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Building eco-digital advantage: the rol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linking digital capabilities to sustainable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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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通过运用其绿色与数字能力实现可持续创新与绩效提升。本研究基于动态能力视角（Dynamic Capabilities View, DCV）与知识基础观（Knowledge-Based View, KBV），构建了一个将大数据 analytics 能力（Big
企业通过运用其绿色与数字能力实现可持续创新与绩效提升。本研究基于动态能力视角（Dynamic Capabilities View, DCV）与知识基础观（Knowledge-Based View, KBV），构建了一个将大数据 analytics 能力（Big Data Analytics Capability, BDAC）、数字导向（Digital Orientation, DO）及绿色信息技术实践（Green IT Practices, GITP）与知识管理能力（Knowledge Management Capability, KMC）及创新产出相连接的概念框架。研究指出，上述数字能力有助于企业感知机遇、整合跨领域知识并重新配置资源。知识管理能力（KMC）充当中介角色，利用数字与绿色投入产生生态设计（Eco-Design, ED）与绿色流程创新（Green Process Innovation, GPI），最终改善经济绩效（Economic Performance, ECOP）。基于从多国供应链与物流行业收集的293份有效问卷，本研究的序列中介路径模型表明，BDAC、DO与GITP通过知识与创新能力间接提升企业绩效。具体而言，研究验证了知识与创新能力如何激发生态创新，成为企业环境可持续性的驱动因素。本研究对数字化转型、可持续性及知识管理文献作出两方面重要贡献：其一，阐明了动态能力在生态数字创新与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其二，为管理者如何有效协调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性提供实践指导。此外，研究强调知识过程在保障长期竞争力与可持续价值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本研究发表于《Journal of Innovation》，探讨数字能力与可持续绩效之间的复杂中介机制，旨在回应现有研究对"数字转型如何促进可持续经济进步"这一核心问题关注不足的局限。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21世纪的两大标志性特征——数字转型与环境可持续性，为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提升效率、增强竞争力及实现环境与社会目标提供了重要机遇。大数据、人工智能（AI）与物联网（IoT）等技术可帮助企业减少能源消耗、降低废弃物并促进长期商业模式发展，但数字能力转化为高质量经济价值的机制尚不明晰。企业在采用数字技术时需满足环境保护责任，整合社会、经济、生态及企业可持续价值，由此产生"可持续绩效"概念，即强调企业不仅追求经济绩效，还需实现社会与环境目标。本研究将可持续绩效界定为涵盖环境、社会与经济成果的伞形构念，同时将经济绩效（ECOP）作为其具体、可测度的财务维度，包括盈利能力、市场份额、运营效率与成本节约。现有研究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忽视了数字能力作用于可持续经济绩效的复杂机制，特别是知识机制的中介角色；另一方面，既有绿色创新研究主要聚焦于生态设计与绿色流程创新，但鲜有将数字导向或数据驱动能力纳入分析框架。此外，管理者在实践中亦面临挑战，即不仅需要采用技术，还需预测数字工具对企业经济目标的有效性。基于此，本研究提出核心研究问题：BDAC、DO与GITP等数字能力如何经由KMC及生态创新能力影响经济绩效？
**理论框架与研究设计**
本研究整合动态能力视角（DCV）与知识基础观（KBV）作为理论基础。动态能力视角强调企业在动荡环境中感知环境变化、把握创新机遇与重构资源的能力；知识基础观则将组织知识视为战略资源，其开发、共享与利用促进创新与绩效提升。KMC被定位为核心中介变量，将数字与绿色输入转化为生态创新及经济产出。具体而言，KMC将动态能力的三大微观基础操作化为具体知识流程：感知维度通过知识获取惯例实现，捕捉维度通过知识存储与共享惯例实现，重构维度通过知识应用惯例实现。
