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撒哈拉以南非洲胶质母细胞瘤的管理及神经标志物：已发表文献与区域数据综述

《NeuroMarkers》：Management and neuromarkers of glioblastoma in Sub-Saharan African: A review of published literature and regional data

　　

胶质母细胞瘤（Glioblastoma, GBM）是成人最常见且最具侵袭性的原发性脑恶性肿瘤。尽管高收入国家的治疗进展已改善患者预后，但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 SSA）的诊疗形势仍十分严峻。诊断基础设施不足、神经外科与放疗设备可及性有限及治疗成本高昂共同导致该地区患者生存率与生活质量低下。本叙述性综述整合了已发表的文献与区域数据，涵盖同行评审研究、机构报告及相关政策文件，系统梳理了SSA地区GBM的管理现状与神经标志物特征。研究探讨了当前的诊断与治疗实践、卫生人力储备及新兴创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在优化诊疗服务中的潜在价值。受限于欠完善的癌症登记系统与诊断缺口，SSA地区GBM的疾病负担缺乏精准流行病学数据，这极大限制了现有证据基础。由于先进神经影像与神经病理服务可及性不足，诊断延迟现象普遍存在。手术切除仍是治疗的基石，但多数患者就诊时已处于疾病晚期，仅能接受不完整治疗。放疗与化疗的可及性存在显著地域差异，设备短缺、人力不足及高昂成本进一步阻碍了国际诊疗标准的落实。多学科诊疗与姑息服务体系发展滞后，尽管远程医疗与支持人工智能的方法显示出填补专业缺口与提升可及性的潜力。当前改善该地区诊疗水平的当务之急包括：扩大神经外科服务能力并提升手术预后、发展放疗基础设施，以及至少实现最小分子标志物检测组合的可及性——尤其是O-6-甲基鸟嘌呤-DNA甲基转移酶（O-6-methylguanine-DNA methyltransferase, MGMT）启动子甲基化检测，以指导替莫唑胺的循证使用。SSA地区的GBM管理仍面临严重制约，但通过针对性加强卫生体系建设与负责任地采纳数字创新，仍可取得实质性进展。以枢纽-辐射（hub-and-spoke）服务模式为核心、立足基础设施完善、人力培训与多学科协作的分阶段区域战略，是实现全洲神经肿瘤诊疗结果改善与公平性的最可行路径。人工智能与远程医疗虽前景广阔，但在该整体战略中更应被视为补充工具，而非核心解决方案。

1. 1.
   引言
   胶质母细胞瘤是成人最常见且恶性程度最高的原发性脑肿瘤，即便经过数十年研究，其预后仍较差。高收入地区的标准治疗方案为最大安全范围手术切除联合放疗同步及辅助替莫唑胺化疗，中位生存期约12–15个月，5年生存率不足6%。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由于癌症登记系统不完善与诊断能力不足，GBM的真实疾病负担难以确定。社会经济、文化与基础设施的多重障碍导致患者就诊延迟，而先进影像、组织病理、分子诊断、放疗及化疗的可及性受限，进一步造成该地区预后远差于高收入国家。区域内神经外科人力极度匮乏，神经外科医师密度约为每10万人口0.02名，远低于人口需求。影像资源配置同样失衡，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扫描仪保有量居全球低位，部分国家甚至无MRI设备，现有设备也常因故障频发与维护延迟无法稳定运行。放疗服务可及性是另一主要瓶颈，SSA仅26个国家拥有功能性放疗服务，总计约430台治疗设备需覆盖超10亿人口，且设备多集中于南非、尼日利亚等少数国家，其余地区仍依赖过时或失效的钴源治疗机，导致患者需长途跋涉就医、等待时间长且治疗中断率高。化疗可及性同样堪忧，替莫唑胺在多数SSA国家的公立医疗机构未常规配备，私立药房价格高达2500–100000美元/全程治疗，近期该药被考虑纳入世界卫生组织基本药物清单，若采购与定价壁垒得以突破，或可显著改善可及性。上述因素共同构成了SSA地区GBM管理的多维障碍，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影像判读、放疗计划与病理支持领域的应用，为弥补现有缺口提供了可能，但此类技术必须建立在硬件设施与人力储备的基础之上。
2. 2.
