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信贷、感知价值与粮食家庭农场的绿色发展:来自中国湖南省的证据

《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Green credit, perceived value, and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grain family farms: evidence from Hunan Province, China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07日 来源: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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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引言:粮食家庭农场的绿色发展是保障中国国家粮食安全的必然路径,绿色信贷是促进其发展的关键金融工具。方法:基于中国湖南省335个粮食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研究人员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Heckman two-stage model)和中介效应模型(m

  
摘要 引言:粮食家庭农场的绿色发展是保障中国国家粮食安全的必然路径,绿色信贷是促进其发展的关键金融工具。方法:基于中国湖南省335个粮食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研究人员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Heckman two-stage model)和中介效应模型(mediating effect model)实证分析了绿色信贷对粮食家庭农场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基准回归显示,绿色信贷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绿色信贷每增加1%,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概率增加0.55%,绿色生产程度提高1.029%。机制检验表明,绿色信贷通过提升农户的感知价值(perceived value)促进绿色发展。政策调节(policy regulation)在这一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能够通过感知价值有效增强正向影响。讨论:基于此,研究人员提出政策建议,包括创新绿色信贷服务以加强对粮食家庭农场的支持,完善绿色信贷政策体系以充分发挥政策调节的调节效应。
论文解读

粮食家庭农场的绿色发展是保障中国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可持续转型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然而,由于融资渠道受限、融资成本高昂以及生产利润空间受“价格天花板”与“成本地板”双重挤压,粮食家庭农场面临显著的发展瓶颈。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的重要工具,兼具“资本融资”与“环境保护”双重属性,理论上能够缓解这些农场的资金约束,但其对微观主体的具体影响机制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现有文献多聚焦绿色金融的宏观效应(如环境改善、产业升级)或企业层面的影响(如绿色创新、ESG绩效),而针对农业中最基础的生产单位——粮食家庭农场的实证分析较为缺乏。为此,研究人员基于中国湖南省2023年335个粮食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Heckman two-stage model)与中介效应模型(mediating effect model),系统检验了绿色信贷对粮食家庭农场绿色发展的影响、感知价值(perceived value)的中介路径及政策调节(policy regulation)的调节作用。该研究发表于《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为完善差异化绿色信贷政策、促进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和实证依据。

在关键技术方法方面,本研究基于分层逐步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调查,从湖南省每个地级市(自治州)抽取2个县(区/市),每个县随机抽取2个乡镇,再各选2个行政村,每村随机选取2–4个注册粮食家庭农场,最终获得335份有效问卷。研究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解决样本选择偏误,第一阶段构建选择方程(是否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并估计逆米尔斯比率(inverse Mills ratio),第二阶段将该比率纳入结果方程(绿色生产程度)进行校正。中介效应检验采用逐步回归法(stepwise regression),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政策调节的调节效应。关键变量测量均采用熵值法(entropy method)客观赋权,其中绿色信贷从认知、时效、强度、满意度与推荐度五维度合成,感知价值包含经济、社会与生态三维度,政策调节涵盖激励(宣传、培训、补贴)与约束(惩罚)两个层面。同时,以“绿色信贷普及度”(亲朋好友是否申请过绿色信贷)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分五部分呈现:
**4.1 基准回归分析**:Heckman两阶段模型估计显示,逆米尔斯比率显著(λ=0.787,p<0.01),证实样本选择偏误存在。绿色信贷对绿色生产行为(系数0.689,p<0.05)和绿色生产程度(系数1.568,p<0.1)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绿色信贷不仅能促使农场采取绿色生产行为,还能提高其绿色生产程度,验证假设H1。控制变量多不显著,调整R2较低,符合农业微观数据异质性和可观测因素有限的惯例。
**4.2 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检验**:逐步回归结果显示,绿色信贷显著正向影响感知价值(系数0.157,p<0.05)。加入中介变量后,绿色信贷对绿色生产行为的系数从0.550(p<0.01)降至0.483(p<0.05),对绿色生产程度的系数从1.029(p<0.01)降至0.930(p<0.01),均显著但有所下降,表明感知价值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12.18%(绿色生产行为)和9.62%(绿色生产程度),验证假设H2。
**4.3 政策调节的调节效应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显示,绿色信贷与政策调节的交互项对感知价值正向显著(系数0.629,p<0.05);感知价值与政策调节的交互项对绿色生产行为(系数1.210,p<0.05)和绿色生产程度(系数1.933,p<0.1)均正向显著。同时,绿色信贷与政策调节的交互项对绿色生产行为(系数1.486,p<0.05)和绿色生产程度(系数2.592,p<0.05)也显著。这表明政策调节正向调节“绿色信贷→感知价值→绿色发展”这一中介路径,验证假设H3。
**4.4 内生性处理**:以绿色信贷普及度作为工具变量,第一阶段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176.275(p<0.01),F统计量553.673(远高于16.38临界值),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第二阶段估计显示,绿色信贷对绿色生产行为(系数0.477,p<0.05)和绿色生产程度(系数1.066,p<0.05)仍显著正向,与基准回归一致,说明内生性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4.5 稳健性检验**:采用OLS、Probit模型处理二元因变量,采用OLS、Ordered Probit以及更换绿色生产程度测量方式(按绿色生产行为类型进行赋值),回归结果显示绿色信贷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均与基准回归一致,证实结果稳健。

研究讨论部分指出,绿色信贷通过精准配置资本缓解了生物资产抵押困难与自然风险高带来的融资瓶颈,并将外部环境规制内化为农场追求绿色转型的动力。感知价值的中介作用表明,绿色信贷不仅提供资金,还通过强化农户对绿色生产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的认知,将资金转化为自觉行为。政策调节的正向调节作用则说明,激励性措施(宣传、培训、补贴)与约束性措施(惩罚)协同发挥作用,能够强化绿色信贷对感知价值的影响,进而放大绿色发展效应。该结论在跨国比较中得到呼应,与西班牙(Castillo-Díaz等)、印度(Roy等)、泰国(Suvittawat)及土耳其(K?se和Kircova)学者的研究共同验证了感知价值和政策环境在绿色金融传导中的普适性逻辑。

研究结论翻译如下:(1)基准回归表明绿色信贷对绿色发展有显著正向效应:绿色信贷每增加1%,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概率提高0.55%,绿色生产程度提高1.029%。这证实了信贷资源的绿色配置能有效激励粮食家庭农场采用环境友好型生产技术,为制定差异化绿色金融支持政策提供了量化依据。(2)机制检验显示,绿色信贷可通过提升农户感知价值促进绿色发展。这意味着绿色信贷不仅缓解资金约束,还通过增强农户对绿色生产综合价值的认知将资金转化为自觉的绿色行为。这一发现为政策制定者通过提升主体的感知价值来放大政策效果提供了理论依据。(3)政策调节在这一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政策调节能够通过感知价值有效增强正向影响。这表明外部制度压力能有效提升粮食家庭农场对绿色发展的价值认同和采纳意愿,为政府优化绿色金融政策工具箱提供了理论支持,提示应设计激励与约束兼容的制度,发挥信贷资源与主体动力的合力,加速农业绿色生产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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