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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人生转变被认为会影响脑衰老轨迹，但其发生时间及相应的认知相关性仍不清楚。既往研究表明，母性与中年期较年轻的脑预测年龄相关，但类似的特征是否在成年早期即已显现，以及此类特征是否伴随认知表现的差异，此前尚属未知。在一千余名年轻成年人（年龄22–37岁）中，研究
重大人生转变被认为会影响脑衰老轨迹，但其发生时间及相应的认知相关性仍不清楚。既往研究表明，母性与中年期较年轻的脑预测年龄相关，但类似的特征是否在成年早期即已显现，以及此类特征是否伴随认知表现的差异，此前尚属未知。在一千余名年轻成年人（年龄22–37岁）中，研究人员基于结构性磁共振成像（structural MRI）扫描估计脑预测年龄，并在液体认知（fluid cognition）与晶体认知（crystallized cognition）领域对认知功能进行了评估。在控制 chronological age（年龄）、intracranial volume（ICV，颅内体积）、socioeconomic status（SES，社会经济地位）和 body mass index（BMI，体重指数）后，母亲群体表现出显著较非母亲群体年轻的脑预测年龄；而在父亲与非父亲之间未观察到类似的关联。区域分析揭示了一种空间分布型特征，所有10个脑叶区域均呈现方向一致的降低，其中双侧额叶、左侧顶叶以及双侧皮层下/小脑区域经 false discovery rate（FDR，错误发现率）校正后仍保持显著。母亲群体较年轻的脑龄特征并未呈现与子女数量或 parental experience（父母经验）时长的分级关联，不支持成年早期存在严格线性累积暴露模式。尽管脑解剖结构显得更为年轻，母亲群体并未表现出更优的认知表现。相反，在协变量调整后，母亲群体的晶体认知呈轻度降低，父亲群体亦观察到类似的趋势，而液体认知在两性中均未表现出与非父母群体的显著差异。这种晶体认知上的跨性别趋同，结合仅于母亲中观察到的脑龄效应，提示母性的结构性与认知性相关因素可能具有部分不同的起源。综上，这些发现表明，与母性相关的脑预测年龄差异在分娩后数年内即已可观测到，但并未伴随相应的认知优势。
脑衰老轨迹在个体间存在显著差异，纵向研究已证实成年期存在异质性且区域分化的结构变化模式，这种异质性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加速脑老化可预测痴呆、认知功能下降及死亡风险。然而，驱动这些分化轨迹的决定因素尚未完全阐明。除遗传因素外，教育水平、体力活动及社会照护角色等生活史因素也与脑龄变异相关。现有基于人群的证据表明，向父母身份的转变与中年期较低的脑龄相关，但这种关联是否已可在成年早期被检测到仍属未知。确定群体水平差异首次出现的时间节点，对于理解生命历程事件如何与神经老化交汇至关重要。
脑预测年龄通过机器学习从结构性磁共振成像中估计，提供了一种系统水平的测量指标，用以反映大脑相对于实际年龄所呈现的"老化"程度。预测年龄与实际年龄之间的偏差——即脑龄差距（brain age gap）——具有有意义的个体差异：正值表明加速老化并可预测死亡风险，负值则通常被解释为反映更为年轻化的脑结构外观。既往研究已在常见脑障碍、可修饰暴露因素以及社会照护角色中观察到脑龄差距的关联，但父母与非父母之间的脑预测年龄对比迄今仅在中晚年得到记录，其在生命历程中的时间分布尚待解析。
纵向研究已证实，首次妊娠可诱导母体大脑发生显著的结构重塑，包括社会认知相关脑区的灰质减少，这些改变在产后2年仍可检测到，随访研究提示其可持续至产后6年。趋同的临床前证据亦表明，生殖经历可对小鼠海马结构和可塑性产生持久影响。这些变化可能影响脑老化轨迹，因为大规模人群研究最初报道了经产女性在中晚年具有更低的脑龄。然而，关于此类差异何时首次出现、是否伴随认知表现的变化，以及是否与性别相关，此前均不清楚。
该研究利用人类连接组计划年轻成人样本的横断面结构性磁共振成像数据，检验了父母身份是否与成年早期的脑预测年龄相关。研究人员进一步考察了结构性差异是否伴随液体认知与晶体认知表现的变化。
该研究的技术方法主要包括：样本数据来源于人类连接组计划年轻成人队列（Human Connectome Project Young Adult, HCP-YA），共纳入1039名22–37岁参与者，包含300名母亲、270名非母亲、147名父亲和322名非父亲。磁共振成像数据采集采用定制化3T Siemens Skyra系统，T1加权像使用高分辨率三维磁化准备快速梯度回波序列（3D MPRAGE），各向同性体素分辨率为0.7 mm。图像预处理采用基于SPM12的计算解剖学工具箱（CAT12）进行标准分割，提取仿射配准的灰质概率图。脑年龄估计采用BrainAGE框架，通过高斯过程回归（Gaussian process regression, GPR）基于全脑灰质特征预测年龄，并使用预训练的规范性模型（基于2757名健康成人的独立数据集），通过四种配置组合（4 mm与8 mm重采样分辨率分别与4 mm和8 mm高斯平滑核组合）生成多尺度灰质表征。脑龄偏差值经线性偏倚校正后作为主要结果变量。区域脑年龄估计采用相同框架，但基于10个双侧脑叶分区（额叶、顶叶、颞叶、枕叶及皮层下/小脑，每侧半球分别计算），每个分区独立建立区域高斯过程回归模型。认知功能评估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工具箱认知组合（NIH Toolbox Cognition Battery），包括总认知、液体认知和晶体认知组合指数，以及七项个体任务测量。统计分析采用线性回归模型，以父母身份状态为主要预测变量，控制年龄、颅内体积和教育程度等协变量，并对多重比较进行错误发现率校正。
