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Fostering Critical Consciousness Through Theater of the Oppressed: A Mixed-Methods Study With Gay, Bisexual, Queer, and Transgender Men in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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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汇聚式混合方法(convergent mixed-methods)设计,探讨受压迫者戏剧(Theater of the Oppressed, TO)如何促进新加坡男同性恋、双性恋、酷儿与跨性别男性(n?=?16)的批判意识。研究以弗雷雷式实践(Fre
本研究采用汇聚式混合方法(convergent mixed-methods)设计,探讨受压迫者戏剧(Theater of the Oppressed, TO)如何促进新加坡男同性恋、双性恋、酷儿与跨性别男性(n?=?16)的批判意识。研究以弗雷雷式实践(Freirean praxis)为理论基础,评估干预前后4个领域的变化:感知不平等、平等主义、批判动机和支持网络。定量结果显示,支持网络显著改善,动机呈积极变化。定性结果进一步揭示,TO所采用的具身化与对话式方法促进了反思、团结与能动性。此外,本研究将支持网络操作化为TO框架内批判意识的一个独立且可测量的组成部分。研究结果强调,在非西方情境下,基于艺术且强调关系性的干预措施,有助于提升边缘化酷儿社群的心理社会韧性与集体赋权。
本文发表于《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聚焦新加坡男同性恋、双性恋、酷儿与跨性别男性(GBQT men)在污名化、住房歧视与心理健康不平等等交叉性压迫中的处境,并以批判意识(critical consciousness,指个体识别结构性不平等并朝向社会改变行动的能力)作为核心理论框架,讨论为何需要能够帮助边缘化群体命名压迫、理解结构根源并形成集体抵抗能力的干预路径。文章指出,既有关于批判意识的研究虽已覆盖多类边缘群体,但针对东南亚GBQT社群的实证证据仍然稀缺;与此同时,受压迫者戏剧(Theater of the Oppressed, TO)虽然在全球酷儿社群工作中已有应用,但现有研究以西方语境为主,且缺少严格的经验性评估。因此,研究人员在新加坡这一非西方、具有特定社会政治文化约束的场域中,考察TO是否能够促进GBQT男性的批判意识发展,尤其关注批判反思、批判动机与支持网络等维度的变化。研究结论表明,TO不仅能够促进参与者对系统性不平等及群体内部权力差异的识别,还能显著增强其感知支持网络,并推动批判动机向积极方向变化。这一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研究首次在新加坡语境中应用批判意识量表,并首次将支持网络正式界定为批判意识中的可测量子维度,从而拓展了该理论在关系性、情感性与集体性层面的解释力,也为非西方酷儿社群中的艺术干预、心理社会韧性促进和集体赋权提供了初步实证依据。
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汇聚式混合方法、准实验设计,同时并行收集定量与定性资料并在解释阶段整合。样本来自与本地LGBTQ+组织Kayos Kollective合作进行的目的性抽样,共16名21—35岁的参与者,按时间安排分为干预组与比较组。定量部分使用由批判意识量表(Critical Consciousness Scale, CCS)和简版批判意识量表(Short Critical Consciousness Scale, ShoCCS)改编的14项问卷,测量感知不平等、平等主义、批判动机与支持网络。定性部分包括每次工作坊后的书面反思、工作坊转录文本及末次半结构式焦点小组访谈,使用NVivo 12进行主题分析;定量分析则使用IBM SPSS Version 29,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与Wilcoxon符号秩检验。
在研究结果部分,文章首先报告了参与者特征。16名GBQT参与者年龄为21至34岁,平均年龄26岁;多数为顺性别男性,也包括1名跨性别男性和2名非二元参与者;多数为新加坡籍,族群以华人为主。研究人员说明,尽管“GBQT men”这一术语与既有文献保持一致,但样本内部实际上包含不同性别身份与性/别经验,因此分析以群体层面的共同模式为主,同时关注叙事中显现出的差异。
在“3.2 Quantitative Findings”部分,研究显示干预前两组在各批判意识维度上不存在统计学显著差异,说明基线具有可比性。干预后,干预组在除平等主义外的各维度上均表现出一定改善,但组间差异未达统计学显著。对变化值进行Mann–Whitney U检验后发现,干预组在支持网络与批判动机上的改善幅度高于比较组,但同样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更关键的是,组内Wilcoxon符号秩检验表明,干预组的支持网络出现统计学显著提升(Z?=??2.06, p?0.05),5名参与者呈正向变化且无人下降;批判动机虽未达显著,但变化方向为正;感知不平等略有上升而平等主义略有下降。相比之下,比较组在所有维度上均未出现有意义的变化。由此,研究人员认为,TO工作坊与感知支持网络增强存在明确关联,也可能促进社会改变导向的动机提升。
