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Financial toxicity among breast cancer survivors receiving care during the pan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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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评估COVID-19大流行期间接受乳腺癌治疗的女性患者的经济毒性(Financial Toxicity, FT),并确定与社会人口学、临床、心理社会和护理中断相关的、导致更严重经济困难的因素。方法:48名幸存者(平均年龄45.3±10.9岁;42%为黑人
目的:评估COVID-19大流行期间接受乳腺癌治疗的女性患者的经济毒性(Financial Toxicity, FT),并确定与社会人口学、临床、心理社会和护理中断相关的、导致更严重经济困难的因素。方法:48名幸存者(平均年龄45.3±10.9岁;42%为黑人,42%为非西班牙裔白人,17%为西班牙裔/拉丁裔)完成了在线调查。FT采用综合经济毒性评分量表(Comprehensive Score for Financial Toxicity, COST-FACIT)进行测量。其他评估工具包括感知压力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 PSS-10)、简易应对方式问卷(Brief-COPE)、癌症行为量表简版(Cancer Behavior Inventory-Brief Version, CBI-B)、PROMISTM社会孤立短表(PROMIS Social Isolation Short Form, PROMIS-SF-4a)、乳腺癌功能评估量表(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Cancer Therapy-Breast, FACT-B),以及大流行相关的癌症治疗延迟或变更情况。皮尔逊相关性分析探索了双变量关联;后向选择回归分析确定了FT的预测因子。结果:平均COST评分为21.77±12.33,58.3%的幸存者达到了轻度或中度FT阈值(<26分)。更严重的FT与更高的心理压力(p=0.001)、更大的社会孤立(p=0.005)和更多的护理中断(p<0.001)相关。经济安全与更强的自我效能感(p=0.019)和更高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p<0.001)相关。在多变量回归分析中(R2=0.69),报告生活质量较差、收入较低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幸存者表现出更严重的经济毒性。结论:乳腺癌幸存者在大流行期间接受治疗时经历了显著的经济毒性,其负担加重与心理压力、社会孤立、护理中断和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较高健康相关生活质量和自我效能感可减轻FT。将主动的财务导航、心理社会筛查以及对社会经济弱势幸存者的针对性支持纳入常规肿瘤学护理中,可能有助于缓解经济困难并改善整体福祉。
论文解读:《大流行期间接受治疗的乳腺癌幸存者中的经济毒性》
研究背景与开展原因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美国的癌症幸存者群体正在快速增长,预计到2040年将达到2600万人。然而,更长的生存期伴随着不断攀升的医疗成本,预计到2030年全国癌症治疗支出将超过2450亿美元。在此背景下,癌症的经济负担,即广泛被定义为“经济毒性”(Financial Toxicity, FT)的现象,已成为临床和政策层面的重点关注问题。FT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涵盖了物质、心理和行为层面的困难,不仅涉及治疗和护理的直接成本,还包括交通、住宿、收入损失等间接成本。这种经济压力严重影响了癌症幸存者的心理健康和整体生活质量,常导致患者产生焦虑、抑郁,甚至因无法承担费用而延误或放弃必要的治疗。
尽管FT在所有癌症类型中普遍存在,但乳腺癌患者由于治疗通常涉及多模式方案、频繁的专科就诊和长期监测,面临极高的不良经济后果风险。此外,性别工资差距和社会照护规范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风险。COVID-19大流行的爆发更是雪上加霜,加剧了癌症幸存者的财务压力,导致失业、医疗费用增加和护理服务中断。然而,现有的研究往往依赖于临床样本,未能充分考虑塑造幸存者经济经历的社会文化和结构性条件,且缺乏针对少数族裔乳腺癌幸存者多层次因素的定量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分析社区样本中不同种族乳腺癌幸存者的FT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在线调查研究,通过社区组织、乳腺癌倡导团体、社交媒体及主要为少数族裔女性服务的肿瘤诊所招募受试者。样本队列由48名符合特定条件的女性组成,这些受试者为非西班牙裔黑人/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拉丁裔或非西班牙裔白人,年龄≥18岁,于2020年1月及以后确诊I-III期乳腺癌,目前正在接受乳腺癌治疗,具备英语读写能力和上网设备,且无转移性疾病或认知障碍。
