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宁波市0–3岁婴幼儿家长托育服务需求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A 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ldcare service demand for parents of infants aged 0–3 years in Ningbo city of China

　　

目的（Objectives）：在中国人口结构调整背景下，优质可及的0–3岁托育服务（childcare services for infants and toddlers aged 0–3 years）短缺制约生育意愿与家庭福祉，现有研究缺乏对城市地区需求结构及影响机制的针对性分析。因此，本研究调查宁波市育龄人群托育服务需求特征及关键社会经济决定因素，为优化区域托育政策提供实证支持。方法（Methods）：2024年7月至9月在中国宁波市通过自行设计问卷进行在线调查，收集个人与家庭特征及托育服务需求信息，采用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和多元线性回归（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分析托育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结果（Results）：发放问卷320份，有效回收300份（有效率93.8%）。托育服务需求七个维度得分由高至低依次为：便利条件（convenient conditions，9.39 ± 4.39分）、早期教育（early education，8.86 ± 4.60）、环境设施（environmental facilities，8.60 ± 4.67）、师资质量（teaching staff quality，8.57 ± 4.23）、托育机构管理（childcare center management，8.40 ± 4.64）、家园互动（home-care interaction，7.73 ± 3.72）及托育服务（childcare services，5.73 ± 3.04）。回归模型显示父母年龄、职业及受教育程度三个变量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结论（Conclusion）：托育服务需求受多因素影响，应通过创新合作模式优化政策支持、加强新政支持措施以提供便利托育服务，强化政企监管与社区正面宣传，完善早期教育政策并发展服务模式，以提升中国托育服务需求与服务水平。

论文解读——《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发表于：中国宁波市0–3岁婴幼儿家长托育服务需求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中国实施三孩政策及优化生育政策背景下，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定义为"对3岁以下儿童及其家长提供的学前照护和科学育儿指导"）供给不足与质量不高，成为制约生育意愿和家庭福祉的重要瓶颈。现有文献虽识别了家长对服务便利性（如就近入园）、师资专业性、早期教育内容及机构管理标准的关注，亦指出父母社会经济特征（教育程度、职业、收入）及家庭属性影响正式托育偏好，但仍存在三方面研究空白：其一，多数研究关注一般需求特征，缺乏针对新兴城市地区（如地级市宁波）需求结构的系统分析；其二，影响因素研究较零散，关键变量（年龄vs职业vs教育）在特定区域语境下相对重要性结论不一致；其三，较少将需求特征与政策优化直接关联，难以为弥合供需错配提供针对性实证依据。宁波市出生率连年下降且于2023年被纳入第二批国家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名单，具备区域探索典型性。为此，研究人员提出假设H1：宁波育龄人群0–3岁托育服务需求以便利条件和早期教育为主要维度；H2：父母教育程度、职业、年龄与托育服务需求强度呈正相关。本研究旨在明确需求优先级排序及显著影响因素，为地方托育服务体系优化提供循证依据。

二、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4年7–9月采用便利抽样（convenience sampling）选取宁波市符合纳入标准（15–49岁、可独立理解并完成中文问卷、能使用数字设备）的0–3岁婴幼儿家长为调查对象（n=320，有效n=300）。样本量依据多因素分析中拟纳入约18个变量，按变量数10–15倍估算并考虑10%失访率确定。采用自行编制经专家评议（内容效度指数CVI=0.95，Cronbach's α=0.99）并验证（χ²/df=2.126，CFI=0.978，RMSEA=0.046）的《婴幼儿托育服务需求问卷》（七个一级维度共39个条目，5点Likert计分）及《托育模式需求问卷》（Cronbach's α=0.96），收集社会人口学特征、托育模式偏好及服务需求数据。应用SPSS 27.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及多元线性逐步回归（multiple linear stepwise regression，纳入α=0.05，剔除α=0.10），以托育服务总需求总分为因变量，人口学变量为自变量，检验影响因素（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对回归前提假设进行图形与量化检验。

