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Overcoming barriers in myalgic encephalomyelitis/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research: the CureME participator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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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综合征（ME/CFS）研究面临独特挑战。这些挑战源于患者残疾程度造成的后勤困难，以及由病因不确定性驱动的异质性诊断标准。由于历史上ME/CFS被误归类为心身疾病，ME/CFS社群对研究机构的不信任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该评论提出一个框架
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综合征（ME/CFS）研究面临独特挑战。这些挑战源于患者残疾程度造成的后勤困难，以及由病因不确定性驱动的异质性诊断标准。由于历史上ME/CFS被误归类为心身疾病，ME/CFS社群对研究机构的不信任进一步加剧了这些问题。该评论提出一个框架以应对由此产生的方法学和实践障碍。CureME框架借鉴英国ME/CFS生物样本库丰富的参与式研究经验，并整合有效招募和数据收集的策略。该框架通过与具有ME/CFS亲身经历（包括重症患者）的个体合作而形成。这是通过整合共同 produced 的研究设计、社群参与式招募，以及最小化参与认知和身体负担的调整措施来实现的。这增加了研究参与的可及性，减少了选择偏倚，并增强了队列代表性。采用这种方法可能提高ME/CFS研究中的方法学严谨性、可及性、信任度、队列代表性、统计效能和伦理完整性。
肌痛性脑脊髓炎/慢性疲劳综合征（ME/CFS）是一种复杂的、致残性的多系统疾病，其症状持续至少3个月并显著损害日常功能，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其归类为神经系统疾病逾十年，但其病因和机制尚不明确。近期遗传学研究表明该病具有神经免疫病因学（neuroimmune etiology），且中枢生理异常的病理生理学过程研究已证实其器质性病变基础，从而驳斥了此前广为流传的心身疾病归因。ME/CFS的核心特征包括持续性致残性疲劳（休息不能缓解）、活动后症状恶化（post exertional malaise, PEM）、睡眠障碍、认知功能障碍、疼痛及自主神经症状，其中PEM为区别于其他疾病的关键症状，其特点为活动后症状加重，可延迟出现且持续时间较长。
尽管症状严重且广泛，ME/CFS目前仍难以诊断，缺乏经过验证的生物标志物（biomarker），诊断延迟可达数年，英国报告患病人数约40万。该病各年龄段、种族及社会经济群体均可受累，中年人群最为常见，女性诊断率约为男性的3-4倍。约25%患者居家或卧床不起，高达75%工作能力受限，健康相关生活质量严重受损。
研究人员在该评论中识别了ME/CFS研究的三大核心障碍：参与者识别与招募困难、患者对研究的不信任，以及实际参与中的操作性问题，并据此提出"CureME框架"加以应对。该框架由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CureME团队基于15年研究经验开发，涵盖共同 produced 的研究设计、社群参与式招募、包容性数据收集方法，以及以重症患者需求为重点的居家数据采集策略。
**研究背景与现存问题**
在识别与招募参与者方面，由于ME/CFS病因不明，缺乏验证性诊断生物标志物，诊断和潜在参与者识别依赖基于症状的案例定义（case definition），导致超过二十种基于专家共识而非经验数据的诊断标准并存，造成显著的异质性。诊断标准的不一致应用削弱了研究队列的效度和可重复性，同时可能排除代表性不足的群体，加剧样本变异和研究结果不一致。现有研究队列往往过度代表轻中度患者，而重症患者因无法通过临床服务接触而被系统性排除。
社群信任危机源于ME/CFS被错误归类为心身疾病的历史，患者症状和残疾常被忽视或错误归因于心理因素，患者证词遭到否定。这种污名化与患者对研究人员和临床服务信任降低、研究参与率下降相关。
实际参与障碍体现为：PEM风险使任何活动（包括研究参与）可能成为症状触发因素；疲劳显著损害信息处理、注意力和指令执行能力；感官敏感性（光、声、嗅觉、触觉）限制环境耐受；直立不耐受（orthostatic intolerance）常见；免疫脆弱性和感染风险意识增强；经济拮据限制参与能力。
**CureME框架的核心内容与策略**
针对上述障碍，CureME框架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在诊断标准应用方面，建议参与者须具有ME/CFS临床诊断，并满足加拿大共识标准（Canadian Consensus Criteria, CCC）和/或CDC-1994/Fukuda标准（符合欧洲ME网络EUROMENE共识声明推荐），且须明确报告所采纳标准及纳入排除标准。同时采用社区招募补充临床招募，通过患者组织、慈善机构、支持小组和网络等渠道，但需注意此类渠道可能过度招募具有健康素养和/或数字可及性的个体，应通过数字与非数字沟通策略并用加以缓解。
在建立信任方面，框架在患者与公众参与及 engagement（PPIE）的Arnstein阶梯层次（Arnstein's Ladder）中致力于第6-8级（深度咨询、患者主导倡议、共同 produced/共享领导），而非第1-4级（完全排除、无反馈外联、单向信息传播、象征性参与）。通过迭代咨询和共享决策，共同设计涵盖招募、结局指标选择和评估程序的协议，实现高水平参与满意度和保留率。
在包容性数据收集方面，框架强调：与ME/CFS慈善机构、临床医生、患者及照护者合作；建立包含患者的指导委员会；灵活安排日程以适应能量波动；简化指令语言，减少认知和感觉负荷；实施电子数据采集工具的"自动保存"功能以支持增量完成；确保沟通清晰、简洁、个性化并尊重认知限制；最小化环境触发因素（强光、噪音、拥挤空间、身体接触、香水）；提供斜倚座位或躺卧休息位置；优先提供居家访视；实施感染控制措施（研究人员健康状况筛查、SARS-CoV-2检测、手部卫生、适时佩戴口罩、居家访视脱鞋等）；提前分发样本采集工具包；接受自我报告的体格测量数据；提供旅行及其他研究相关费用的全额报销。
针对重症ME/CFS患者（约占25%，主要为居家或卧床不起，伴有严重认知和运动功能障碍、高度感觉过敏），框架特别强调：该群体因社会隔离和医疗服务脱离而难以通过临床途径招募，是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缺失环节；需准备运用上述全部策略，尤其居家访视；允许家属、照护者或代理人协助参与并记录支持过程以保持数据完整性；同时承认部分患者即使提供最佳适应性措施仍无法参与，须通过谨慎讨论确保其知情同意或拒绝参与的权利。
**研究结论与意义**
CureME框架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增加研究参与可及性减少选择偏倚，增强队列代表性；通过深度社群参与重建研究信任；通过适应性设计保障方法学严谨性和伦理完整性；最终在统计效能和研究效度方面实现提升。然而，研究人员也需认识到灵活性可能带来的挑战：更大的代表性可能导致样本异质性增加；更大的灵活性可能影响数据标准化和质量。因此需要在代表性队列与标准化数据集之间审慎权衡，并透明报告和论证方法学选择。目前ME/CFS在症状多样性、残疾范围和多方面生物学异常方面均呈高度异质性，虽有多种基于上述因素的表型（phenotype）划分建议，但尚未有经过重复验证或实施的方法，整合这些试点研究并建立有效表型分型方法的进一步研究亟待开展。
该论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Human Neuroscience》，为ME/CFS领域的研究实践提供了基于长期经验证据的方法学指导，对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包容性、伦理标准和科学质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