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tainable Futures》：From disruption to advantage: The role of E-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 enhancing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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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本研究考察电子供应链管理在提升企业财务绩效中的作用，财务绩效以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托宾Q值（Tobin’s Q，TBQ）衡量，研究对象为海湾合作委员会（GCC）60家上市公司，时间范围为2015—2024年。
设计/方法：研究
目的：本研究考察电子供应链管理在提升企业财务绩效中的作用，财务绩效以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托宾Q值（Tobin’s Q，TBQ）衡量，研究对象为海湾合作委员会（GCC）60家上市公司，时间范围为2015—2024年。
设计/方法：研究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System GMM）方法，有效处理企业层面面板数据中常见的内生性、异质性和动态效应问题。结果显示，电子供应链管理（E-SCM）的四个维度均对财务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表明数字化采购、物流自动化、信息共享与供应商协同能够共同提升运营效率与战略竞争力。在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与资本密集度对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杠杆水平对财务结果具有负向影响；企业年龄不显著。
研究发现：上述结果表明，在数字时代，技术创新与数字适应能力，而非组织成熟度，是决定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本研究的创新性在于，将多理论框架与动态计量经济学方法相结合，从而为电子供应链管理能力如何作为增长的内生驱动因素发挥作用提供了因果层面的证据。
实践意义：本研究在方法上通过采用基于信息披露的数字能力测度，并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捕捉创新与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作出贡献。在实践层面，
研究局限/启示：本研究的局限与启示在于，其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和管理者推动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提升竞争力，并促进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新兴市场的可持续经济多元化；但当研究群体发生变化时，其适用性可能有所不同。
该文发表于《Sustainable Futures》，聚焦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电子供应链管理（E-Supply Chain Management，E-SCM）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背景在于，过去二十年全球供应链结构与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传统线性、刚性的生产分配模式逐步被强调连接性、适应性与韧性的数字化网络替代。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全球半导体短缺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冲击下，传统供应体系的脆弱性被充分暴露，促使企业加速采用数字技术重塑采购、物流、信息共享与协同机制。尽管电子供应链管理已被广泛视为提高透明度、优化协调效率、增强决策能力的重要路径，但其是否必然带来财务绩效改善，既有研究并未形成一致结论。一部分研究强调数字化供应链能够提升组织绩效，另一部分研究则指出，其收益可能具有间接性、情境依赖性，甚至受到前期实施成本、组织学习曲线和制度环境约束而延迟显现。与此同时，现有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欧洲和东亚等发达经济体，对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这类资源型、转型中的新兴经济体，电子供应链管理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仍缺乏充分验证。因此，研究人员围绕GCC地区上市公司展开研究，旨在识别电子供应链管理是否已从应对外部中断的工具，转变为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和财务改善的战略机制。
在问题意识上，论文明确指出当前研究同时存在概念与实证两方面缺口。概念层面，数字供应链整合在新兴经济体中如何转化为企业绩效仍缺乏系统阐释，尤其在制度环境、数字基础设施和组织能力差异显著的GCC地区，这一关系更具复杂性。实证层面，既有研究多依赖静态估计方法，难以处理绩效持续性、企业异质性和内生性等问题，因此无法充分揭示电子供应链管理影响财务结果的动态机制。基于此，研究人员选取2015—2024年GCC地区60家上市公司，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构建动态面板分析框架，将电子采购强度、电子物流能力、信息整合指数和电子供应商协同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将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托宾Q值（TBQ）作为财务绩效指标，检验电子供应链管理多维能力对企业会计绩效与市场绩效的影响。
就主要方法而言，研究首先基于彭博（Bloomberg）数据库提取样本企业2015—2024年的财务与市场数据，并对异常值进行1%与99%分位缩尾处理。其次，研究通过对企业年度报告、ESG披露和数字战略文件进行文本挖掘（text-mining）与内容分析，构建电子采购强度、电子物流能力、信息整合指数和电子供应商协同四类基于披露的数字能力指标。再次，研究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处理反向因果、遗漏变量偏误、动态持续性和企业异质性问题，并通过Sargan检验、Hansen检验以及Arellano–Bond序列相关检验评估工具变量有效性与模型稳健性。样本来源为海湾合作委员会（GCC）60家上市公司。
研究结果部分可以按照论文原有结构加以概括。
Background theory
在理论基础部分，研究以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RBV）、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ies Theory，DCT）和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TCE）构建解释框架。RBV认为，数字技术若能增强信息整合与运营效率，即可成为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且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据此，电子供应链管理不只是技术工具，更是整合信息系统、人工智能和数据分析能力以增强价值链协调、响应性和效率的战略资源。DCT进一步强调，在技术快速迭代且外部环境不稳定的市场中，企业必须持续重构资源组合，电子供应链管理由此成为企业形成适应性、敏捷性和创新增长的重要载体。TCE则从制度和治理效率角度解释电子供应链管理的价值，认为数字整合能够降低协调成本、监督成本和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交易成本。论文通过三种理论的互补整合，说明电子供应链管理如何通过资源、能力和成本效率机制转化为财务绩效。