   方法
   本综述采用叙述性视角梳理SSA地区GBM管理现状，因区域内相关数据稀疏、异质性强且多为描述性研究，传统系统评价框架不适用。文献检索于2025年5月至10月在PubMed、Scopus、Embase及Google Scholar等多数据库开展，覆盖2010–2025年的出版物，检索词结合GBM相关术语、SSA区域标识及诊疗相关词汇，同时纳入区域癌症控制规划、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卫生部文件等灰色文献。研究纳入标准为：报告SSA国家GBM诊断、治疗或结局数据；探讨与GBM相关的神经肿瘤学能力、人力分布或放化疗可及性；以英语或法语发表；属于同行评审文献、观察性研究、审计、综述或政策文件。排除单病例报告、非SSA相关研究及缺乏临床管理或基础设施信息的研究。数据提取涵盖国家、研究类型、样本量、人口学特征、诊断模式、手术技术、放化疗应用、生存结局及体系障碍等内容，按流行病学与登记数据、诊断与病理服务、手术能力、放疗可及性、化疗与系统治疗、多学科与姑息治疗、结局及体系障碍等主题进行归纳。鉴于研究设计、患者选择及结局报告的异质性，未进行定量合并，而是定性呈现趋势与规律，为后续政策、研究与临床实践提供参考。未采用正式偏倚风险评估工具，但优先选择来源可靠、方法透明、人群定义清晰且具有情境相关性的研究，并对灰色文献进行严格可信度评估。
3. 3.
   流行病学与数据系统
   SSA地区GBM的精准流行病学数据有限，主要归因于癌症登记系统不完善与诊断基础设施缺口。现有证据表明，由于诊断延迟、神经影像可及性低及神经病理医师短缺，疾病存在严重漏报。人群为基础的癌症登记仅覆盖不到33%的SSA国家，现有登记也存在病例捕获不全、诊断验证不足及随访机制缺失等问题，尽管近年较上一版GLOBOCAN报告有所改善，但中枢神经系统肿瘤的漏报仍十分普遍。医院登记仅能反映大城市三级医疗机构的情况，无法体现农村地区或未转诊患者的疾病特征。南非、尼日利亚、肯尼亚、乌干达等国已在建设国家或区域癌症登记方面取得进展，但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数据仍稀缺，例如南非国家癌症登记以病理为基础，导致临床或影像学诊断但未行组织学确认的病例被遗漏。组织病理学确诊是准确估算GBM发病率的核心挑战，病理服务资源不足导致诊断延迟与成本升高，且异柠檬酸脱氢酶（isocitrate dehydrogenase, IDH）突变、MGMT启动子甲基化等分子检测技术的缺失，限制了依据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对肿瘤进行亚型划分的能力，既影响诊断精度，也阻碍跨区域研究可比性。神经影像可及性同样制约流行病学认知，MRI作为脑肿瘤首选检查，仅在少数三级中心配备，多数患者仅能通过计算机断层扫描（Computed Tomography, CT）诊断，其对胶质瘤的敏感度与特异度均较低，进一步低估了GBM真实发病率。医院系列研究显示，SSA地区GBM及其他高级别胶质瘤主要累及40–60岁成人，平均发病年龄略低于全球水平，男女比例约1.3:1，但受就诊延迟与多模式治疗可及性限制，生存结局更差。尽管比较数据稀缺，但西非与东非的多中心回顾显示，高级别胶质瘤占组织学确诊颅内肿瘤的35%–45%，这一比例可能因诊断与报告缺口而低于实际负担。近年SSA在神经肿瘤数据收集方面取得初步进展，2024年神经肿瘤调查显示仅58%的中心设有专门的神经肿瘤肿瘤委员会，其中31%拥有脑肿瘤专用登记系统，约10%建有脑肿瘤生物样本库。非洲癌症登记网络在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全球癌症登记发展倡议支持下，正推动成员国能力建设与数据标准化，区域与国际协作也在探索电子数据与跨境登记系统，但资金限制仍威胁可持续性。加强癌症登记、扩展神经病理与神经影像服务、构建区域数据共享平台，是厘清SSA地区GBM疾病负担的关键。
4. 4.
