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S One》:Prevalence and prognostic impact of unrecognized myocardial infarction detected by cardiac magnetic resonance in Thai patients with obe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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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未识别心肌梗死(UMI)与不良预后相关,可能发生于肥胖患者中,而肥胖患者心血管风险增加。尽管心脏磁共振(CMR)能够准确检测UMI,但其在肥胖患者中的预后数据仍然有限,尤其是在亚洲人群中。本研究评估了CMR检测到的UMI在泰国肥胖患者中的患病率及预后影响
背景:未识别心肌梗死(UMI)与不良预后相关,可能发生于肥胖患者中,而肥胖患者心血管风险增加。尽管心脏磁共振(CMR)能够准确检测UMI,但其在肥胖患者中的预后数据仍然有限,尤其是在亚洲人群中。本研究评估了CMR检测到的UMI在泰国肥胖患者中的患病率及预后影响。方法:本队列研究纳入了1,053例体重指数(BMI)≥25 kg/m2的患者,无既往心肌梗死(MI)或血运重建史(平均年龄67±11岁;71.3%为1级肥胖,28.7%为2级肥胖),于2014年至2016年间在泰国一家学术医院接受CMR检查。最常见的指征为疑似冠状动脉疾病(78.3%)。UMI通过晚期钆增强(LGE)成像识别。患者随访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定义为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MI或心力衰竭住院的复合终点。结果:UMI见于105例(9.9%)患者。在中位随访9.2(5.2–10.2)年期间,UMI患者较无UMI患者MACE发生率显著更高(2.58 vs. 0.89/100患者年;HR 2.86;95% CI 1.68–4.88豁然;p<0.001在多变量分析中,年龄、糖尿病、吸烟、心力衰竭史、左室射血分数(LVEF)和UMI与MACE独立相关。UMI的存在在传统危险因素基础上提供了增量预后价值(Δχ2=22.43;p<0.001)。在按年龄、性别、肥胖分级、糖尿病状态、症状、LVEF和心肌缺血划分的所有亚组中,UMI均与更高的MACE风险持续相关,未观察到显著交互作用(所有交互作用p值>0.05)。结论:在接受CMR检查的泰国肥胖患者中,UMI的患病率为9.9%,且与MACE独立相关,提供了增量预后价值。这些发现提示CMR检测的UMI可能在该人群的风险分层中发挥作用。
本研究旨在探讨心脏磁共振(CMR)检测到的未识别心肌梗死(UMI)在泰国肥胖患者中的患病率及其对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的预后影响,论文发表于《PLOS One》。
研究背景与问题
未识别心肌梗死(UMI)指发病时未被临床识别的心肌梗死(MI),虽无症状,但其预后意义与有症状MI相似,可增加心力衰竭、复发性缺血事件及心血管死亡风险。肥胖是重要的心血管危险因素,与心脏结构重塑、心肌功能障碍及不良代谢特征相关。晚期钆增强(LGE)心脏磁共振(CMR)是检测心肌瘢痕和UMI的参考标准方法,而心电图(ECG)、超声心动图及单光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SPECT)等传统工具敏感性有限。UMI虽可发生于不同体重指数(BMI)范围,但在肥胖个体中的检测尤为困难,因其症状常不典型或被掩盖,且体型因素可能影响诊断。关于肥胖与UMI的关系尚存争议:Jensen等的多中心EuroCMR研究显示,肥胖患者未识别瘢痕和MI的未校正患病率略高于正常体重者(13.7% vs. 9.1%及10.3% vs. 7.4%),但校正Framingham危险因素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提示可能存在"肥胖悖论"。然而,CMR检测的UMI在肥胖患者中的预后意义尚不明确,尤其在亚洲人群如泰国人中,其肥胖阈值和风险特征与西方人群存在差异。基于此,研究人员开展了本项研究。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设计,样本为2014至2016年间因临床指征转诊至泰国玛希隆大学席拉医院心脏科接受CMR检查的连续成年肥胖患者(BMI≥25 kg/m
2),排除标准包括既往MI史、冠状动脉血运重建史、严重瓣膜性心脏病、特定非缺血性心肌病、先天性心脏病、CMR数据缺失及失访患者。CMR采用1.5或3.0 Tesla Philips Achieva XR扫描仪,稳态自由进动(SSFP)序列采集心功能图像,钆对比剂注射后10分钟行三维分段梯度回波反转恢复序列采集LGE图像,负荷灌注成像采用标准血管扩张方案。LGE定义为短轴位及至少一个正交平面上均可见的延迟强化,采用美国心脏学会17节段模型定量分析。心肌缺血定义为负荷灌注图像上符合特定标准的内膜下灌注缺损。终点事件MACE由心血管死亡、非致死性MI和心力衰竭住院构成。统计分析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log-rank检验、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评估预后价值,并通过全局卡方变化值(Δχ
2)检验增量预后价值,亚组分析评估效应一致性。
研究结果
研究共纳入1,053例肥胖患者,平均年龄67.1±11.3岁,41.3%为男性,平均BMI 28.9±3.3 kg/m
