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havioral Sciences》：The Effect of Communication on Childcare Utilization Intention Among Mothers of Children Under Three Years of Age: A Controlled Trial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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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服务的宣传沟通已被认为是促进其发展、应对低生育率问题的关键策略之一；然而，关于该措施有效性的实证证据仍然有限。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本研究在中国西安市开展了一项定量对照政策现场试验，以考察托育服
托育服务的宣传沟通已被认为是促进其发展、应对低生育率问题的关键策略之一；然而，关于该措施有效性的实证证据仍然有限。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本研究在中国西安市开展了一项定量对照政策现场试验，以考察托育服务沟通如何影响0-3岁儿童的母亲对托育服务的利用意愿及其决定因素（样本量 n = 101）。干预措施包括三种沟通渠道：横幅宣传；社区内在托儿童表演；以及针对目标母亲的在线育儿课堂。在沟通干预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在意愿相关方面基本无显著差异。干预后，实验组的态度和主观规范显示出显著改善，而感知行为控制和利用意愿的改善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为了进一步提高托育服务沟通的有效性，未来的工作可以侧重于利用基层网络和扩大沟通的目标人群。
近年来，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生育率的下降以及对早期儿童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入，托育服务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托育服务不仅关系到儿童的健康成长与早期能力发展，也直接影响着母亲的劳动力供给。然而，尽管需求迫切，托育服务的实际利用率却普遍偏低。截至2023年底，中国三岁以下儿童的入托率仅为7.86%，意大利、捷克共和国和波兰等国也面临着类似困境。针对中国母亲的调查数据进一步显示，仅有24%的母亲打算使用正式托育服务。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家长，特别是母亲，较低的托育服务利用意愿。
为了理解母亲的利用意愿，学者们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这些影响因素可被归纳为三类：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态度反映了家长对成本与效益的理性权衡；主观规范体现了来自家庭、朋友和邻居的信息与建议影响；感知行为控制则聚焦于家长对机构质量与价格的感知。尽管认知在塑造托育需求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关于沟通干预有效性的实证研究证据依然相对匮乏。家长们往往缺乏足够的托育知识，而现有的少数实验研究多集中于无子女女性或单一信息类型，对于已有幼儿母亲群体及针对质量担忧等多重障碍的综合干预效果尚不明朗。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对照试验设计，填补这一空白，为优化托育服务推广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人员基于TPB构建了一个沟通干预框架，干预内容包括托育服务功能、机构质量信息和优惠政策三大板块，分别靶向改善母亲的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研究采用线下（如横幅、社区表演）与线上（如微信群、在线课堂）相结合的多元渠道进行信息传递。
研究背景与意义
本研究发表于《Behavioral Sciences》杂志。研究背景直指当前全球面临的低生育率挑战与女性工作-家庭平衡难题，阐明了提升托育服务利用率的紧迫性。现有研究多停留在理论探讨或政策建议层面，缺乏强有力的实证支撑。本研究通过开展前瞻性对照政策现场试验，首次将TPB的三个核心构念作为干预靶点，系统评估了综合沟通策略对0-3岁儿童母亲心理认知及行为意愿的实际影响。这不仅为理解托育决策机制提供了初步的实证证据，也为政府制定精准的托育服务推广政策指明了方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社会现实意义。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在中国西安市开展，研究对象为0-3岁儿童的母亲。研究采用了前瞻性对照政策现场试验设计，共纳入101名参与者，分为实验组（52人）和对照组（49人）。在为期一个月的干预期内，实验组接受了由社区工作人员和托育机构教学人员实施的综合沟通干预，包括悬挂宣传横幅、组织社区内在托儿童文艺表演以及举办在线育儿直播课程。对照组则不接受任何干预。数据采集通过电话问卷调查完成，分别在干预前（基线调查）和干预结束半个月后（随访调查）进行。数据分析采用差异中的差异(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模型来评估净干预效应，并使用带有5000次重复的自举法(Bootstrap)进行探索性中介效应分析，以检验TPB各构念在干预与意愿关系中的潜在传导作用。
