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教育中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采用的学生聚类画像分析:面向个性化学习支持的设计

《Proceedings of the Design Society》:Generative AI adoption in engineering: a cluster analysis of student profiles for designing personalized learning support

【字体: 时间:2026年07月03日 来源:Proceedings of the Desig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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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 GenAI)融入工程教育,需要深入理解学生多样化的采用模式。本研究以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及其扩展构念为基础,对调查数据开展聚类分析(cluster an

  
将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 GenAI)融入工程教育,需要深入理解学生多样化的采用模式。本研究以技术接受模型(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及其扩展构念为基础,对调查数据开展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以构建差异化的用户画像。研究识别出四类用户画像:赋能乐观型(Empowered Optimizers)、主流务实型(Mainstream Pragmatists)、怀疑极简型(Skeptical Minimalists)和伦理成就型(Ethical Achievers)。研究结果对“一刀切”(one-size-fits-all)的做法提出挑战,为设计针对性教学策略、GenAI培训及伦理准则提供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框架。
研究背景: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工具正在重塑工程设计教育,但学生的采用路径并不一致。现有许多研究仅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在全样本中估计“平均”效应,把学生视为同质群体,这可能掩盖不同子群体在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与学习价值上的显著差异。为了超越“一刀切”的干预方式,有必要对学生进行画像划分,识别其在TAM核心变量与伦理关切、自主性、自我效能、社会情境影响等扩展变量交互作用下的潜在类型,从而为个性化学习支持提供依据。因此,研究人员在美国东南部一所大型公立大学工程学院面向“工程热力学”课程本科生开展了问卷调查。

研究方法:研究采用两阶段方法。首先,研究人员通过专家评审迭代设计了在线问卷,该问卷以TAM及其扩展构念为理论基础,涵盖技术认知、伦理关切、自主性与自我效能、社会情境影响以及人口学与学业背景五大构念共15个变量;除人口学与学业背景及家庭财务状况外,10个核心题项采用1到5的李克特量表。问卷调查共回收210份,经完整性与一致性筛选后得到192份有效问卷。随后,研究人员使用IBM SPSS Statistics进行数据分析:先以肘部法(Elbow method)和轮廓系数(Silhouette scores)确定最优聚类数为4,再采用K-means聚类将学生划分为四个稳定类别;继而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验证簇间差异显著性(p < .001),并借助线性判别分析(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得到的三维空间图展示类间分离,最后比较15个变量的均值以构建画像。

研究结果:聚类分析识别出四类稳定的GenAI用户画像。第一类“赋能乐观型”(n = 51),平均学分绩点(GPA)约3.59,多为男性且多数拥有实习经历;该组提示工程能力最强(均值4.55),倾向于组合多种工具(4.12),感知有用性与易用性均高,自主学习信心强(无需培训即可使用:4.10),未来使用意愿最高(4.47),同时对过度依赖(4.08)与学术不端(3.765)保持清醒认知。第二类“主流务实型”(n = 60),GPA约3.61,同样以男性为主且多数有实习经历;该组提示能力较高(4.33),认为GenAI高效(4.07)且易用(4.20),未来使用意愿高(4.35),但很少组合工具(2.57),且伦理关注度最低。第三类“怀疑极简型”(n = 19),GPA约3.48,提示优化(2.21)与多工具组合(1.42)均低,感知效率(1.79)与输出质量(1.58)最低,对是否需要培训态度中立(3.42),未来使用意愿低(2.47),但对过度依赖(3.42)与学术不端(2.37)仍有中度担忧。第四类“伦理成就型”(n = 62),GPA约3.54,女性比例最高(24.2%),提示优化能力不低(4.26)且认为GenAI易用(4.23),但他们有意限制使用、组合工具甚少(1.63),未来使用意愿中等(3.82),在所有画像中对过度依赖(4.37)与学术不端(3.98)的担忧最强。

讨论与意义:该论文发表于《Proceedings of the Design Society》。从扩展TAM视角看,四类画像揭示了不同的心理机制。“赋能乐观型”印证了经典TAM路径,即高感知有用性和高感知易用性驱动高频使用,他们可作为设计团队中的“AI增强型创新者”,利用多工具加速早期构思与后期优化;“主流务实型”显示有用性与易用性并不足以推动深度探索,他们更适合担任“AI高效执行者”,以熟悉工具完成建模与技术文档等任务;“怀疑极简型”提示信任、负面体验与情感因素同样会影响拒绝行为,在教育中应通过可解释AI界面与对比案例帮助其建立信任,使其成为“批判验证者”;“伦理成就型”则最为关键地说明,伦理风险感知可超越TAM的积极作用而成为核心决定因素,他们可作为“负责任设计的守护者”,主导知识产权、偏见检查与合规决策。在设计教育中,这些画像支持从统一的AI素养课程转向差异化的“设计师—AI共创能力”培养:对乐观型强调AI工作流管理与多工具整合,对务实型强化任务—AI匹配与流程自动化,对极简型注重批判性评估与失败模式识别,对成就型嵌入伦理治理、知识产权与偏见检查表。研究还建议在高年级项目课程中采用不同提示与任务支架,如探索型、边界型、批判优先型与治理型提示,以匹配各画像的学习需求。除性别在“伦理成就型”中表现突出外,大多数人口学变量对聚类影响有限,反映出工程样本内部的同质性。

结论:本研究表明工程学生对GenAI的采用并非单一模式,而是由赋能乐观型、主流务实型、怀疑极简型与伦理成就型四类心理一致的画像共同构成,传统TAM变量与伦理风险感知、自主学习倾向交互作用。齐一化的技术采纳模型并不充分,教育者应基于学生的信念、担忧与自信水平设计多样化学习支持。未来需要纵向研究追踪这些画像的稳定性及其对学习成果的影响,以构建更真实、持久的AI教育整合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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