2,其中71.3%为1级肥胖(BMI 25.0–29.9 kg/m
2),28.7%为2级肥胖(BMI≥30.0 kg/m
2)。CMR最常见指征为疑似冠状动脉疾病(CAD)(78.3%)。UMI在105例(9.9%)患者中被检出,中位受累节段数为3(四分位距2–6)。
UMI预测因素:单因素分析显示,男性、高脂血症、吸烟、心力衰竭史及ECG Q波与UMI相关;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男性(OR 3.40;95% CI 2.14–5.40;p<0.001)、高脂血症(OR 2.79;95% CI 1.17–6.65;p=0.02)、心力衰竭史(OR 3.00;95% CI 1.65–5.44;p<0.001)及Q波(OR 3.43;95% CI 1.99–5.90;p<0.001)与UMI独立相关。
主要终点事件:中位随访9.2(5.2–10.2)年期间,共发生83例MACE,包括5例心血管死亡、34例非致死性MI及59例心力衰竭住院。UMI患者MACE发生率显著高于无UMI者(2.58 vs. 0.89/100患者年;HR 2.86;95% CI 1.68–4.88;p<0.001),Kaplan-Meier分析显示两组生存曲线差异显著(log-rank p<0.001)。
Cox回归分析与增量预后价值:单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年龄、糖尿病、吸烟、心力衰竭史、心房颤动、早期血运重建(CMR后<90天)、左室舒张末期容积指数(LVEDVI)、左室收缩末期容积指数(LVESVI)、LVEF、心肌缺血存在与否及范围、UMI节段数均与MACE显著相关。在多变量模型中,UMI节段数均为MACE的独立预测因子(模型1:HR 1.11;95% CI 1.01–1.22;p=0.03;模型2:HR 1.26;95% CI 1.17–1.37;p<0.001)。加入UMI后,模型全局χ
2显著增加(模型1:Δχ
2=6.32;p=0.01;模型2:Δχ
2=22.43;p<0.001),证实其增量预后价值。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显示,UMI节段数预测MACE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70(95% CI 0.54–0.84;p=0.01),Youden指数确定的最佳截断值为≥6个节段常以,此时灵敏度为0.61,特异度为0.78。
亚组分析:按年龄、性别、肥胖分级、糖尿病状态、症状、LVEF及心肌缺血分层的亚组分析均显示,UMI与更高MACE风险相关,未观察到显著交互作用(所有交互作用p值>0.05),表明UMI的预后意义在不同临床特征患者中一致。
正常BMI对照人群:191例正常BMI患者(平均BMI 22.3±2.1 kg/m
2)中,UMI检出率为16.2%,且UMI患者MACE发生率同样更高(log-rank p<0.001)。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在泰国肥胖患者这一特定人群中证实,CMR检测的UMI患病率为9.9%,且与长期不良心血管结局独立相关,在传统危险因素基础上提供增量预后信息,这一效应在各临床亚组中保持一致。
研究人员指出,该患病率与既往西方或混合人群CMR研究基本相符,但直接比较受人群特征、肥胖定义、转诊指征及排除标准差异限制。亚洲人群采用较低的BMI阈值定义肥胖,反映体成分、内脏脂肪及心血管代谢风险特征的差异,可能影响UMI的患病率和临床影响,凸显人群特异性数据的重要性。本研究中肥胖患者UMI患病率低于正常BMI对照(16.2%),可能反映"肥胖悖论"现象,即尽管肥胖是主要心血管危险因素,但肥胖患者UMI发生率未必更高,且在急性冠脉事件中可能具有更好的生存优势。然而,CMR检测UMI的预后价值在肥胖及正常BMI患者中均保持一致。
本研究结果与既往关键研究相呼应:Kwong等早期在195例有CAD体征或症状但无MI史患者中证明LGE与MACE及心脏死亡独立相关并提供增量预后价值;Antiochos等在2,349例负荷CMR患者中证实UMI或有临床识别MI与死亡和/或MI风险增加相关,且独立于缺血存在与否。本研究将证据拓展至泰国肥胖这一特定人群,UMI存在与约3倍MACE风险相关,且该关联在多变量校正后仍显著,表明UMI提供超越传统临床及其他CMR参数的预后信息。其机制可能涉及多因素,包括全身性炎症、胰岛素抵抗、微血管功能障碍及心肌脂毒性,在肥胖患者中可能进一步放大。UMI不仅与MACE复合终点相关,还与心血管死亡和心力衰竭住院等个体终点密切相关,后者在亚洲日益严峻的肥胖相关心力衰竭公共卫生负担背景下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从临床角度,UMI的识别有助于甄别极高风险亚组,可能从积极危险因素控制和指南指导的药物治疗优化中获益。但尚需前瞻性研究确定以CMR检测UMI为指导的管理策略能否改善临床结局,尤其是在资源有限环境中其成本效益和临床应用价值有待确立。
研究局限性包括:单中心回顾性设计可能影响外推性;所有患者均因临床指征转诊行CMR,可能存在转诊偏倚,高估UMI患病率,但ECG并非既往MI的理想筛查工具,该转诊模式反映真实临床实践;尽管多变量校正,残余混杂无法完全排除,尤其关于缺血负荷和下游血运重建的影响,但针对该因素的敏感性分析未显著改变主要结果;终点事件中尤其是心血管死亡数量相对较少,可能限制模型稳定性并存在过拟合风险。
研究结论:在接受CMR检查的泰国肥胖患者中,UMI的患病率为9.9%,与长期不良心血管结局独立相关,在传统危险因素基础上提供增量预后信息,且在各临床相关亚组中效应一致。这些发现凸显了CMR检测的心肌瘢痕在该人群中的预后相关性,支持开展进一步的前瞻性多中心研究以阐明其在风险评估和临床管理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