   诊断与病理
   GBM的精准诊断依赖影像、组织病理与分子评估的综合应用，而SSA地区这三方面均存在显著制约。影像可及性与质量方面，非洲MRI扫描仪密度平均约为每百万人口0.8–1台，部分国家不足1台甚至为零，且在用设备多为低场强或老旧型号，进一步降低成像质量。CT虽可及性较高，但对胶质瘤的软组织对比度不足，难以清晰界定浸润性肿瘤边界。设备故障、维护能力不足与供电不稳定进一步削弱了有效成像能力，导致术前规划、肿瘤分级及功能区受累判断延迟。组织病理与神经病理能力方面，各医疗机构差异显著，多数医院缺乏现场神经病理专家，依赖普通外科病理实验室或外院会诊，即便本地存在病理服务，资源限制也常导致免疫组化等辅助检测无法开展，标本转运至参考实验室还会增加延迟与成本，最终导致诊断分类不一致与病例漏报。分子诊断与现代分类方面，自世界卫生组织将分子标准纳入中枢神经系统肿瘤分类后，IDH突变、1p/19q共缺失及MGMT启动子甲基化检测已成为胶质瘤分型与预后评估的核心，但SSA地区除少数三级中心与参考实验室外，此类检测尚未普及，DNA甲基化谱等新兴技术仅在部分学术中心试点，远未成为常规。在现有分子标志物中，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对SSA地区尤为关键：约35%–45%的GBM患者携带甲基化MGMT启动子，该亚群可从替莫唑胺治疗中获益。在替莫唑胺昂贵且获取困难的环境下，将该检测限定于甲基化患者可实现更合理、循证的处方，避免无效暴露、毒性反应与资源浪费，因此即便采用集中化参考实验室模式，也应将MGMT甲基化检测列为指导系统治疗的最低标准。针对上述局限，可采用可扩展的务实策略：通过远程影像与远程病理连接周边医院与中心专家，减少标本与患者转运需求，例如埃塞俄比亚引入远程影像后放射科等待时间缩短71%，乌干达、尼日利亚、加纳等国已将远程病理用于诊断、教育与培训；采用枢纽-辐射实验室模型，将分子检测集中于区域参考中心，实现规模效应并缩短周转时间；推广影像与病理标准化报告模板，改善跨团队沟通；在MRI不可及的场景下，优化CT方案并建立结构化临床路径，对亟需转诊至三级服务的患者进行分诊。上述诊断能力的局限也影响了流行病学研究与科研进展，未来需通过远程医疗、区域化实验室服务及对可持续影像与病理基础设施的投资，系统性提升诊断精度，支撑循证管理。
5. 5.
   手术治疗
   手术是GBM治疗的基石，实现最大安全范围切除可为患者带来最佳生存获益，但SSA地区的神经外科手术能力受限于人力短缺、设备不足及转诊与随访 logistics 障碍。神经外科人力与基础设施方面，SSA曾是全球神经外科医师最短缺的地区之一，早期数据显示仅81名神经外科医师执业，密度约为每600万人1名，经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拉巴特培训中心、东中非外科学院等项目的持续培训，当前密度提升至每262万人口1名，但分布极不均衡，多数医师集中于拉各斯、内罗毕、约翰内斯堡、亚的斯亚贝巴等大城市，农村与城郊人口难以获得专科服务。手术室基础设施同样薄弱，多数医院缺乏专用神经外科手术室及手术显微镜、神经导航系统、术中影像等关键设备，即便设备存在，维护问题、耗材短缺、供电不稳或无菌物品供应不足也常干扰 workflow。转诊与可及性路径方面，疑似脑肿瘤患者多首诊于全科医师或非专科医院，神经影像与神经外科会诊可及性低，转诊延迟普遍，多数患者抵达三级中心时已处于疾病晚期，体能状态差或肿瘤体积大无法手术。交通成本、地理距离及家庭陪护需求进一步加剧就诊延迟与治疗中断。部分国家全国仅1–2家医院提供神经外科服务，甚至无相关服务，且SSA仅22个非洲国家开设神经外科培训项目，其中17个位于SSA，导致人才储备不足、等待时间长，错失及时干预机会。手术方式与结局方面，具备条件中心的GBM手术遵循最大安全切除的全球原则，但清醒开颅、术中神经导航或荧光引导手术等先进技术仍罕见，仅南非个别中心报道过5-氨基乙酰丙酸荧光引导切除经验，高昂成本与技术门槛限制了该技术普及。现有单中心回顾研究显示，SSA地区脑肿瘤术后并发症与死亡率仍处于高位：乌干达Mulago国家转诊医院的112例中枢神经系统肿瘤患者住院死亡率18%，30天死亡率22%；肯尼亚埃尔多雷特三家医院的31例星形细胞瘤患者3个月死亡率达25.8%；马拉维神经元导航引导下颅脑手术的117例患者1个月死亡率22.2%，3个月死亡率25.6%；几内亚65例颅内肿瘤患者30天手术死亡率23.4%。上述结局差于高收入地区报道，主要归因于就诊延迟、围手术期支持不足及术后影像与辅助治疗可及性有限。改善手术结局不仅需要提升手术量与技术水平，更需投资围手术期护理、麻醉服务、重症监护能力及结构化并发症管理方案，而当前这些领域在区域内普遍薄弱。即便次全切除也可缓解症状并改善生活质量，尤其当联合姑息性放疗或化疗时。培训与能力建设方面，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非洲神经外科医师大陆协会等机构通过奖学金培训、访问教授项目与远程导师计划提升区域能力，哈佛全球外科与社会变革项目及东中非外科学院的培训项目也取得成效，且东中非外科学院报告显示区域与洲际人才留存率分别达92%与99%。未来方向与技术整合方面，低成本神经导航工具与远程导师平台有望填补现有缺口，马拉维与尼日利亚的回顾性系列研究证实，在本地培训与多学科协作支持下，神经元导航在低资源环境中具备可行性与安全性，可提升手术精度并拓展神经外科服务范围。此类适应性创新需配合结构化培训、设备维护计划与远程导师平台的整合，最终构建自给自足的神经外科生态系统，实现全区域高质量技术辅助诊疗。
6. 6.