三、研究结果

Participants' demographics（研究对象人口学特征）

有效问卷300份（回收率93.8%）。婴幼儿年龄1–36个月（均数13.56 ± 3.87个月），父母年龄24–49岁（均数30.12 ± 2.97岁）。46.0%父母为本科学历，60%为独生子女，29.0%从事专业技术岗位，66.0%家庭月收入>5000元，71.0%婴幼儿与祖辈同住（祖辈中仅7.7%健康状况良好），67.3%为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说明80后独生子女是主要潜在托育服务对象，即便收入较高仍依赖隔代共居育儿支持。

Analysis of current demand for childcare models（托育模式需求现状分析）

0–11、12–23及24–36个月组均首选机构托育（institutional childcare，得分分别为2.80 ± 1.35、2.55 ± 1.20、2.43 ± 1.20），且各月龄组均偏好全日制托育（full-day care，分别为3.11 ± 1.38、2.90 ± 1.29、2.82 ± 1.30）。提示婴幼儿越小家长越倾向寻求专业机构全日制照护，符合国内外关于双职工家庭对专业化婴幼儿全日照护需求的研究结论。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ldcare service demand（托育服务需求现状分析）

托育服务需求总分39–195分（均数57.28 ± 27.46）。七维度得分排序为：便利条件（9.39 ± 4.39）＞早期教育（8.86 ± 4.60）＞环境设施（8.60 ± 4.67）＞师资质量（8.57 ± 4.23）＞机构管理（8.40 ± 4.64）＞家园互动（7.73 ± 3.72）＞托育服务内容（5.73 ± 3.04）。其中校车服务（1.83 ± 0.99）和周末/寒暑假开放（1.65 ± 0.92）在便利条件中得分较高；艺术/音乐/舞蹈早期教育课程（1.60 ± 0.90）在早期教育中得分最高。假设H1得证：宁波家长最重视入园便利（距家/单位近、校车、灵活时段）与早期教育发展内容，同时关注安全卫生的环境设施，符合城市双职工家庭时间成本约束及高学历家长对科学育儿与全人发展的认知。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hildcare service demand（托育服务需求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以托育服务需求总分为因变量进行逐步回归，最终进入模型的自变量为父母年龄（β=7.027，标准化β′=0.252）、职业（β=4.632，β′=0.166）及受教育程度（β=4.536，β′=0.127），均P < 0.001；模型F=25.785，P < 0.001。即年龄较大、从事专业技术类职业（医生/教师/工程师等）、受教育程度越高，托育服务需求强度越高。收入、是否与祖辈同住、祖辈健康、家庭结构等未进入模型（无统计学意义），研究人员解释为存在"收入阈值效应"（household income threshold effect）——当家庭收入超过支付正式托育基本费用门槛后收入对需求强度影响减弱；广泛隔代同住（71.0%）可能抵消不同家庭结构带来的需求差异，而祖辈健康状况普遍欠佳（仅7.7%良好）降低了非正式照护对正式服务的替代性。假设H2部分验证：年龄、职业、教育程度呈正向影响，收入未在模型中显著。

四、讨论与结论翻译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明确了中国城市0–36个月婴幼儿家庭托育需求优先级——"入园便利条件"为最关键因素（补充既往偏重质量与早教的研究视角），反映双职工父母在工作—家庭冲突下对降低时间成本的现实诉求；不同年龄阶段需求特征可为差异化服务供给提供指引。家庭决策理论（Family Decision-Making Theory）框架下，家长优先便利条件与早期教育体现"效用最大化"（utility-maximizing）决策过程——权衡通勤时间成本与儿童发展收益，选择最小化机会成本（如校车减通勤）且最大化发展获益（如艺术音乐课程促全面发展）的服务。实践层面建议：扩大校车覆盖与简化入园手续以优化可及性；强化<1岁婴儿专业化照护及适龄早教课程开发；优先保障设施安全与师资专业培训。

结论（Conclusion）翻译：

中国托育服务供需缺口显著。家长偏好机构托育形式及全日制时段，需求最重视便利条件、早期教育与环境设施。父母年龄、学历及职业影响托育服务需求强度。应创新合作模式提供便利托育服务以满足需求，优化政策支持并制定新型扶持措施，加强政府—行业监管与社区正面宣传，完善早期教育政策并发展创新服务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