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Nursing》:Intensive Home Treatment in Mental Health: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of Carers' Exper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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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居家治疗(Intensive Home Treatment, IHT)作为住院治疗的社区替代方案,已在全球范围内扩展,用于处理急性精神健康危机。尽管其应用日益广泛,但对于非正式照顾者(informal carers)在家庭环境中支持经历急性精神病性失代偿(
强化居家治疗(Intensive Home Treatment, IHT)作为住院治疗的社区替代方案,已在全球范围内扩展,用于处理急性精神健康危机。尽管其应用日益广泛,但对于非正式照顾者(informal carers)在家庭环境中支持经历急性精神病性失代偿(acute psychiatric decompensation)的亲属的体验,人们知之甚少。这种体验充满情感需求,其特点是责任加剧和日常生活被打乱。本研究旨在以建构主义为取向,运用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探索在精神健康强化居家治疗期间为家庭成员提供支持的非正式照顾者的生活体验。本研究遵循质性研究报告综合标准(Consolidated Criteria for Repor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COREQ)。数据通过个体半结构化访谈(n=30)和一个焦点小组(n=8)收集。压力过程模型(Stress Process Model, SPM)为访谈提纲提供了信息并作为敏感化视角(sensitising lens);然而,编码和主题发展仍保持归纳性。三个核心主题和七个子主题捕捉了照顾体验。照顾者报告了显著的生理、情感、职业和社会后果,包括疲惫、焦虑和日常作息明显被打乱。他们的体验将痛苦与积极的意义建构相结合:增强的纽带、有用感和亲近感与不确定性、对复发的恐惧以及管理难以预测行为的困难共存。应对策略包括个人实践和外部支持。所有这些发现表明,在急性强化居家治疗期间的照顾是有意义的,但要求极高。精神健康专业人员应系统评估照顾者负担(caregiver burden)、支持需求和应对资源,提供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提升情感福祉并维持有效的居家精神护理。
**精神健康强化居家治疗中照顾者体验的质性研究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
自21世纪初以来,强化居家治疗(Intensive Home Treatment, IHT)团队已在许多西方国家建立。这些多学科团队为经历急性精神健康危机的个体在家中提供短期、密集的护理。在西班牙,此类团队的推广并不均衡。IHT被定义为一种能够在患者家中、在急性精神病理失代偿期间提供一系列医院级别医疗和护理干预的资源,已被证明是传统精神科住院治疗的一种可行且具成本效益的替代方案。同时,它被视为基于社区的医疗服务,旨在促进在社区内提供护理、促进社区再融入以及精神健康网络内的护理连续性。IHT团队具有双重目的:一是作为住院治疗的替代方案,二是为部分缓解的住院患者促进早期出院。因此,IHT干预时间短暂(平均持续约1个月)但强度高,涉及每日家访和与家庭成员的频繁接触。将亲属和其他非正式照顾者作为护理过程的合作伙伴纳入,是该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但同时也是潜在的情感压力和负担来源,而这一点尚未得到充分研究。