   放疗与化疗
   放疗与系统治疗是现代GBM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但SSA地区两者均面临可及性与实施层面的严峻挑战。放疗能力与实施方面，放疗是体能状态良好患者术后标准治疗的关键组成，但SSA地区放疗基础设施分布不均，约430台放疗设备分布于26个国家的120个治疗中心，其中51%集中于南非，多数国家无功能性放疗中心。设备老化、供电不稳、医学物理师与放疗技师短缺进一步降低了有效治疗能力，导致等待时间长、治疗中断频繁，对高级别胶质瘤患者预后产生负面影响。患者常需长途跋涉就医，直接间接成本攀升，且每日外照射需连续数周的规律就诊，对多数家庭构成现实障碍。为应对上述挑战，可采用改良放疗实践，例如大分割方案通过减少总疗程次数、增加单次剂量，适用于老年或体能状态差的患者，可降低交通与资源负担，但该方案的本地实施需考虑设备性能、固定与计划质量及支持治疗可及性。质量保证与维护同样关键，建立可持续维护合同、培训本地生物医学工程师、区域化物理支持可减少停机时间，远程计划与同行评议可缓解人力短缺，但需稳定网络与安全 workflow 支持。化疗可及性与应用方面，替莫唑胺是高收入地区新诊断GBM同步放化疗的核心药物，占全程治疗成本的40%，但在SSA地区其可及性受高成本与供应限制双重制约。尼日利亚的证据显示，在自费为主的医疗筹资模式下，替莫唑胺的高昂费用与获取困难导致仅少数患者能启动或完成推荐化疗周期。基于MGMT启动子甲基化状态的理性选择性用药尤为重要，将替莫唑胺限定于35%–45%的甲基化患者，既可提升成本效益，又能减少不必要毒性，这也凸显了MGMT检测作为SSA地区优先分子检测项目的地位。经济壁垒方面，即便私立药房有药，自费支付对患者而言仍可能是灾难性的，需通过集中采购、将替莫唑胺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谈判获取仿制药及将其纳入全民健康覆盖计划等措施提升可负担性。操作层面挑战同样限制化疗实际应用，包括治疗期间血常规监测能力不足、肿瘤护理支持缺乏导致给药与毒性管理困难、随访与依从性管理体系薄弱等。除传统化疗外，伊匹木单抗等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正在GBM领域开展临床试验，尽管II期Ipi-Glio试验未显示生存获益，但I期WinGlio-ipi试验观察到个别患者肿瘤持续消失超过2年的案例，引发广泛关注。未来若此类疗法获批，需针对性制定SSA地区的可及性策略，确保可负担性与公平性。放疗与化疗服务整合方面，最优结局需要手术、放疗与化疗的协调整合，但SSA地区神经肿瘤诊疗异质性强，各机构外科、放疗与内科肿瘤服务能力参差不齐，尽管多数被调查的三级中心报告设有多学科肿瘤委员会，但非三级或周边机构的规范化转诊网络与整合式多学科管理仍未普及。加强转诊网络、建立定期多学科病例讨论机制、明确治疗路径可缩短辅助治疗启动时间。务实替代方案与研究优先级方面，在标准替莫唑胺同步放化疗不可行时，临床医生常采用单一放疗、大分割方案或最佳支持与姑息治疗，此类情境适配的调整需系统记录并前瞻性评估，以构建SSA本土证据基础。未来研究应聚焦大分割放疗的可行性及结局、MGMT指导下的替莫唑胺选择性处方的成本效益分析、放疗服务与区域转诊网络的整合模式等方向。总体而言，SSA地区GBM的放化疗服务受限于基础设施不足、人力短缺、经济壁垒与服务体系碎片化，采用大分割放疗优化容量、集中采购基本药物、MGMT指导下的替莫唑胺选择性使用、区域化物理与维护支持及强化转诊路径，是提升患者可及性与照护质量的务实路径。
7. 7.
