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stems》：Does Digit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romot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Evidence from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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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从空间视角考察数字技术发展如何影响创业活动。现有研究主要强调数字技术对当地创业的影响，而对这种影响是否通过空间关联向跨城市延伸关注相对有限。本研究利用手工整理的大规模工商注册数据，构建了涵盖2006—2020年中国281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集
本研究从空间视角考察数字技术发展如何影响创业活动。现有研究主要强调数字技术对当地创业的影响，而对这种影响是否通过空间关联向跨城市延伸关注相对有限。本研究利用手工整理的大规模工商注册数据，构建了涵盖2006—2020年中国281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集。应用空间自相关检验和空间计量模型识别数字技术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城市创业活动呈现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在控制空间相关性后，数字技术发展显著促进本地创业活动，并对周边城市产生正向溢出效应。效应分解结果显示，数字技术的间接效应强于直接效应，表明空间溢出是数字技术影响创业活动的重要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效应在不同技术类型、城市规模、城市层级和地理位置间存在差异。距离带检验表明，正向溢出效应随地理距离增加而减弱。总体而言，数字技术可以通过区域关联促进创业活动，但其空间影响取决于实际的城市间联系。
研究背景与问题：数字技术作为重塑资源配置空间分布的重要力量，能够降低数据存储、计算与传输成本，减少跨区域信息流动的经济成本，从而削弱空间摩擦。尽管现有研究证实电子商务可提升偏远地区消费者的市场可及性，但基于eBay和Mercado Libre的在线交易数据仍显示距离对跨区域交易存在抑制作用，数字技术弱化空间摩擦并非在所有地区均匀发生，更可能表现为距离约束弱化与本地化集聚扩散并存。与此同时，数据交易平台建设、公共数据开放及数字基础设施完善进一步释放了数据要素低复制成本与高可共享性的优势，使数字技术具备低成本跨区域传输扩散能力。区别于传统工业集聚对地理临近的高度依赖，数字技术可通过数字平台、信息网络与数据流拓展资源配置的空间边界。然而，现有关于数字技术与创业活动关系的研究多基于区域内或非空间视角，隐含假设不同区域相互独立，忽略了城市间通过产业关联、要素流动和信息传递形成的紧密联系。创业活动作为高度依赖动态市场信息获取与资源匹配的经济活动，不仅受本地资源禀赋和制度环境约束，也与非本地市场知识溢出和跨区域要素互动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从空间视角进一步考察数字技术对创业活动的跨地区影响与空间效应。
研究设计：研究人员构建了覆盖中国281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2006—2020年平衡面板数据集。样本城市创业活动数据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工商注册记录，经过严格清洗程序，按注册日期识别各城市每年新进入市场企业数量，并以人均企业注册数衡量创业活动；数字技术发展水平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关键数字技术专利分类体系》，利用国际专利分类号识别筛选关键数字技术专利，以人均数字技术专利数为核心解释变量，另将关键数字技术专利划分为数字基础设施技术、数字智能支持技术和数字融合应用技术三类；城市级控制变量包括以人均GDP对数衡量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对数、固定资产投资比率、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对数，并采用城市特征变量与样本前一年（2005年）交互项控制潜在内生性问题。空间权重矩阵采用基于城市间经纬度坐标计算的球面距离倒数平方构建，并经行标准化处理；同时构建邻接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用于稳健性检验。模型设定上，研究采用包含城市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 SDM），并通过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分解识别数字技术对创业活动的本地与跨地区影响。
主要结论与意义：经空间相关检验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研究发现城市创业活动呈现显著的空间依赖性，Moran's I指数在2006—2020年间均为正且在1%水平显著。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发展显著促进本地创业活动，其空间滞后项系数显著为正，效应分解表明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大于直接效应，说明数字技术通过空间渠道对创业活动的扩散效应占据更重要地位。异质性分析发现：（1）技术类型方面，数字智能支持技术效应最突出，数字基础设施技术次之，数字融合应用技术相对较弱；（2）城市规模方面，中小城市的间接效应显著高于大城市，空间溢出效应在中小城市更为敏感；（3）城市层级方面，外围城市本地效应更强，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数字技术发展的溢出响应更显著；（4）地理位置方面，东部地区空间溢出效应最稳定，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跨城市外部驱动效应相对不足，东北地区则呈现显著负向空间溢出。距离带检验证实正向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相邻或相对短距离范围内，随距离增加而减弱并趋于不稳定乃至消失。上述结论在替换空间权重矩阵、采用互联网普及率替代变量以及工具变量法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
该研究将数字技术发展视为嵌入跨地区创业系统的系统性力量，突破了传统仅关注本地效应的分析框架，建立了数字技术—创业活动—空间溢出的统一系统导向分析框架，对于理解数字技术在区域创业系统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理论和政策意涵。论文发表于《Systems》期刊。