非正式照顾者通常指为有健康问题的个体(通常是近亲)提供无偿照顾和关注的人。虽然照顾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个体可以带来个人意义和成就感,但它也常常伴随着显著的负担。自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精神科护理向社区模式转变,研究人员观察到许多非正式照顾者经历着高水平的压力和心理困扰,高达60%的人报告有严重负担。这种负担可能表现为情感耗竭、焦虑、抑郁症状和整体幸福感受损。早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区分了客观负担和主观负担。客观负担指由患者症状和行为引起的家庭生活、工作或社交活动中可观察到的混乱;主观负担则涵盖照顾者对这些需求的情感与心理反应,包括压力、内疚或绝望。
然而,大多数照顾者负担研究和测量工具是为那些在疾病稳定期或亚急性期提供支持的人设计的,且缺乏照顾者自身真实且有意义的意见输入。随着IHT的扩展,家庭越来越多地在急性精神危机期间承担照顾角色,这种情况可能更具破坏性和情感消耗性。有证据表明,照顾者超负荷是导致从IHT转入精神科住院治疗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发现与英国之前的经验一致。此外,多项研究强调,疾病的危机阶段与更高水平的照顾者负担密切相关。为了概念化这种复杂体验,本研究基于皮尔林等人提出的压力过程模型(Stress Process Model, SPM),这是理解照顾者负担最具影响力的框架之一。该模型将照顾压力概念化为一个受多个领域影响的动态过程:背景与环境(社会人口学特征、与被照顾者的关系和社会环境);主要压力源,直接与患者的症状、行为问题或护理需求相关;次要压力源,源于照顾需求溢出到生活的其他领域,如工作、财务或社会关系;中介因素,包括应对策略、社会支持和控制感;以及结果,如心理困扰、感知负担或生活质量。SPM最近被重新审视和扩展,以纳入新的照顾现实,如护理强度、就业需求以及韧性或成长等积极结果的可能性。这些更新强调照顾体验是多方面的,并受到更广泛背景因素的影响。在IHT背景下,该模型为解释照顾者在急性精神健康危机期间的体验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概念工具。疾病的急性期放大了主要压力源(如严重症状和行为改变)和次要压力源(如日常生活被打乱),同时考验着现有中介因素的有效性。通过这一视角探索照顾者的叙述,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他们如何解释和管理居家急性护理的心理需求。因此,本研究旨在采用质性方法,探索作为正在经历急性精神病发作并接受IHT的个体的非正式照顾者的生活体验。
**研究方法概述**
本研究采用建构主义取向下的反思性主题分析进行了一项多中心质性研究,以探索非正式照顾者的体验。数据通过个体半结构化访谈和一个焦点小组生成,并进行分析以形成反映共享意义模式的主题。研究地点位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大都会区的四个IHT团队,这些团队服务于具有不同社会人口学特征的区域(这些差异包括社会经济地位、城市密度和获得精神健康服务的途径,这些被认为对捕捉一系列照顾体验是相关的)。研究人群为2023年1月至12月期间在参与研究的IHT团队之一接受护理的、经历急性发作患者的非正式照顾者。采用便利抽样策略招募参与者,数据收集持续到获得足够深度、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叙述以满足研究目的为止。纳入标准要求参与者是非正式照顾者,能理解西班牙语并愿意提供书面知情同意。未应用额外的排除标准。焦点小组参与者与参与个体访谈者不同。研究获得了每个IHT团队所关联的医院或健康中心的伦理和临床研究委员会的批准。所有访谈和焦点小组均在IHT入院的中后期(大约第2-4周),即急性症状改善后进行。访谈基于研究团队协作制定的主题指南进行,SPM作为敏感化框架为指南制定提供参考,使研究团队能够探索先前在照顾研究中被确定为相关的领域(如压力源、中介因素和结果),同时保持对参与者自身意义和体验的开放性。焦点小组在初步分析访谈后进行,旨在通过小组互动探索、提炼和深化出现的主题。数据分析遵循布劳恩和克拉克的六阶段框架进行反思性主题分析。两名研究人员独立完成前五个阶段(熟悉、编码、初始主题生成、主题审查和提炼),随后会面比较和整合他们的分析。为确保方法学严谨性,研究遵循质性研究报告综合标准(COREQ)指南,并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采取明确的反思性、解释性立场。通过系统化的同行汇报和不同数据源的三角互证(个体访谈与焦点小组)增强了结果的可信度。