Empirical review
在文献回顾部分，研究归纳既有实证证据后指出，多数研究支持数字化供应链能够提升柔性、协同、透明度与韧性，但其财务回报并非自动实现。一方面，人工智能（AI）、区块链（blockchain）、物联网（IoT）及高级分析技术可强化采购与物流决策，提高需求预测能力并降低成本；另一方面，数字化成效仍受数据质量、管理能力、组织准备度与制度支持影响。对于GCC地区，相关研究仍然稀缺，且多为描述性或横截面调查，难以从企业层面识别电子供应链管理对财务绩效的因果影响。论文因此提出，有必要使用纵向、动态和系统化方法考察数字化能力与企业价值之间的持续关系。
Hypothesis Development
在假设构建部分，研究提出三项核心命题。第一，电子供应链管理采纳会正向影响企业财务绩效。第二，企业规模越大，电子供应链管理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第三，高杠杆会削弱电子供应链管理对财务绩效的正向作用。这一部分将理论推导与既有研究证据相衔接，为后续模型检验奠定基础。
Data sources and methodology
在数据与方法部分，研究详细说明了变量测度和模型设定。财务绩效由ROA、ROE和TBQ共同表征，分别反映资产使用效率、股东权益回报和市场增长预期。核心解释变量包括电子采购强度（E-PI）、电子物流能力（E-LC）、信息整合指数（Info-I）和电子供应商协同（E-SC）。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杠杆率和资本密集度（CI）。方法上，研究采用双步稳健系统广义矩估计（two-step robust System GMM），并使用内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以提高参数估计的一致性与稳健性。
Result and analysis
在结果与分析部分，描述性统计显示，样本企业平均ROA为0.058，平均ROE为0.141，平均TBQ为1.662，说明样本企业总体保持稳定盈利能力，且市场估值高于资产重置成本，体现出一定增长预期。电子供应链管理相关变量均值表明，GCC上市公司总体已具备中等程度数字化采纳水平，但不同能力维度之间仍存在差异。
相关性分析显示，各电子供应链管理维度之间存在中等程度正相关关系，意味着企业若在某一数字能力维度上投入较高，通常也会同步推动其他数字化能力建设；同时，各变量相关系数均未超过可疑阈值，多重共线性风险较低。VIF结果进一步证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显著共线性问题，模型具备较好的统计稳定性。
核心的System GMM回归结果表明，电子采购强度（E-PI）、电子物流能力（E-LC）、信息整合指数（Info-I）和电子供应商协同（E-SC）对ROA、ROE和TBQ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这意味着，能够有效推进数字采购系统、物流技术整合、实时信息共享和供应商深度协同的企业，不仅在会计意义上实现了更高盈利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也在资本市场层面获得更高估值。换言之，电子供应链管理同时提升了运营效率与投资者信心，因而具有双重价值创造效应。
控制变量结果同样具有解释意义。企业规模和资本密集度对全部绩效指标均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说明规模较大、资产基础较强的企业拥有更好的技术基础设施和吸收能力，能够更充分释放电子供应链管理的效益。相反，杠杆率对ROA、ROE和TBQ均表现为显著负向影响，表明较高债务压力会压缩企业的财务灵活性，限制其在数字化升级方面的持续投入，从而削弱整体绩效。企业年龄则对绩效不显著，说明在数字环境中，决定企业表现的关键并非成立时间或组织成熟度，而是数字准备度与战略适配能力。
诊断检验结果支持模型设定的有效性。Sargan检验和Hansen检验均不显著，表明工具变量整体有效；AR（2）检验不显著，说明模型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满足动态GMM估计要求。论文同时谨慎指出，AR（1）检验不显著并非常见情形，虽然不足以直接否定模型，但提示结果解释仍需保持审慎。总体而言，动态面板结果支持电子供应链管理是企业财务绩效的重要驱动因素这一结论。
Discussion
在讨论部分，研究进一步总结电子供应链管理发挥作用的机制。第一，电子供应链管理提升了供应链可视性，使采购、库存、物流与需求相关信息能够更快、更准确地在链条中流动，从而降低不确定性并改善决策。第二，电子供应链管理强化了企业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整合，减少手工流程和协调摩擦，降低交易成本并提升响应速度。第三，电子供应链管理增强了供应链敏捷性与韧性，使企业能够更有效应对市场扰动和需求变化。由此带来的库存优化、资产利用率提升、工作资本管理改进和客户响应能力增强，最终共同转化为更高的财务绩效。论文还指出，该研究结果与既有关于数字整合促进效率和竞争优势的研究总体一致，但企业年龄不显著这一发现与部分强调组织成熟度的重要研究并不一致，反映出GCC地区较年轻企业可能凭借更强适应性和创新导向，在数字化环境中同样能够取得优势。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如下：本研究检验了电子供应链管理（E-SCM）能力——电子采购强度（E-PI）、电子物流能力（E-LC）、信息整合指数（Info-I）和电子供应商协同（E-SC）——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绩效指标包括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托宾Q值（TBQ），样本为2015—2024年海湾合作委员会（GCC）上市公司。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MM）的结果表明，电子供应链管理采纳显著提升了会计基础绩效和市场基础绩效。积极整合数字采购、物流自动化、信息共享与供应商协同的企业，能够实现更高效率、盈利能力和市场估值。这一发现从实证上证明，数字供应链整合是数字化转型时代企业成功的重要战略决定因素。研究还发现，企业规模和资本密集度对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说明规模较大且资产密集型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基础设施和吸收能力，能够更有效地利用电子供应链管理收益；相反，杠杆率表现为负向影响，表明财务约束可能阻碍技术进步，而企业年龄不显著，说明绩效改善更多由创新能力驱动，而非由组织成熟度决定。研究的创新在于，将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和创新系统理论（Innovation Systems Theory）整合进数字供应链绩效分析框架。这一多维理论框架表明，技术进步、制度适应与系统性学习共同支撑长期增长。从经验层面看，研究通过动态面板证据扩展了现有文献，揭示了数字能力与绩效关系的因果性与持续性。最终，研究认为电子供应链管理能力不仅是运营工具，更是实现可持续竞争力的战略赋能因素，可为希望加速数字化转型并提升企业韧性的新兴经济体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提供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