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熊类面临的威胁及其保护努力：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熊类专家组成员的视角与行动

《Integrative Conservation》：Threats to the World's Bears and Efforts to Conserve Them: Perspectives and Actions of IUCN Bear Specialist Group Members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熊类专家组（Bear Specialist Group, BSG) 负责监督全球7种陆生熊类的保护工作。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调查，了解了BSG成员对其所在地区熊类威胁的认知、为减轻这些威胁所采取的行动，并记录了他们对行动有效性的看法及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成员们指出，熊类面临的威胁类型和严重程度因地理区域和物种而异。森林栖息地的丧失、退化和破碎化（habitat loss, degradation, and fragmentation) 被认为是所有物种面临的最高威胁；就物种而言，这对印度次大陆的懒熊（Melursus ursinus) 影响最为严重。为贸易而进行的非法捕猎（illegal hunting) 被视为对东南亚的马来熊（Helarctos malayanus) 和亚洲黑熊（Ursus thibetanus) 威胁最大。南美洲的安第斯熊（Tremarctos ornatus) 则特别容易因人与熊的冲突（human-bear conflicts, HBC) 而死亡。气候变化对未来可能造成的影响，尽管难以评估，但被认为对安第斯熊和亚洲高海拔地区的棕熊（U. arctos) 构成迫在眉睫的高度威胁。尽管BSG成员主要侧重于IUCN保护循环（Assess, Plan, Act, Communicate, Network) 中的"评估"阶段，但超过80%的成员也参与了旨在改善或保护栖息地（60%)、减少冲突（54%) 和/或减少非法捕猎（33%) 的直接行动（"行动"阶段)。当成员们感知到某种威胁程度较高时，他们更倾向于采取行动。他们的行动似乎也受到以往成功经验和可用资源的影响。此外，由于三分之二的BSG成员（亚洲地区比例更高) 并不自认为是熊类专家，他们的保护行动并不一定专门针对熊类。BSG成员认为北美的保护工作最为有效，而亚洲的效果最差，后者在资源、人力能力和政府支持方面均存在不足。本次调查所获得的详细信息在空间分辨率和内容细致程度上均超过了IUCN红色名录评估（Red List Assessment, RLA) 所包含的信息，有望为下一次红色名录更新提供改进依据。

这是一项发表于《Integrative Conservation》的重要研究，由David L. Garshelis、Karine Pigeon、Lydia Kolter和Anthony J. Giordano等研究人员共同完成。该研究以全球熊类保护为核心议题，系统梳理了当前熊类保护领域存在的关键问题与知识空白，并通过大规模专家调查获取了第一手的实证数据。

从研究背景来看，全球熊类保护面临严峻挑战。在熊科（Family Ursidae) 的8个物种中，有6种（占75%) 被列为受威胁物种，全部被评定为易危（Vulnerable)，使熊科成为食肉目（Carnivora) 中最受威胁的科之一。尽管近年来保护领域出现了向基于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法转变的趋势，但这种泛化的保护策略往往侧重于栖息地保护，可能忽略那些面临特定威胁或具有特殊栖息地需求的物种。因此，针对特定物种的保护努力仍然必要且已被证明能够有效减少或逆转种群下降趋势。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Species Survival Commission, SSC) 通过组建分类群专家组来指导物种特异性保护工作，而红色名录评估作为最全面的生物多样性状态和灭绝风险信息来源，在保护决策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然而，红色名录评估存在一个显著缺陷：它们主要是分布区范围（rangewide) 评估，可能代表了分布区内差异极大条件的"平均值"，无法充分捕捉局域尺度上的威胁变异。对于熊类这样分布范围横跨四大洲的广布物种而言，不同地区的局域情况差异显著，各地保护人员可能正在应对不同的威胁或以不同方式处理相同的威胁。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空白，研究人员开展了这项针对性调查。

该研究采用的关键技术方法主要包括：面向BSG成员的在线问卷调查法，以谷歌表单（Google Form) 形式发放，回收率达84%（210/251)；IUCN物种保护循环（Species Conservation Cycle) 分析框架，将保护活动划分为评估（Assess)、规划（Plan)、行动（Act)、沟通（Communicate) 和网络（Network) 五个组成部分；威胁程度分级评分系统，要求受访者对五种指定威胁（人类开发剥削、人熊冲突致死、栖息地丧失/退化/破碎化、道路/铁路致死、气候变化影响) 按严重程度分为严重（severe)、高（high)、中等（moderate)、低（low)、不存在（nonexistent) 或不知道（do not know) 六个等级；空间显式分析方法，将数据按大洲、物种及亚洲内部更精细的区域（西亚、印度次大陆、东南亚、东亚、北中亚) 进行划分；以及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评价方法，要求受访者对保护有效性进行六选一评价，并从预设列表中选择三大主要障碍因素。

研究结果显示了丰富的实证发现。

在"调查受访者"部分，210名受访者覆盖了全球主要熊类分布区域，其中超过半数在亚洲工作（52%)，欧洲和北美洲各占约17%和16%，南美洲占8%。值得注意的是，仅约三分之一成员自认为是熊类专家或熊类专家，而亚洲地区这一比例更低（17%)，反映出该地区保护人员多从事多物种保护工作的特点。