研究选取BDAC、DO与GITP作为三类动态能力前因变量。BDAC反映企业运用大数据技术、人力资源与治理体系从海量数据中提取可操作信息的能力，主要通过分析驱动的知识获取路径丰富KMC；DO体现企业运用数字技术实现创新与竞争的战略意图，是一种将领导力、文化与流程与数字转型对齐的组织心态；GITP则涉及信息技术的可持续设计、实施与消费，包括能效系统、虚拟化、云解决方案及电子废弃物管理，通过实践嵌入的知识整合路径贡献于KMC。两类生态创新作为结果变量：生态设计（ED）将环境因素纳入产品开发以减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生态影响；绿色流程创新（GPI）则重新设计或改进生产流程以降低废物、排放与能源消耗。
研究模型包含7条直接路径假设（H1-H7）与6条序列中介路径假设（H8a-H9c），从数字能力出发，经由KMC、生态创新，最终到达经济绩效。数据来源于美国、英国、南非和加拿大等国的供应链与物流行业专业人士，采用结构化问卷通过Prolific平台收集，获得293份有效问卷，样本量满足Westland关于测量项目数五倍以上的建议。变量测量均采用五点李克特量表，数据分析采用SmartPLS 4进行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建模（PLS-SEM）。
**研究结果**
直接效应检验显示，所有假设的直接效应均为正向且统计显著，但强度存在差异。在KMC的前因变量中，DO效应最强（β = 0.357, p < 0.001），BDAC具有中等正向效应（β = 0.177, p = 0.024），GITP效应相对较弱但仍显著（β = 0.145, p = 0.011），支持H1-H3。KMC对GPI效应极强（β = 0.629, p < 0.001），对ED效应中等偏强（β = 0.378, p = 0.001），支持H4-H5。两种创新路径均正向影响经济绩效：ED效应中等（β = 0.305, p < 0.001），GPI效应较弱但仍显著（β = 0.217, p = 0.014），支持H6-H7。
中介效应检验呈现差异化格局。BDAC通过KMC与ED/GPI影响ECOP的序列中介路径均未获支持，表明BDAC的分析洞察未能自动转化为创新成果。DO通过KMC与ED（β = 0.041, p = 0.012）及通过KMC与GPI（β = 0.049, p = 0.038）的序列中介均显著，是唯一在两条路径中均获支持的变量。GITP通过KMC与ED的路径边际显著（β = 0.017, p = 0.073），但通过KMC与GPI的路径不显著。
**讨论与理论贡献**
研究人员指出，研究发现揭示了企业如何将数字、知识与绿色创新潜力转化为经济和可持续利润的过程。这一转化并非线性，而是取决于企业处理知识并将其转化为生态创新的能力。KMC的出现作为连接企业能力与生态设计和绿色流程创新的关键中介，强化了知识整合在创新中的基础作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能力的差异化效应：DO作为高层级、系统级能力，能最有效地激活知识流程并推动两类创新；而BDAC和GITP等专门化能力则需更强的整合机制才能实现其全部价值。BDAC不显著的序列中介效应可从动态能力视角的"感知—重构"区分加以解释：BDAC主要强化感知环节，但其价值取决于后续的知识整合与执行对齐，没有有效的组织惯例嵌入，分析输出可能局限于决策支持而非驱动创新。GITP在GPI路径中的不显著则表明，绿色IT实践可能仍集中于IT领域内部，未能有效扩展至更广泛的运营流程。
研究在理论上作出三重贡献：第一，整合DCV与KBV，将KMC操作化为学习与重构过程的结合，丰富了知识管理微观基础研究；第二，将数字转型纳入绿色创新系统，使生态创新不再仅被视为合规或监管反应，而是有组织数字与知识能力的产物；第三，通过验证序列中介机制，展示了多种能力如何依次交互驱动绩效，将可持续价值创造概念化为复合性、分层性过程。
**管理启示与实践价值**
针对管理者，研究强调可持续性与盈利性无法仅靠技术采纳实现，其价值创造链条体现为：基于数字技术的知识获取、传播与利用的组织系统。具体而言，企业应按"战略导向→知识基础设施→创新执行"三层优先级进行投资：首先投资于数字导向（DO），确保后续分析工具与绿色IT投资能够被有效利用和扩散；其次发展跨职能协作惯例与持续学习系统，强化KMC；最后将分析能力（BDAC）和绿色IT（GITP）通过明确的知识转化机制（如分析-设计审查周期、跨职能"洞察-行动"工作流）嵌入创新流程，避免技术投资与组织目标脱节。
**研究结论**
本研究证实，数字能力通过KMC和生态创新影响经济绩效的过程是不均衡且路径依赖的。DO是最有影响力和一致性的驱动因素，通过有效知识整合实现两类生态创新；BDAC和GITP效应更有限或情境特定，其价值取决于嵌入组织知识流程和创新惯例的程度。这些结果凸显了KMC作为能力转化为可行动创新成果的核心机制作用。技术、知识与可持续性构成一个有能力的连贯系统，形成生态数字优势。在数字可持续性背景下，竞争优势并非源于拥有能力，而源于将其整合到推动可持续绩效的知识与创新系统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