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Does Cultural Conceptualisation of Empowerment Matter in Mental Health Promotion? Insights From the Linking Heart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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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赋权（Empowerment）一直被用作心理健康促进的概念指导。数十年的跨文化研究证据表明，赋权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性概念，其机制因不同的社会、政治和制度背景而异。然而，这些差异如何影响实践中的实施，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具有独特社会政治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赋权（Empowerment）一直被用作心理健康促进的概念指导。数十年的跨文化研究证据表明，赋权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性概念，其机制因不同的社会、政治和制度背景而异。然而，这些差异如何影响实践中的实施，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具有独特社会政治结构的非西方环境中，仍未得到充分检验。本研究借鉴加拿大与中国之间的一项跨国实施性研究项目的结果，探讨了在中国高校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的干预项目中，心理赋权（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是如何被体验的。通过对焦点小组数据（Focus Group Data）和参与者培训后活动日志的分析，研究人员揭示了参与者在参与ACE-LYNX心理健康干预期间和之后体验赋权的独特细微差别。研究发现，他们的赋权体验与中国文化价值观和中国高校的制度特征交织在一起。研究人员识别出三个主题（关系性反思、适度批判和家庭参与），以展示赋权的个人内（Intrapersonal）、互动性（Interactional）和行为（Behavioural）成分如何在个体层面进行本地化参与。本文阐述了社会文化因素如何与赋权概念交织，并有助于对基于赋权的心理健康干预形成情境丰富的理解。
**论文解读：心理健康促进中赋权文化概念化的意义——基于“心连心”项目的实证研究**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
赋权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个复杂且具有影响力的概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它被广泛应用于社区心理学、社会工作、咨询、社区教育和健康促进等领域，被视为一种通过积极、参与性过程使个人和群体获得更大生活控制权、保障权力与权利并倡导社会正义的重要理念。然而，赋权是一个高度情境化的概念，其机制受到当地文化、社会和政治条件的深刻影响。已有研究表明，在非洲、拉丁美洲、原住民及其他非西方环境中，集体导向的路径、关系性身份认同和基于文化的意义建构通常是赋权的主要机制，而非西方框架所主导的个人导向的自主性和自我倡导。
尽管跨文化证据不断积累，但中国在赋权文献中仍是一个研究显著不足的语境。中国独特的儒家和道家伦理、等级制的制度结构，以及国家、社区与个人之间的独特关系，构成了一系列尚未与心理赋权理论（Psychological Empowerment）系统关联考察的情境条件。随着赋权成为全球心理健康促进的核心价值，在缺乏对中国本土社会文化现实实证基础的情况下应用西方框架，可能导致干预措施无效甚至适得其反。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分析“心连心”项目（Linking Hearts Project）的定性数据，探讨在中国社会文化和政治背景下，赋权是如何被理解和体验的。该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Community》期刊上。
**二、 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数据来源于“心连心”项目。该项目是一项加中合作的心理健康倡议，针对中国高校学生和照顾者。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焦点小组访谈和参与者月度活动日志分析。项目获得了多伦多城市大学、约克大学及中国九所合作高校的伦理批准。研究样本来自中国山东省六所高校和一个心理健康中心的参与者，包括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大学教授、教职员工和学生事务工作者。共有151名参与者完成了为期5天的面对面“接纳与承诺赋能”（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o Empowerment, ACE）干预培训。研究人员在培训前、培训后立即和培训后3个月三个时间点收集了评估问卷，并邀请参与者提交在线月度活动日志。此外，随机选取了27名完成干预的参与者参加了三个焦点小组，以探讨他们的学习体验和培训后ACE策略的应用情况。数据分析采用演绎分析法（应用Zimmerman的心理赋权框架）和归纳分析法（基于参与者情境化体验的自下而上方法）相结合的方式，旨在理解参与者的本土视角、细微差别，并反思西方既有概念与本土化经验之间的张力。
**三、 主要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六所高校的服务提供者在ACE心理健康干预期间和之后体验到了赋权，但这些体验与西方起源的赋权框架存在显著差异，反映了儒家关系伦理、道家和谐变革取向以及国家监管和高权力距离（High-power Distance）的结构性现实。研究识别出表征赋权体验的三个关键方面：关系性反思、适度批判意识和家庭参与。
**3.1 自我认知与关系性反思**
在Zimmerman的理论框架中，赋权的个人内成分涉及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包括特定领域的感知控制、自我效能感、控制动机、感知能力和掌控感。研究发现，在中国语境下，个人内赋权呈现出一种根本上的关系性形式，这与儒家通过社会关系、等级制度和道德义务构建自我的观念一致。参与者的自我效能感提升并非孤立发生，而是通过我们称之为“关系性自我反思”的过程触发和表达的。活动日志数据显示，参与者的自我洞察往往通过与父母、子女等家庭关系的互动而获得。例如，一位参与者意识到自己在父母面前总是扮演孩子的角色，并希望改善沟通；另一位参与者在孩子生病后反思到自己对孩子期望过高。这表明，自我认知的增强紧密地嵌入在履行家庭义务和改善家庭关系的过程中，体现了儒家“修身”与“齐家”相关联的自我修养路径。