**研究结果分析**
研究揭示了三个核心主题,概括了照顾者在IHT期间的体验。
**主题一:照顾的后果**
此主题探讨了在亲属接受居家治疗期间为其提供照顾对健康和生活的广泛影响。三个关键维度在IHT期间受到特别影响,对应于健康、日常作息和家庭生活。
* **关于健康**:许多照顾者报告了对其生理和/或心理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在生理健康方面,疲惫和疲劳是参与者叙述中最常提及的问题。几位照顾者还表达了对可能因照顾相关的身心压力而引发躯体疾病或加剧原有疾病的担忧。在心理健康方面,访谈中最常报告的症状包括焦虑和紧张、悲伤、睡眠障碍、易怒、冷漠和注意力难以集中。
* **关于日常作息**:30名参与者中,除3人外均报告因其亲属的IHT而导致日常生活作息被打乱。社交生活的减少是参与者叙述中最常讨论和突出的影响。尽管如此,日常作息在多个领域受到影响,包括休闲活动的丧失、家庭责任的增加以及显著的工作场所影响(如轮班变更、缺勤、辞职或放弃求职)。由于这些变化,经济后果也被提及。
* **关于家庭**:最后,研究还强调了对照料更广泛家庭的影响,特别是在家庭成员角色转变以及对其他人照料的潜在影响方面。几位照顾者报告,由于IHT的需求,他们用于照顾其他受抚养者或部分依赖亲属(如年迈父母或年幼子女)的时间减少,因此常常需要将这些责任委托给他人。
**主题二:照顾的生活体验**
此主题反映了照顾者对在亲属接受IHT期间提供照顾这一行为的感知和赋予的意义。它涵盖了照顾的积极和消极维度,以及精神健康污名在塑造照顾者体验和参与度方面可能扮演的角色。
* **一般方面**:参与者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与所需时间和关注水平相关的压力。许多照顾者将“奉献”视为最繁重的方面之一,指的是需要分配显著更多的时间来支持其亲属,一些人明确将这种体验描述为“完全奉献”。尽管存在上述挑战,大多数照顾者在其照顾体验中识别出积极方面,特别是与亲属关系质量相关的方面。许多人报告,照顾行为增强了他们的情感纽带,使他们更加亲近。此外,尽管存在上述困难和个人影响,相当数量的照顾者表达了成就感和目标感,表示照顾使他们感到有用和被重视。在30名受访家庭成员中,只有9人报告曾因其精神健康状况相关的污名而隐瞒亲属的病情。在某些情况下,这种隐瞒仅仅是因为亲属明确要求。
* **照顾者反应**:在考察照顾者的情绪反应时,许多人表达了对亲属疾病的怜悯之情,认为需要目睹所爱之人的痛苦是照顾体验中最令人痛苦的方面之一。一些照顾者报告,在接收指示或建议时,尤其是在患者高度脆弱时,会经历对患者可能如何反应的恐惧或忧虑,因此不确定如何回应,甚至质疑自己的行为是否恰当。另一方面,他们对家庭成员的未来持有一种不确定感,不确定他们在发作后是否能够完全康复,或者未来是否会复发。
**主题三:应对困难情境的策略**
此主题涉及照顾者为管理在IHT期间支持经历急性失代偿个体需求而采用的策略。这些应对机制可能是内部的(如态度、行为或个人行动),也可能是外部的(涉及向专业人士或非正式支持网络寻求帮助的行为)。
* **自身策略**:参与者中最常报告的内部策略包括与朋友见面和散步。几位照顾者还提到使用呼吸技巧或冥想缓解焦虑。体育锻炼和休闲活动(如听音乐、烹饪或看电视)同样被提及为管理情感挑战情境的有用方法。此外,许多照顾者选择不提及某些他们知道可能影响其家庭成员的问题,以此作为预防不适或冲突情境的方法,总是试图对家庭成员表现出积极和关怀的态度。特别地,一名参与者报告增加饮酒量作为应对亲属IHT挑战和/或负担的方法。
* **外部策略**:另一方面,两位亲属提到参加精神疾病患者亲属小组对他们帮助很大,其他照顾者也提到这可能是对他们有益的策略,尽管他们从未尝试过。寻求专业帮助来管理困扰是许多照顾者考虑的选择,但很少有人这样做。在其亲属居家入院期间提供护理的专业人员所给予的支持,对他们处理困扰非常有帮助,尽管许多参与者表示,他们希望有一个与专业人员单独相处的个人空间来表达他们的疑虑和不适。