   多学科诊疗、姑息服务与GBM结局
   GBM的综合管理超越手术与辅助治疗范畴，其复杂性要求神经外科、影像科、病理科、放疗科、内科肿瘤科、护理、理疗及姑息治疗的多学科整合，但SSA地区此类整合服务受限于体系碎片化、专科人力短缺及支持与姑息基础设施薄弱，限制了以患者为中心照护的一致性与质量。多学科协作方面，多学科肿瘤委员会是现代神经肿瘤实践的基石，但SSA地区此类架构仍在发展中。2025年对22个SSA国家70家医疗机构的调查显示，86%的机构报告设有中枢神经系统病例多学科肿瘤委员会，但这不等同于所有三级医院均已常规普及。即便存在委员会，参与人员也多局限于神经外科医师与放射科医师，肿瘤科医师与姑息治疗团队的参与度不稳定。部门间与机构间沟通碎片化进一步制约协同管理，多数国家放疗与神经外科单元分设且常位于不同城市，缺乏结构化转诊系统导致治疗中断。基于数字平台的病例讨论通过远程医疗显示出弥合缺口的潜力，但因网络限制与机构支持不足，应用仍不广泛。支持与姑息治疗方面，鉴于GBM的侵袭性与高复发率，推荐早期整合姑息治疗，但SSA多数国家正式姑息服务体系仍不完善。阿片类镇痛药、抗癫痫药与糖皮质激素的可及性常受监管与供应壁垒限制，吗啡多在少数三级中心配备，社区层面症状管理受限。心理社会与康复服务同样稀缺，照护者常在缺乏结构化支持的情况下承担护理与康复职责。文化层面将癌症视为绝症或超自然疾病的观念，也可能阻碍家庭寻求正规照护或导致早期治疗中断。社区组织与信仰依托的卫生服务机构通过提供基础症状缓解与心理咨询填补了部分缺口，但覆盖范围零散且多依赖捐赠资金。生存与结局模式方面，SSA地区GBM总体生存结局远差于高收入地区，中位生存期约12个月，约20%的患者在完成治疗前失访。预后的关键决定因素包括手术切除范围、放疗与化疗可及性及就诊时的体能状态，而延迟诊断、治疗不完整与随访不足是导致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在具备多模式治疗可及性的中心，结局略有改善，完成辅助放化疗或Stupp方案治疗的患者1年生存率可达35%–45%，但区域整体仍受困于延迟就诊、治疗不完整与资源不足的照护路径。生活质量与长期随访方面，SSA极少有研究评估GBM治疗后的患者报告生活质量或功能结局，常规实践中初始治疗后长期随访有限，多数患者出院后接受居家照护且仅短期随访，容量测绘调查也显示区域内结构化随访与生存期导向服务存在显著缺口，导致复发后多以症状为导向进行管理。移动健康倡议与远程随访项目已开始显现价值，通过远程症状监测与姑息支持转诊维持治疗后联系，提示数字解决方案可在资源有限环境下改善随访连续性。总体而言，缺乏 cohesive 多学科体系与姑息服务发展滞后是制约SSA地区GBM照护质量与连续性的核心因素，优先推进早期姑息整合、制度化多学科肿瘤委员会、强化外科与肿瘤服务联动、培训并留存姑息治疗专家、扩大基本药物可及性及利用数字平台开展随访，可显著提升患者与家庭的生活质量与整体照护体验。
8. 8.
   人工智能与未来方向
   人工智能在提升GBM管理效率方面的关注度日益提升，尤其在SSA等医疗资源有限的地区，其潜在价值包括缩短诊断延迟、优化治疗计划及支持研究、培训与临床决策，但需明确的是，人工智能无法替代当前导致SSA地区GBM预后不佳的硬件与人力根本缺口。区域内最迫切的需求——扩大神经外科能力并改善围手术期结局、新建或修复功能性放疗单元、保障最小分子标志物检测组合（尤其是MGMT启动子甲基化检测）的可及性——需要通过直接投资物理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源解决，而非依赖数字工具。因此，人工智能应被视为更广泛卫生体系强化战略中的补充支持层，而非解决本综述所述可及性挑战的核心方案。人工智能在影像与诊断中的应用方面，神经影像对GBM的诊断与监测至关重要，但SSA多数医院缺乏神经放射科医师。人工智能系统已证实可辅助MRI与CT图像的脑肿瘤检测与特征描述，自动识别异常区域、测量肿瘤体积并支持鉴别诊断。在放射科积压普遍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工具可提升神经影像判读效率，尤其当其与远程影像网络整合时，可支持大型中心专家远程审阅图像并为周边医院提供诊断支持。但成功实施依赖于稳定的网络连接、标准化成像协议及基于非洲数据集的本地算法验证，且核心前提是影像硬件的存在——SSA地区MRI与CT扫描仪的扩容是人工智能辅助判读工具适用的基础。人工智能在组织病理与分子分型中的应用方面，组织病理检查仍是GBM诊断的基石，但SSA多数国家神经病理服务稀缺，针对22个SSA国家神经肿瘤中心的调查显示，仅约32家机构可通过免疫组化或二代测序开展分子检测。