主要研究结果如下。
人口统计学与样本特征：母亲与非母亲相比年龄较大（均值差3.27岁），颅内体积较小，受教育年限较短，就业状态较低但家庭收入较高；父亲与非父亲相比年龄较大，受教育年限较短，体重指数较高，家庭收入较高。
脑预测年龄比较：在女性中，母亲身份是脑龄差距的稳健预测因子，在控制年龄、颅内体积和教育程度后，母亲群体的脑年龄差距显著低于非母亲群体（B = ?1.77, p < 0.001, 部分η2 = 0.023, BF?? = 99.19），提示母亲大脑较非母亲年轻约1.77年。该效应在额外控制体重指数、家庭收入、就业状态后仍然存在，在进一步控制物质使用变量后虽有减弱但仍保持显著。在男性中，父亲身份与脑龄差距无显著关联（B = ?0.27, p = 0.656, BF?? = 0.24）。性别与父母身份的交互作用未达传统显著性水平（p = 0.066），但边际交互作用与母亲和父亲中的效应方向一致。
区域脑预测年龄比较：在女性中，10个脑叶区域均呈现方向一致的降低（母亲低于非母亲），其中双侧额叶、左侧顶叶和双侧皮层下/小脑区域经错误发现率校正后仍保持显著。在男性中，无任何区域显示父亲与非父亲之间的显著差异，且效应方向不一致。控制物质使用后，区域效应虽呈均匀衰减，但无一区域经错误发现率校正后仍显著。
与家庭结构的剂量-反应关系：在母亲群体中，脑龄差距与子女数量（B = ?0.32, p = 0.294）、最年长子女年龄（B = ?0.08, p = 0.334）及最年幼子女年龄（B = ?0.06, p = 0.517）均无显著关联，贝叶斯因子亦不支持剂量-反应关系。该样本的产次分布呈强右偏，高产次统计效力有限。
认知功能比较：母亲身份与总认知组合无显著关联，但与晶体认知组合显著负相关（B = ?2.18, p = 0.004），主要由口语阅读识别和图片词汇任务驱动；液体认知无显著差异。父亲身份同样与晶体认知组合显著负相关（B = ?2.81, p = 0.005），主要由图片词汇任务驱动；液体认知无显著差异。
父母内部家庭结构与认知的关系：在母亲中，最年长子女年龄与晶体认知组合呈负相关（B = ?0.34, p = 0.004），提示父母经验时长越长晶体认知越低，该模式在父亲中未达显著。子女数量和最年幼子女年龄在两性中均与认知无显著关联。
脑年龄与认知的关联：在女性中，脑龄差距与模式比较加工速度的相关性最强但未通过错误发现率校正（q = 0.052），与口语阅读识别的名义显著关联亦未通过校正。男性中无可靠关联。
讨论部分的要点可概括如下。母亲群体在成年早期表现出较非母亲更低的脑预测年龄，且该关联在控制多种协变量后保持稳健。这一发现与既往中晚年报告一致，并将该差异的可检测时间窗口前移至年轻成人阶段，即在分娩后数年内即可测量到。然而，父亲群体未观察到类似效应，这与英国生物样本库中中年至老年父亲也显示脑龄降低的结果不同，可能与发育时间窗及统计效力有关。
三种竞争性解释进行了评估。累积照护假说预测效应应随父母经验时长或子女数量而增强，但本研究未观察到剂量-反应关系，不支持严格的线性累积暴露模型，尽管样本的高产次偏态限制了结论的确定性。这一模式同样符合与向父母身份转变相关的生物学改变，或反映选择性因素。
区域分析显示方向一致的广泛分布模式，而非局限于特定回路，提示结构组织方面的协调性差异，而非局灶性形态计量学效应。更重要的是，脑结构性年轻化未伴随认知增强，液体认知无差异而晶体认知反而降低，提示系统水平的结构脑龄指标可与同期认知表现分离。
认知发现的跨性别模式值得注意：晶体认知降低在双亲中均出现，而脑龄效应仅见于母亲，这一分离提示母性的结构性相关因素与双亲的认知性相关因素可能具有不同起源。可能的机制包括：孕期激素相关的神经可塑性改变、持续照护带来的环境丰富化效应、体力活动增加以及催产素介导的情感联结增强。长期纵向设计对于厘清这些机制的贡献至关重要。
该研究的结论部分翻译如下：母性与年轻成人阶段较低的脑预测年龄相关，且该效应在全球和区域指标上均得到趋同性验证。这一分化在分娩后数年内即可测量到，表明母性相关的系统水平脑老化测量差异在中年之前即可检测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结构性差异并未伴随该阶段的认知优势；相反，双亲中均观察到晶体认知的降低，提示母性的结构性相关因素与双亲的认知性相关因素可能具有部分不同的起源。未来需要覆盖受孕前时期的纵向研究，以阐明孕期相关生物重塑、密集照护经验以及选择性过程对这些早期差异的相对贡献，并确定此类差异是否在随后数十年的老化进程中具有功能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