关键技术方法：研究基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2006—2020年超过2亿条工商注册记录手工构建城市级创业活动面板数据，基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和国际专利分类号识别关键数字技术专利；采用基于逆平方地理距离的空间权重矩阵，运用Moran's I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构建包含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通过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分解识别空间溢出效应；按城市常住人口100万阈值划分城市规模，按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其他地级市划分城市层级，按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划分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回归；设置80公里和100公里两种步长构建距离带变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空间溢出边界检验；以1984年每万人邮局数与时间趋势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说：数字技术通过数据使能、网络化和平台化降低信息搜寻与交易匹配成本，拓展创业者对外部市场和非本地资源的获取。基于数字创业生态系统与传统区域集群的差异性，数字技术优势可通过数据流、信息流和知识网络向外扩散，形成具有正外部性的空间传导渠道。创业活动的知识溢出理论指出，未被现有组织充分吸收或商业化的知识可转化为创业机会。数字技术降低创业者获取外部市场信息、识别商机和对接非本地资源的成本，使创业活动更少受本地资源条件约束。然而，现有研究多基于非空间视角，忽略城市间通过产业关联、要素流动和信息传递形成的空间联系。据此，研究提出五项假说：H1数字技术发展显著增强创业活动并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H2溢出效应在不同规模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H3中心与外围城市的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H4不同地理区域的溢出效应存在显著差异；H5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地理衰减特征和空间边界。
实证结果与分析：
空间相关分析：基于地理距离权重矩阵的Moran's I检验显示，2006—2020年间创业活动和数字技术发展的Moran's I指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显著，表明两者均呈现显著的城市层面空间集聚特征，且数字技术的空间集聚程度随时间推移明显增强。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LM检验显示空间滞后效应和空间误差效应均显著存在。Hausman检验支持固定效应模型。LR检验拒绝将空间杜宾模型简化为空间滞后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故保留完整的空间杜宾模型设定。结果显示，创业活动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在各类模型中均显著为正，数字技术变量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其空间滞后项系数亦显著为正。效应分解表明，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说明数字技术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不仅限于本地城市，通过空间渠道的扩散效应占据更重要地位。
不同数字技术类型的空间溢出效应：三类数字技术的空间自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估计系数和空间滞后项系数均显著为正。效应分解显示三类技术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且间接效应普遍大于直接效应。比较而言，数字智能支持技术效应最突出，数字基础设施技术次之，数字融合应用技术相对较弱。这与不同技术类型的功能定位有关：越接近底层支持和智能决策功能的技术，其跨区域辐射带动效应越强；越接近特定应用场景的技术，其空间扩散效应越弱。
稳健性检验：替换为邻接矩阵和经济-地理矩阵后，数字技术的空间滞后项仍显著为正，间接效应普遍大于直接效应，在经济-地理矩阵下溢出效应更强。以互联网普及率替代专利指标后，核心结果保持一致。以1984年每万人邮局数与时间趋势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第一阶段系数显著为正，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大于Stock-Yogo临界值，第二阶段数字技术系数显著为正，空间模型中拟合值及其空间滞后项均显著为正，效应分解结果支持基准结论。
异质性分析：
城市规模异质性：以常住人口100万为界分组，两类城市均存在显著空间溢出效应，但中小城市的外部驱动效应更为突出，间接效应显著高于大城市。原因在于中小城市本地创业条件有限，更依赖外部信息、市场连接和数字应用扩散，周边地区数字技术发展更容易弥补其本地资源约束。
城市层级异质性：中心城市的间接效应显著高于外围城市，而外围城市的本地直接效应更强。这表明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数字技术发展的溢出响应更显著，空间联动特征更明显；外围城市则更直接受本地数字技术发展的促进。需注意这仅表明中心城市对周边溢出响应更强，而非直接证明中心城市向外部扩散创业效应。
地理位置异质性：东部地区的间接效应显著为正，空间溢出效应最稳定；中部和西部地区本地促进效应较强，但跨城市外部驱动效应相对不足；东北地区呈现负向空间溢出，间接效应显著为负。这可能与东北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的重工业依赖、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人口外流和创业活力不足有关，周边城市数字技术发展可能加剧有限创业资源和投资机遇的竞争，产生替代效应而非知识溢出。
空间溢出边界检验：通过80公里和100公里步长构建距离带变量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本地数字技术发展对创业活动有正向影响，邻近城市数字技术发展也能产生外部驱动效应，但随着空间距离扩大，正向效应逐渐减弱，在中等距离后趋于零或波动，置信区间逐渐覆盖零值。表明空间溢出效应主要集中于相邻或相对短距离范围，并非无限延伸。
讨论与研究结论：研究为理解数字技术发展与创业活动的关系提供了空间视角。现有研究多关注数字技术对本地创业活动的影响，本研究进一步证实此类效应通过空间关联向跨城市延伸。数字技术不仅作为单一城市内部的发展条件发挥作用，还可能通过区域间信息扩散、市场连接和机会传递影响创业活动，将两者的关系从本地效应拓展至空间溢出效应。通过技术类型、城市特征、地理位置和距离边界分析，研究显示数字技术的创业效应并非均匀发生，而是受城市间空间关联和区域结构差异塑造。
政策含义方面，促进数字技术和创业的政策不应仅聚焦单个城市，还需关注区域联动。地方政府可加强城市间合作、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信息共享机制；中小城市应提升对外部数字资源的吸收能力；中心城市可增强区域协调和资源匹配功能；区域差异亦需考虑，东部地区正向溢出效应更稳定，中西部地区需进一步强化市场一体化和数字资源共享。由于溢出效应随距离衰减，创业政策应更重视邻近城市合作和区域集群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