为扩大区域分子服务覆盖，支持人工智能的数字病理可辅助切片判读，识别肿瘤细胞特征并分类肿瘤级别，还可辅助检测核分裂象与坏死，提升诊断一致性。人工智能还可基于组织学或影像特征预测IDH突变、MGMT启动子甲基化等分子标志物，这对分子检测可及性受限的SSA地区尤为重要。但首要前提仍是建立数字切片扫描仪与稳定网络连接等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云端数字病理与人工智能辅助分类可标准化报告并促进本地实验室与国际中心的远程会诊。人工智能在放疗计划与治疗优化中的应用方面，放疗计划是人工智能可发挥重要价值的领域，自动勾画与剂量优化工具可缓解放射肿瘤科医师与医学物理师短缺的压力，提升计划效率与一致性，辅助勾画肿瘤靶区与危及器官，使临床医师聚焦于治疗验证、质量保证与决策。但此类工具预设了功能性放疗设备与计划系统的存在，而这两者正是SSA多数国家所缺乏的，扩建、维护并配备人员的放疗单元是基础，人工智能辅助计划仅是对已运行系统的优化，而非替代。尽管SSA尚未普及先进自适应放疗系统，但简易人工智能赋能或半自动化工具可在具备基础设施的中心简化 workflow，减少治疗延迟，新兴试点模型显示，半自动化计划流程结合远程专家督导可提升人力有限中心的吞吐量，但需配套充分培训、质量保证与治理体系。挑战与伦理考量方面，引入医疗人工智能需审慎对待伦理与实践挑战，包括保障患者数据隐私与安全、防范算法偏见。多数人工智能模型基于高收入国家数据训练，未经本地验证直接应用于SSA人群可能导致输出偏差。此外，实施、许可与维护成本高昂，需政府、研究机构与私营部门协作开发开源工具并完善监管框架，同时培训临床医师正确解读人工智能输出，避免过度依赖或误用。SSA地区人工智能整合前景方面，人工智能在GBM管理中的落地需分阶段推进，且必须晚于核心基础设施投资。近期优先事项包括：在已具备数字影像基础设施的三级医院开展诊断人工智能工具的试点研究；构建区域数据存储库以生成代表性数据集用于训练与验证；整合远程医疗以扩展神经肿瘤专业知识至偏远地区；制定涵盖伦理使用、数据所有权与互操作性的政策框架。这些步骤均需建立在功能性神经外科服务、放疗可及性及基础分子诊断（含MGMT甲基化检测）的基础之上，在基础未夯实前，人工智能不应成为优先事项。在强治理框架下，人工智能可支持早期诊断、简化治疗计划并强化多学科协作，但其定位始终是人力资源、设备与卫生体系强化投资的补充。
9. 9.
   讨论与建议
   SSA地区GBM的管理反映了低资源环境下开展复杂癌症诊疗的普遍挑战，尽管个别中心取得进展，但基础设施、人力储备与基本治疗可及性的区域差异依然显著。诊断与治疗差距方面，及时精准诊断仍是最大障碍，MRI等先进神经影像对诊断与手术规划至关重要，但多数患者无法获得或负担，且神经放射科医师短缺导致即便具备影像能力也存在延迟与不确定性。病理与分子诊断面临类似制约，多数中心缺乏神经病理专家与分子检测设施，限制了精准分型与个体化治疗。在现有分子标志物中，MGMT启动子甲基化应作为最低标准优先保障，其状态直接决定替莫唑胺的预期获益，在低资源环境下为将昂贵药物限定于35%–45%最可能获益的患者提供了理性依据。治疗可及性同样受限，具备肿瘤切除能力的神经外科设施集中于少数城市三级医院，术后护理、康复服务与放疗能力在多数SSA国家薄弱或不足。替莫唑胺的高成本叠加医保覆盖缺失，导致仅少数患者可完成标准放化疗方案，加剧了预后不平等。乌干达、马拉维、肯尼亚、几内亚等国的术后死亡率数据表明，手术结局本身亟待改善，投资围手术期护理能力与提升神经外科技术同等重要。弥合上述差距需协调投资基础设施、培训与供应链，区域协作可促进设备共享、基本药物集中采购与联合专科培训。枢纽-辐射神经肿瘤服务框架方面，本综述核心建议是采用枢纽-辐射模型作为扩展SSA地区专科GBM照护的最现实可扩展框架：少数资源充足的三级中心（枢纽）提供高水平诊断、手术、放疗与多学科服务，周边设施（辐射点）在枢纽专家指导下负责初筛、支持治疗、随访与标本转诊。枢纽认定的基础标准包括：至少1名受训神经外科医师；具备稳定维护支持的MRI或CT能力；可提供组织病理服务，至少包含MGMT甲基化检测；临床可及范围内有放疗单元；具备举办虚拟多学科肿瘤委员会的机构能力。基于现有文献，尼日利亚、南非、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加纳等国的三级机构经针对性投资后可切实成为国家或次区域枢纽，而无神经外科培训项目或放疗设施的国家是缺口最大、国际合作与资源分配的最高优先级对象。