在“3.3 Qualitative Findings”部分,研究围绕4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展开。
“3.3.1 Critical Reflection—Perceived Inequality”显示,参与者在工作坊中逐渐意识到塑造酷儿经验的结构性力量。例如,在“Name Exchange”活动中,参与者讨论姓名与代词如何承载社会意义,并指出社会往往会在未尊重真实身份的情况下先入为主地归类他人;在“Power Shuffle”活动中,参与者通过身体移动直观看见机会、安全与支持分布的不均衡,并反思非二元身份如何在外表、举止与社会感知之间被重新规训。这些材料说明,TO有助于把原本分散、内隐的压迫经验转化为可被识别和表达的结构性不平等认知。不过,也有参与者指出某些活动偏抽象,若缺少更明确的酷儿处境锚定,其激发深入批判反思的效果会受限。
“3.3.2 Critical Reflection—Egalitarianism”表明,参与者不仅识别外部压迫,也开始意识到酷儿社群内部的差异、特权与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指多重身份与压迫结构交互作用)。在第5次工作坊的图像戏剧活动中,参与者通过集体身体造型回应一名跨性别男性的叙述,试图以支持、力量与共情来呈现其经历。另有参与者在焦点小组中提到,听到他人连向自己出柜都十分困难时,才意识到自己曾把已有支持视为理所当然。研究据此指出,TO促使参与者认识到,共同的酷儿身份并不意味着相同的安全程度、可见性与脆弱性,平等主义意识是在对差异的正视中增强的。
“3.3.3 Critical Motivation”呈现出从反思走向能动性的过程。研究者描述,在“Cop in the Head”活动中,参与者把内化的羞耻、恐惧与评判之声说出口,一名参与者表示,重复说出那些最刺痛自己的话,虽不能直接消除痛苦,却使自己更能面对伤害而不是回避伤害;另一名参与者则意识到,自己曾在讨论中附和并不认同的意见,而工作坊经验让其开始思考自身边界所在。这些叙述说明,TO不仅使参与者辨识失权经验,也让其通过排演新的情感姿态与表达方式,逐步形成自我主张与行动准备。
“3.3.4 Support Networks”是本文最突出的发现之一。许多参与者明确表示,TO工作坊不仅是反思空间,更成为培养酷儿亲缘、情感确认与安全感的场域。共同建构身体图像、相互触碰和合作游戏等活动,使参与者从陌生人转变为拥有群体归属感的共同体成员。反思材料显示,参与者因他人愿意接纳并延展自己的提议而感到被支持,也有参与者指出,简单的肢体接触如拍背或握手都使其感到“被看见”,并逐步愿意敞开。跨性别参与者则提到,自己此前与更广泛的酷儿社群存在疏离感,而在本研究中却在他人身上看见了自身情感与经验的映照。研究据此认为,支持网络并非单一活动带来的即时效果,而是整个具身化、对话式与关系性过程累积形成的结果。
讨论部分强调,本研究为TO如何在非西方情境中促进GBQT男性批判意识提供了新的初步实证支持。研究人员将结果置于弗雷雷批判教育学(Freirean pedagogy)与意识化(conscientization,指对压迫结构的觉察与转化性理解)脉络中,指出TO通过具身化实践把对话、反思与行动排演连接起来,使参与者能够将内化压迫外化、在群体中共同检视,并开始想象替代性回应方式。文章特别提出,支持网络可能不仅是TO的结果变量,也可能是促成批判反思与批判动机发展的基础机制。对于处于污名化环境中的LGBTQ+参与者而言,被他人确认、看见与支持,或许是批判意识得以生成的重要前提,而不仅仅是附带产物。文章同时指出,不同性别、族群与身份位置的参与者在特权与压迫的理解上并不完全一致,但TO的对话结构为这些差异提供了被表达、被理解和被反思的空间,从而推动以交叉性为导向的集体成长与关系责任。
对于局限性,作者明确指出样本量小、非随机分组限制了定量结果的普遍化;新纳入的支持网络子维度未在正式实施前进行预测试,其心理测量学性质仍需验证;样本中非顺性别男性、种族化与跨性别参与者数量偏少,交叉性经验的呈现仍不充分;此外,干预周期较短,尚不足以判断批判意识变化能否长期维持。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为TO在新加坡GBQT男性中培养批判意识的有效性提供了初步实证证据。通过结合经验证的定量测量与丰富的定性材料,研究表明,具身化、对话式实践能够加深参与者对系统性不平等的认识、提升其改变动机,并增强其社区支持感。将支持网络纳入可测量维度,拓展了当前对批判意识的理解,并确认了关系性与情感性维度在意识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该研究立足于非西方、交叉性语境,丰富了主张以艺术为基础、以转化为导向的干预研究,为强调反思、团结与能动性的实践提供了新证据,同时也凸显了参与式方法在资源不足的LGBTQ+场域中促进心理社会功能与社区凝聚力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