的变化被认为具有适应性。社交网络的缩小有助于增加与紧密型且具有支持作用的人际关系的互动，从而带来健康益处（Baltes和Baltes，1990；Charles和Piazza，2007）。

**研究的优势与局限性**
本研究是一种新的尝试，旨在验证社会网络理论所提出的预测是否也适用于衡量身体健康风险的一个指标——系统性炎症。该研究的优势在于设置了两个时间点，这为以往主要依赖横断面数据的文献做出了重要补充。此外，我们的样本涵盖了从中年开始出现的变化，而大多数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都集中在老年群体上。本研究还探讨了中晚年阶段的社交网络缩小现象。

**结论**
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从中晚年阶段开始，社交网络主要通过减少边缘关系而逐渐缩小。就社会网络理论所提出的预测而言，有初步但较为微弱的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社交网络的缩小，尤其是边缘型成员的减少，可能有助于提升身体健康，这一结论体现在TNF-α和CRP水平随时间下降上，而IL-6和suPAR水平则无此变化。这项研究为相关领域提供了新的证据。

**伦理考量**
匹兹堡大学的伦理审查委员会分别于2025年1月22日批准了AHAB I的W1阶段（研究编号STUDY0805006/001084）和W2阶段（研究编号STUDY19040238）；2022年3月31日批准了AHAB II的W1阶段（研究编号STUDY19060029）；2024年8月19日批准了W2阶段（研究编号STUDY 20010096）。所有参与者在参与研究之前均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本研究、文章的撰写及发表过程中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利益冲突。

**资金支持**
本研究得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资助项目编号为P01 HL040962、R01 HL065137、R01 AG056043和R01 DK110041。ARH研究则得到了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的资助（项目编号T32-HL007560）。

**关于写作过程中使用生成式AI及人工智能辅助技术的声明**
在准备本研究时，作者们没有使用任何生成式AI或人工智能辅助技术。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们声明存在以下可能被视为潜在利益冲突的财务利益/个人关系：Anna Marsland和Stephen Manuck表示其研究得到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资助（项目编号P01 HL040962、R01 HL 065137、R01 AG056043、R01 DK110041）；Abby Hillmann则表示其研究得到了美国国家心肺血液研究所的资助（项目编号T32-HL007560）。其他作者则声明自己不存在已知的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