辐射点则需具备基础神经系统查体能力、CT影像可及性、生物标本转运至枢纽实验室的机制及稳定的远程医疗连接。构建连接枢纽与辐射点的高质量网络是第二步，远程影像、远程病理与虚拟肿瘤委员会平台可将枢纽专长延伸至辐射点而无需患者频繁转诊，标准化转诊路径、患者追踪系统与共享电子病历是防止碎片化系统中治疗中断的核心，非洲癌症登记网络、非洲脑肿瘤联盟及国际学术合作可支持此类网络的长期设计与运维。5–10年务实愿景方面，近期（1–3年）优先行动包括：绘制全SSA国家神经外科、放疗与病理能力图谱，正式识别枢纽候选者与关键缺口，发布公开更新的神经肿瘤基础设施地图；确保每个无放疗设备的SSA国家至少拥有1个功能性放疗单元，通过公私合作、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或次区域共享安排实现；每个国家至少1个国家参考实验室引入MGMT启动子甲基化检测，作为替莫唑胺循证处方的最低标准；推动替莫唑胺纳入全SSA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通过集中采购降低单位成本；在至少2个次区域集群试点枢纽-辐射多学科肿瘤委员会模型，评估其对治疗启动时间与生存的影响。中期（3–7年）聚焦：扩大神经外科培训，将医师密度提升至至少每百万人口1名，依托东中非外科学院、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非洲神经外科医师大陆协会的支持，并将留存策略嵌入国家人力规划；升级放疗基础设施，淘汰过时钴源设备，在高负担国家扩建造价加速器，配套物理与技师培训；将标准化GBM与脑肿瘤数据收集整合入国家癌症登记，构建当前缺失的流行病学证据基础；在所有指定枢纽医院正式化多学科肿瘤委员会；提升手术中心的围手术期护理标准，切实降低当前30天术后死亡率。长期（7–10年）目标为实现GBM最低可接受照护标准：枢纽机构就诊患者均可获得MRI检查；术后30天生存率超过当前基准；所有符合条件的患者可获得辅助放疗；实施MGMT指导下的替莫唑胺选择性使用；所有枢纽中心均配备结构化姑息与支持治疗服务。在基础设施支持的前提下，人工智能辅助诊断工具的整合可作为该框架内的次要增强措施。强化多学科与支持治疗方面，结构化多学科体系的缺失仍是SSA地区GBM照护的关键短板，需优先在大型医院建设整合性神经肿瘤单元，确保外科、内科与放疗团队的紧密协作，远程会议平台与虚拟病例讨论可为地理分散的中心提供多学科支持。早期整合姑息治疗应成为GBM管理标准实践，鉴于预后不良，有效的症状控制与心理社会支持对患者与照护者至关重要，扩大基本姑息治疗药物可及性并强化社区支持服务可显著减轻痛苦并改善临终结局。研究优先级与能力建设方面，SSA地区GBM流行病学、分子特征与治疗结局的本土数据稀缺，现有研究多为回顾性医院系列，外推性有限，需优先将脑肿瘤纳入国家与区域癌症登记，配套标准化报告框架。协作研究网络可加速数据生成并提升临床研究参与度，与高收入国家机构的合作可促进技术转移、导师支持与伦理数据共享，而构建反映非洲人群特征的生物样本库与影像数据库，是支撑未来临床、转化与人工智能研究的基石。人工智能与数字创新的角色方面，人工智能为弥合GBM管理中的专长与基础设施缺口提供了可能，尤其在诊断影像、组织病理与放疗计划等专科能力受限的领域，但其作用是对现有照护的效率与质量进行优化，无法创造当前缺失的神经外科医师、放疗设备或分子实验室，因此在SSA神经肿瘤领域的定位应为补充性工具。人工智能创新的可持续与公平应用，需要政府与机构投资强健的数据治理框架、保障数字技术公平可及并提升医务人员的数字素养，长期成功取决于将人工智能整合入更广泛的卫生体系强化战略，而非将其视为独立的技术解决方案。政策与体系层面建议包括：采用枢纽-辐射框架，各国或次区域认定枢纽神经肿瘤中心，建立与辐射点的连接并构建高质量转诊网络；通过公私合作与区域协作扩大MRI与放疗容量；发展神经外科医师、放射肿瘤科医师、医学物理师与肿瘤护士的培训机会，通过投资麻醉与重症监护降低围手术期死亡率；优先在每个国家至少1个国家参考实验室开展MGMT启动子甲基化检测，作为指导替莫唑胺处方的最低标准；将替莫唑胺与支持治疗药物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并实施集中采购降低成本；确保每个大型癌症中心配备专职姑息治疗团队；建立区域神经肿瘤研究小组以收集数据、共享专长并支持本土试验；推广远程医疗的安全伦理应用，将远程影像、远程病理与虚拟肿瘤委员会作为枢纽-辐射框架内的优先数字工具，在基础设施完备的前提下考虑人工智能工具的引入。
10. 10.