"主要威胁"部分揭示了显著的地理和物种差异性。栖息地丧失、退化或破碎化被认定为所有7种陆生熊类的最高威胁，在亚洲和南美洲有75%的成员将其评为高度威胁，而懒熊受此影响最为严重（90%)。非法贸易捕猎对东南亚的马来熊（56%成员评为高度威胁) 和亚洲黑熊（41%) 威胁最大。人熊冲突致死在南美洲安第斯熊中尤为突出（53%)，亚洲棕熊和北美洲灰熊（grizzly bears) 次之。气候变化被视为未来高度威胁，主要影响安迪斯熊和亚洲高海拔地区的棕熊（各约50%成员评为高度威胁)。道路/铁路致死威胁相对较低，仅在北美洲两种熊类中有一定比例。

"累积威胁"分析显示，若仅考虑当前四种威胁，马来熊和亚洲黑熊面临的累积威胁最大；若将气候变化纳入未来威胁考量，则安迪斯熊和亚洲棕熊的累积风险与前者相当。

"保护活动"部分表明，成员平均参与过9项（共24项) 与熊类相关的保护活动，其中针对熊类的当前活动约6.3项。55%的成员将"评估"作为工作重点，但直接行动也相当普遍：60%参与栖息地保护、54%参与减少人熊冲突、33%参与减少偷猎活动。

"针对威胁的保护行动"分析揭示了威胁感知与行动响应之间的关联。当开发剥削或冲突被感知为高度威胁时，超过80%的成员会采取直接行动；而栖息地保护行动的参与度相对独立于威胁感知程度，即使在栖息地威胁较低的地区，仍有55%的成员参与相关行动。当某物种或区域中至少40%的成员将特定威胁评为高度时，50%至超过80%的成员会采取行动应对该威胁。

"保护有效性"评价呈现明显的地理梯度：北美洲保护最有效（60%认为有效或不再需要)，亚洲最差（38%-44%认为无效)。主要障碍包括资源不足（46%)、政府支持不足（40%) 和人力能力不足（28%)。20%的成员（主要在亚洲) 提及地缘政治挑战。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深入分析了各威胁因素的复杂性。栖息地退化与其他威胁具有协同效应（synergistic effects)：栖息地质量下降导致食物可获得性降低和变异增大，促使熊类寻求人为食物来源，进而引发人熊冲突和报复性致死；栖息地斑块缩小和隔离则使熊类更易遭受偷猎。非法贸易在东南亚尤为严重，廉价铁丝套（wire snares) 的泛滥使用导致偷猎对象日益不分种类。人熊冲突的驱动因素包括人类活动向熊类栖息地扩张以及熊类种群向人为景观的恢复性扩展。道路致死虽数据较易获取，但道路对野生动物的影响远超车辆碰撞本身，还包括增加偷猎者可及性、栖息地破碎化和干扰效应，以及可能形成食物丰富但高死亡率的"生态陷阱"（ecological traps)。

保护活动的分析揭示了几个值得关注的模式。研究人员发现，亚洲55%-70%的成员进行过种群评估，这与系统文献综述显示的亚洲熊类仅10项严谨种群估计研究形成鲜明对比，暗示大量评估工作可能未发表。45%的成员参与过保护规划制定，表明存在众多地方层面的规划努力。尽管BSG本质上是一个网络交流平台而非直接行动组织，但许多成员仍积极参与了直接保护行动，且这些行动通常与高度威胁相对应。有趣的是，栖息地保护行动的参与度较高，部分原因是许多亚洲成员参与的是多物种或生态系统层面的保护，其栖息地努力未必专门针对熊类。

保护有效性的地区差异反映了深层结构性因素。北美洲的成功案例——特别是美洲黑熊（Ursus americanus) 的显著恢复——主要归因于有效的狩猎管理、种群监测和栖息地保护。欧洲多数棕熊种群的增长则部分归因于人类人口迁移和土地覆盖变化带来的栖息地适宜性改善，保护努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南美洲安迪斯熊保护的有效性被评价为可变，主要受政府支持和资源不足制约。亚洲保护有效性最低，尽管保护努力规模可观，但除大熊猫外，多数熊类保护未能跟上威胁步伐。大熊猫是显著例外，其保护成功得益于大量资金投入、大型国家举措和国际合作。

与红色名录评估的比较是该研究的重要贡献。研究人员发现，尽管许多调查参与者曾参与编制熊类红色名录评估，但调查结果与2016-2017年的评估存在若干关键差异：栖息地威胁在红色名录中未被强调为亚洲黑熊、安迪斯熊和懒熊的首要威胁；开发剥削的物种间对比在调查中更为突出；人熊冲突在亚洲棕熊中的高度威胁在红色名录中未被提及；气候变化的未来威胁在亚洲棕熊评估中缺失。研究人员认为这些差异主要源于空间尺度（局域与分布区范围) 和时间尺度（当前条件与30年窗口期) 的不同，以及贡献者数量和调查标准化程度的差异。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本次调查详细记录了BSG成员开展的多样化保护活动，这些活动大多由成员个人而非志愿者组织完成。最令人欣慰的是，同一地区的成员对威胁的评估趋于一致，且许多人投身于应对高度威胁的行动。然而，亟需更多严谨研究来检验、比较、改进和调适熊类保护努力，这需要配套的成功测量方案。鉴于熊类是高知名度、具有魅力的类群，且常与人类发生互动，推进其保护具有高度社会关注。虽然研究人员认同扩大保护规模的呼吁，但保护主要在地方层面开展且具有情境依赖性，扩大规模涉及协调大量人员，而IUCN SSC专家组正适合于促进信息共享和协调合作。该研究的最终价值在于，其获取的详细、空间显式的信息超越了现有红色名录评估，将为下一次熊类红色名录更新提供重要改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