**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指出,先前文献已通过系统综述一致强调了照顾患有精神疾病的亲属对非正式照顾者生活的显著影响,以及他们所经历的负担水平,这些通常使用标准化测量工具(如Zarit负担访谈)进行量化。该工具也用于检查IHT内照顾者负担的研究。虽然这些工具为了解照顾者压力的大小提供了有价值的见解,但它们可能无法完全捕捉在家庭环境中急性精神健康发作期间照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与日常护理相比,这种情况以短期、高强度、责任加剧和情感需求高为特征。本研究是自IHT实施以来,首次对照顾者如何体验这一过程进行的质性探索。通过关注参与者所阐述的意义和生活体验,研究发现揭示了支持所爱之人度过急性精神病发作期的深刻情感和实践影响,同时也阐明了家庭为应对这些挑战所采用的多种策略。
在“照顾的后果”主题中,参与者的描述与客观和主观负担的经典概念化产生共鸣。客观上,照顾者报告用于自我护理、休闲或工作的时间大幅减少,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作息围绕监督和情感支持展开。主观上,他们谈到了耗竭、焦虑和身体压力,这些在急性发作期趋于加剧,在更稳定阶段则减弱。这些叙述强调了负担的动态性质,表明其随亲属临床状况的波动而波动。许多这些体验与先前涉及稳定期精神障碍患者照顾者的研究以及传统住院期间的描述相似。这种连续性表明,照顾并不局限于离散的危机或稳定时刻,而是作为一个持续的过程展开,其中阶段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
关于“照顾的生活体验”,研究结果表明,急性症状的情感和实践影响波及照顾者,无论其亲属的诊断如何,这与Hadry?等人的结论相呼应。对家庭成员来说,最令人痛苦的似乎不是特定症状本身,而是症状给所爱之人带来的痛苦。沟通困难和管理不可预测或紧张情境的挑战——特别是那些因不确定亲属可能如何反应而加剧的情境——被普遍描述,这与先前的报告一致。然而,研究结果中一个特别突出的方面涉及照顾的积极维度。几位参与者反思,分享脆弱时刻加深了他们的情感联系,并培养了更多的同理心和亲近感。这些体验与Bauer等人的发现一致。积极情绪——如感激、成就感和有用感——已在不同背景下被一致记录。本研究结果扩展了这些文献,表明此类积极体验可能持续存在,无论临床阶段如何,与压力和负担以复杂且动态的方式共存。
通过SPM的视角解读研究发现,有助于将照顾者的体验置于更广泛的理论框架中。急性IHT似乎加剧了主要压力源(如症状严重性和行为不可预测性)和次要压力源(如工作和家庭角色的混乱),同时对应对策略和社会支持等中介资源提出了相当大的需求。与模型的最新扩展一致,研究发现也强调了负担与积极意义建构的共存,表明急性危机期间的照顾并非全然有害,而是涉及复杂且动态的过程。
研究发现中“应对策略”主题与拉扎勒斯和福克曼的压力与应对交易模型紧密一致。与此框架一致,大多数识别出的策略是情绪聚焦的,这在理论上与照顾者在IHT期间经历的急性且很大程度上不可控的情境相符。此外,参与者的描述与“应对方式”工具中捕捉的几个维度相似,包括疏离、自我控制、逃避-回避和寻求社会支持。虽然一些识别出的策略与早期研究报告的策略重叠,但本研究中没有照顾者提及宗教作为一种资源——这与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发现不同。这种缺失可能反映了西班牙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趋势(近年来宗教实践有所下降),以及本研究样本的特殊构成。未来的研究应纳入更全面的社会人口学数据,采用增强未被充分代表群体包容性的招募策略,并探索个人信仰和灵性如何塑造居家精神护理期间的应对,特别是在更具多样性和代表性的样本中。
先前研究表明,针对照顾者的干预措施可以减轻负担和相关心理困扰。本研究结果引出的一个重要启示是需要在IHT干预中为照顾者创造专门的空间。参与者明确表达了需要有机会与服务使用者分开,独立与专业人员沟通,这表明应将针对照顾者的时间系统地纳入IHT团队。此类空间可能有助于情感表达、增进对疾病的理解,并增强照顾者管理复杂情境的能力。
**研究结论**
作为在IHT背景下照顾经历精神疾病急性失代偿亲属的主要照顾者,涉及一系列照顾者常描述为极富意义的体验。许多人认为这一过程增强了他们与家庭成员的关系,并培养了有用感和满足感。然而,它也带来了可能影响照顾者生理和情感健康、影响治疗进程甚至导致对未来IHT干预产生抵触的挑战和负面后果。基于本研究(首个质性探索精神科IHT内照顾者体验的研究)的发现,至关重要的是确保为照顾者提供充足的资源和专业支持,以发展有效的应对策略、管理居家护理的需求并减轻潜在的负面后果。为了实现对照顾者IHT体验的标准化评估并促进及时干预,研究人员计划基于本研究产生的见解,开发一个专门用于评估精神健康IHT发作期间照顾者体验的特定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