    局限性
    本叙述性综述存在若干局限。首先，SSA地区GBM管理的证据基础稀疏、异质性强，且主要源于少数国家（尤其是尼日利亚、南非、肯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三级医疗机构的医院系列研究，研究结果可能无法代表更广泛的SSA区域，尤其对神经肿瘤基础设施薄弱或无发表数据的国家而言，可能高估了区域照护水平，低估了卫生体系较弱地区的未满足需求。其次，作为叙述性综述，未采用系统评价方法学，尽管文献检索广泛且跨多数据库开展，但并非穷尽式检索，且未应用正式偏倚风险评估工具，无法对纳入研究的方法学严谨性进行加权，文献选择偏倚不可避免。第三，SSA地区GBM负担的精准流行病学数据缺失，癌症登记系统薄弱、诊断能力不足及组织病理学确诊的频繁缺失，意味着发病率与患病率数据几乎必然被低估，真实疾病负担可能远超现有数据所示，且大量GBM患者从未获得诊断，更遑论记录在案的治疗。第四，关于SSA神经肿瘤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特异性数据极为有限，该部分的讨论多基于高收入地区证据并外推至SSA情境，人工智能工具对SSA人群与基础设施情境的普适性尚未证实，需严格的本地验证方可推荐广泛应用。第五，本综述提出的枢纽-辐射框架与5–10年路线图是作者基于现有证据与专家视角的合成，尚未通过包含SSA本土神经肿瘤临床医师、政策制定者与患者代表的正式共识流程验证，未来采用德尔菲法等正式共识方法吸纳广泛SSA利益相关方参与，可强化本优先设定框架的证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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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GBM仍是全球最具挑战性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在SSA地区的管理受限于系统性结构性缺陷。诊断延迟、神经外科与放疗设施可及性不足、化疗供应短缺及专科人才匮乏等因素共同导致患者预后不佳。尽管挑战严峻，但通过新兴神经肿瘤倡议、区域协作与数字健康基础设施的扩展，已取得渐进式进展。精准流行病学数据的缺失意味着全洲GBM真实负担在现有记录中被严重低估。本综述强调需采取协调且契合情境的GBM管理策略，最紧迫的优先事项包括：投资神经外科能力并提升围手术期生存率、扩建功能性放疗服务、实现MGMT启动子甲基化检测可及性以指导替莫唑胺的循证与成本效益应用。通过扩大MRI、病理与分子检测的可及性强化诊断能力，投资放疗基础设施并将替莫唑胺等基本药物纳入国家处方集，可提升治疗可及性。此外，必须制度化包含神经外科医师、肿瘤科医师、放射科医师与姑息治疗提供者的多学科诊疗，以保障照护的连续性与质量。以枢纽-辐射服务模式为核心的照护交付框架，由资源充足的中心通过远程医疗与结构化转诊网络连接周边设施，是扩展全区域可及性的最现实可扩展模型。认定并强化具备神经外科能力、影像服务、含MGMT检测的病理服务及放疗可及性的枢纽中心，应作为基础性战略优先事项，构建连接枢纽与辐射点的高质量网络是第二步。人工智能与远程医疗是极具前景的工具，可将专科专长延伸至服务不足地区，但其定位必须明确为对物理基础设施与人力投资的补充，而非替代。SSA地区GBM预后的核心决定因素，在于能否有效构建并维持为患者提供手术、放疗与合理选择化疗的人力与硬件能力。最终，改善SSA地区GBM照护需要持续投资、政治承诺与区域协作。立足枢纽认定、基础设施扩建、人力发展与系统化数据收集的务实分阶段5–10年路线图，为相关努力提供了可行框架。将技术创新与人力发展、研究及政策改革相整合，是实现进步的最优路径。通过登记系统与协作研究构建本土证据，将有助于塑造契合非洲情境的可行有效干预措施。在战略规划与国际支持下，SSA地区GBM患者在诊断、治疗与姑息照护领域的实质性改善是可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