研究结果
3.1. 参与者的人口学特征
最终分析样本共包含101名母亲，两组参与者平均年龄约为33岁，多数拥有大专或本科学历，就业于公共部门或国有企业，家庭年收入低于15万元。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对照组儿童的平均年龄略高于实验组，但在后续回归分析中将其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确保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3.2. 基线平衡与描述性统计
基线平衡测试表明，除祖父母支持度存在边缘显著差异外，两组在其余核心变量上均无显著差异。描述性统计数据显示，在干预前后，实验组在态度、主观规范等维度的均值变化方向与假设预期一致，为后续的因果推断奠定了基础。
3.3. DID回归结果
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沟通干预对母亲认为“送1-3岁儿童入托是必要的”这一态度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了假设1a。同时，干预也显著提升了孩子祖父母对使用托育服务的支持度（主观规范），支持了假设2b。然而，干预对“送托利大于弊”的态度、丈夫的支持度、感知行为控制（包括机构质量、师资专业性和价格合理性）以及最终的托育服务利用意愿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假设1b、2a、3和4未得到支持。效应量计算表明，干预对必要性和祖父母支持度的改善具有中等程度的效应量(Cohen's d分别为0.58和0.53)。
3.4. 探索性中介分析
通过偏差校正自举法进行的探索性中介分析发现，祖父母支持度的间接效应在0.10水平上接近显著，母亲对入托必要性的态度的间接效应也接近边际显著。这表明沟通干预可能通过改善家庭内部的主观规范来间接影响母亲的利用意愿，但其余中介变量的效应均未达显著水平。
讨论与结论
基于对照试验的结果，本研究发现托育服务沟通干预与中国0-3岁儿童母亲的某些TPB构念改善存在关联。具体而言，干预显著改善了母亲对“送1-3岁儿童入托必要性”的态度以及主观规范（主要体现在祖父母支持度的提升）。然而，感知行为控制和利用意愿的改善并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讨论部分指出，尽管态度和主观规范有所提升，但利用意愿并未相应增加，这可能是因为感知行为控制（如对服务质量、师资和费用的担忧）未见显著改善，从而削弱了前两者的促进作用。此外，实际的入托决策还受到服务可及性和成本等更广泛的结构性与经济性因素的制约，短暂的沟通干预难以完全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未来的托育服务沟通干预应同时关注TPB的三个核心构念，特别是要着力提升家长的感知行为控制感。
在实践层面，研究建议应进一步发挥基层行政人员的作用，并利用街道办和社区与幼儿家庭的紧密联系，协助托育机构开展沟通活动。同时，鉴于父亲也是家庭托育安排的重要决策者，未来的沟通工作应将目标人群扩展至父亲，根据其信念和规范参照调整沟通内容。
尽管本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初步证据，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受限于现场试验的性质，研究未能实现完全的随机分组，且仅有两波数据，无法严格评估平行趋势假设。其次，有限的样本量和社区数量可能限制了统计推断的效力。最后，大多数TPB相关变量仅采用单项目或双项目测量，且部分依赖母亲的自陈报告数据，可能存在主观偏差，未来研究需结合更严谨的量表并追踪实际的入托行为。
结论翻译
基于对中国西部0-3岁儿童母亲的一项对照试验，本研究为托育服务沟通干预的有效性提供了初步的实证证据。通过横幅宣传、社区内在托儿童表演和在线育儿课堂这三种渠道，干预显著改善了母亲对“送1-3岁儿童入托必要性”的态度以及主观规范（主要体现在祖父母支持度的提升）。然而，感知行为控制和利用意愿的改善并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探索性中介分析显示，通过祖父母支持度的间接效应接近边际显著。这些发现表明，沟通干预可能对某些心理构念产生积极影响，尽管在本研究中其对利用意愿的影响尚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
在此基础上，政府部门可考虑在适宜地区探索持续的托育服务沟通试点项目，提供政策支持和财政补贴，鼓励社区与托育机构之间的协作。托育机构在政府的协调下，可实施沟通活动，并向目标家庭传递便捷的托育信息。未来的工作可以扩大目标人群，特别是将父亲纳入考虑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