**3.2 批判意识与非冲突性动员**
赋权的互动性成分指的是对个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批判性理解，包括不平等的原因和实现目标所需的资源。研究发现，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以强有力的国家监管、垂直治理结构和相对较高的权力距离为特征），批判意识以一种独特的形式表现出来，即“适度批判意识”。参与者批判性地反思了文化和组织环境如何阻碍他们作为高校心理健康支持者的基层工作。最突出的障碍是围绕心理健康问题的根深蒂固的文化污名（Stigma），儒家文化中“面子”和家庭和谐的强调阻碍了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公开承认。此外，参与者还识别出制度性障碍。在中国高校，心理健康支持与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紧密交织，国家不仅设定了参与的制度参数，还积极塑造可接受的赋权形式和表达。因此，一线服务提供者的自主性受到显著限制。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表达批判和寻求改变的方式是务实的，他们倾向于寻求自上而下的领导支持，而非自下而上的对抗性动员。例如，参与者强调需要学校核心领导层的支持来推广项目，这反映了在高权力距离文化中，通过与现有层级结构结盟来寻求赋权的策略，也契合了道家强调渐进、和谐变革而非激进转变的取向。
**3.3 社区参与和家庭参与**
赋权的行为成分指的是个人通过社区参与对社会和政治环境施加影响的行动。研究发现，干预后，参与者确实在社区层面组织了促进心理健康的活动。然而，最具文化独特性的发现是，行为赋权并非主要通过正式的社区或组织参与来表达，而是最持续、最强烈地通过我们称之为“家庭参与”的形式表达，即在家庭关系（包括家人和亲密朋友）中积极应用赋权知识和技能。活动日志和焦点小组数据显示，参与者将正念（Mindfulness）、认知解离（Cognitive Defusion）等ACE策略应用于帮助配偶缓解压力、指导失眠的家人进行静坐冥想、改善与父母的沟通、以更平和的方式教育子女，以及支持有抑郁倾向的朋友。这种“家庭参与”的突出地位需结合中国的文化和结构动态来理解。在文化上，儒家框架将家庭（以及扩展的亲密朋友圈）视为道德培养和社会秩序的基础场域，而非与公共生活分离的私人领域。在结构上，国家监管和垂直治理塑造了集体赋权的路径和边界，可能限制正式社区动员的空间，使得家庭领域成为一个在文化上更受偏好、在结构上更易触及的赋权起点。因此，在家庭和亲密关系中的赋权行动，在中国语境下本身就承载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社会责任，而非一种需要“升级”到社区参与的初级形式。
**四、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讨论部分强调了将赋权体验置于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理解的重要性。研究发现，参与者的赋权体验通过关系性反思、适度批判意识和家庭参与得以具体化。家庭作为一个中介结构，连接着个人赋权与更广泛的社会系统，这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相契合。研究指出，这种关系性和家庭中心的模式并非中国独有，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社区和柬埔寨边缘化社区的研究中也观察到类似模式，表明这是非西方集体主义社会中更广泛的模式。本研究补充了在中国语境下这些关系动态如何通过儒家自我修养伦理、道家和谐变革取向以及中国高校特定的制度约束而结构化的文化特异性描述。
针对可能认为缺乏政治动员和激进挑战因此不是“真正赋权”的批评，讨论部分援引学者观点指出，在经历相对无权感和制度约束的语境中，初始的参与和个人能力建设是更广泛社区和结构变革的关键基础。本研究记录的关系性自我反思和家庭参与代表了长期赋权过程中文化合法且战略必要的阶段。同时，研究强调了“适度批判意识”反映了根植于道家、儒家“中庸”、“和谐”传统的文化逻辑，以及中国组织环境中强有力的国家监管、垂直治理和高权力距离的结构现实。在这种背景下，一些旨在挑战权力的倡议可能不切实际，理论家应重新思考这种本土化实践的可行性，并将其纳入赋权的概念化中。
在组织层面，研究发现，来自高校领导层的制度支持是集体心理健康促进活动的关键促成条件，但这一支持常常缺失或不一致。这意味着在中国高校，可持续的基于赋权的心理健康促进需要有意识地争取制度领导层的参与，并将其作为核心组成部分，例如确保为健康活动分配专门时间、将心理健康目标纳入部门绩效框架、建立前线服务提供者与决策者之间的正式沟通渠道。
**研究结论指出：** 本文为不断增长的非西方背景下基于赋权的干预研究做出了贡献，并为未来健康促进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重要见解。通过分析定性数据，我们探讨了参与者在基于证据的ACE-LYNX心理健康干预期间和之后体验赋权的独特细微差别。本研究强调了理解社会文化环境和关系背景如何塑造人们理解和体验赋权的方式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中国高校环境下的心理健康干预中。我们的核心论点并非中国参与者因文化独特而体验不同，而是已知的赋权维度——自我效能感、批判意识和行为能动性——是文化定位和社会塑造的。在中国高校进行有效的基于赋权的心理健康促进必须同时在个人、组织和结构层面运作：通过关系和家庭参与的方法建设个人能力；将获得制度领导支持作为结构性条件；倡导国家政策框架为持续的社区层面心理健康促进创造有利条件。我们的研究结果还表明，赋权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离不开对基于赋权的干预措施的情境化理解，以及将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纳入概念化之中。通过对关系性反思、适度批判意识和家庭参与体验的概念化，本研究可被视为一项初步的理论努力，旨在更深入地理解心理赋权的各个成分如何在当地语境中相互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