在数据收集与分析方面,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经过验证的标准化量表。其中,FT采用12项综合经济毒性评分量表(COST-FACIT)进行测量;心理困扰采用感知压力量表(PSS-10);应对方式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Brief-COPE);自我效能采用癌症行为量表简版(CBI-B);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RQOL)采用乳腺癌功能评估量表(FACT-B);社会孤立采用PROMIS?社会孤立短表v2.0(SF-4a);癌症护理中断则采用改编自美国癌症协会(ACS CAN)的调查问题进行评估。数据分析阶段,首先计算了描述性统计量,随后使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探索双变量关联,最后采用保留标准为p<0.1的后向选择线性回归模型来确定FT的最佳预测变量。
研究结果
样本特征
研究样本包含48名乳腺癌幸存者,确诊时平均年龄为45.3±10.9岁。种族/民族分布较为均匀:非西班牙裔白人和黑人/非洲裔美国人均占41.7%,西班牙裔/拉丁裔占16.7%。大多数参与者受过高等教育(77.1%至少拥有学士学位),超过一半的人已婚,一半的参与者家庭年收入低于35,000美元。临床特征显示,绝大多数患者处于早期阶段(85.4%为0-II期),54.2%的受访者在调查时正在接受积极治疗。
经济毒性及相关因素
平均FT得分为21.77±12.33,58.33%的受访者报告了轻度至重度的FT。相关性分析表明,心理困扰(r=-0.450, p=0.0013)、情绪焦点应对行为(r=-0.331, p=0.0215)、回避应对行为(r=-0.299, p=0.0392)、自我效能感(r=0.337, p=0.0192)、健康相关生活质量(r=0.618, p<0.0001)、社会孤立(r=-0.400, p=0.0048)和癌症护理中断(r=-0.540, p<0.0001)均与FT显著相关。具体而言,心理困扰更严重、社会孤立感更强、应对行为得分更低、护理中断更多以及自我效能感和HRQOL更低的女性,报告的FT更为严重。
回归分析
最终的后向选择线性回归模型解释了FT总方差的69%(R2=0.69)。结果显示,HRQOL较高的女性更有可能表现出经济稳定性(β=0.28, p<0.001)。在社会人口学因素方面,与拥有研究生学历或收入≥100,000美元的女性相比,拥有学士学位(β=-8.05, p=0.01)、收入<50,000美元(β=-6.92, p=0.03)或收入在50,000-99,999美元之间(β=-8.07, p=0.02)的女性,其FT得分显著更低(即财务状况更不安全)。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中近三分之二的女性报告了中度至高度的FT,这一比例高于美国一般人群队列中记录的40-55%。这种差异可能归因于样本中包含更多年轻幸存者和低收入家庭,以及COVID-19大流行初期造成的失业和护理中断。研究观察到,即使是在保险覆盖相对全面和教育程度较高的队列中,轻至中度FT依然持续存在,这凸显了现有财务保护机制的不足。此外,更高的FT与自我报告的治疗延迟密切相关,而大流行加剧了这一动态,导致患者推迟就诊或放弃药物,这对乳腺癌的控制和生存率构成了威胁。同时,FT的增加与社会孤立感的加剧并存,社会网络的削弱剥夺了幸存者情感和实际的缓冲资源。
结论翻译
本研究证实,对于确诊乳腺癌的女性而言,在大流行期间接受治疗和医疗服务的过程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困扰。医疗体系特征、较低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以及心理社会因素,均与该群体自我报告的经济负担相关。虽然这些结果应在现有研究局限性的背景下进行考量,但它们进一步证实了医疗团队解决肿瘤学治疗中复杂成本的必要性,尤其是在当前财务不确定性加剧以及医疗保险(Medicare)和医疗补助(Medicaid)能力受到侵蚀的时期。一种多学科的、以人为本的FT管理方法可以扩展当前的导航模式,从而解决本分析中强调的一些心理社会和行为因素。同时,必须支持医疗服务提供者在整个护理过程中筛查和管理经济困难。医疗机构可以通过投资财务导航服务来加强这些努力;专业学会应将价值和可负担性考量纳入试验设计和指南制定中;政策制定者在推进改革以提高可负担性、扩大保险保护以及保障患者和家庭照护者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