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Decomposing farmers’ level of commitment to cooperatives: evidence from rice farmers in the Philipp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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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承诺是组织绩效与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诺并不止于单纯的“成员身份”,而应体现为主动参与,并可由成员可观察到的行为加以证实。本研究构建并应用一个多维承诺指数,用于测量菲律宾214名随机抽取合作社成员的承诺水平,并识别成员承诺的决定因素。不同于以往依赖态度性自
成员承诺是组织绩效与成功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诺并不止于单纯的“成员身份”,而应体现为主动参与,并可由成员可观察到的行为加以证实。本研究构建并应用一个多维承诺指数,用于测量菲律宾214名随机抽取合作社成员的承诺水平,并识别成员承诺的决定因素。不同于以往依赖态度性自我报告的研究,本研究通过五项显示性行为指标对成员承诺进行操作化测量,并对各指标采用有序等级尺度评分。这些指标包括会议出席、财务履约、领导职务、惠顾行为以及成员任期。主成分分析(PCA)证实存在一个单一主导因子(特征值(Eigenvalue)=2.72;Cronbach’s α=0.85;KMO=0.80),且各指标因子载荷较为一致(0.72至0.77),从而验证了综合承诺指数的合理性。带有municipality固定效应的有序logit模型表明,婚姻状况、对农业的依赖程度以及培训可及性显著决定成员的总体承诺水平,而年龄、务农经验和农场规模等其他因素也至少能够预测其某一个维度。研究结果为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干预提供了实证依据,以强化成员在五个承诺维度上的参与和投入。这些努力应更加重视强化成员与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改善培训可及性,并采取灵活且包容的参与方式,例如调整会议时间安排、分散化活动组织和/或提供替代性参与方式,以及引入吸纳配偶参与的家庭共同参与项目,以应对家庭义务、生命周期因素和共同决策约束,因为这些因素是合作社承诺的关键预测变量。
该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聚焦农业合作社治理中一个长期存在但测量不足的核心问题,即成员承诺(commitment)的真实内涵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背景在于,农业合作社被广泛视为缓解农村贫困、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升粮食安全与农户福祉的重要制度工具。在菲律宾,合作社不仅是农村转型议程的重要支柱,也是稻米部门公共支持资源传导的关键组织载体。特别是在《Rice Tariffication Law》实施后,合作社被置于农机、种子、肥料、信贷援助和培训资源分配的优先位置。因此,合作社能否有效服务成员,不仅取决于其制度设计与运营能力,更取决于成员是否持续参与、履行义务、使用服务并投入治理。然而,既有研究对成员承诺的讨论多停留在态度层面,常以留会意愿、满意度、忠诚或信任等自我报告变量作为代理指标,难以准确反映成员的实际参与行为,也容易受到主观偏差和报告偏差影响。与此同时,许多研究仍将合作社成员身份简单处理为“是否加入”的二元状态,忽视了承诺具有层次性、行为性和多维性这一事实。正是在这一理论与实证缺口下,研究人员开展了本研究,旨在构建一个基于可观察行为的多维承诺指数,并系统识别菲律宾水稻合作社成员承诺差异的影响因素。
为解决上述问题,研究人员将合作社成员承诺界定为五个可观察维度的综合表现,即会议出席、财务履约、领导岗位参与、合作社服务惠顾行为以及成员任期。研究基于菲律宾主要稻米产区Cagayan Valley与Central Luzon展开,样本来自Nueva Ecija与Isabela两省六个高稻米产量municipality中的合作社成员家庭。通过多阶段抽样,最终获得214份有效问卷。研究不仅试图对成员总体承诺水平进行测量与验证,还进一步区分不同承诺维度的决定因素,以揭示合作社参与并非单一行为,而是由治理参与、经济投入、服务依赖和组织持续联结共同构成的复合性结构。结果表明,该五维框架可被整合为一个内部一致性较高、统计性质稳健的总体承诺构念;在影响因素方面,婚姻状况、农业收入依赖和培训是解释总体承诺最关键的变量,而年龄、务农经验和农场规模则主要作用于某些特定维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用行为测度替代了主观态度测度,为合作社成员承诺研究提供了更具可验证性的经验工具,也为合作社监管、绩效评估和政策设计提供了可操作的指标体系。
本研究使用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第一,基于五项行为指标构建成员承诺评分体系,将各维度按0–3分有序赋值,并线性标准化至0–100分;第二,采用主成分分析(PCA,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及Cronbach’s α和KMO检验,对多维承诺指数的结构效度与内部一致性进行验证;第三,利用有序logit模型(ordered logit model)并纳入municipality固定效应,分析个体社会经济特征、农场特征和制度变量对总体承诺及各维度承诺的影响;第四,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样本来源为2024年2月15日至3月15日期间,在菲律宾Nueva Ecija和Isabela两省面对面调查获得的214名合作社水稻种植户成员。
4.1 受访者社会人口学特征
研究首先描述了样本成员的基本特征。样本中约70%为男性,反映出菲律宾水稻生产中男性仍为主要经营者,但女性也参与犁田、移栽等生产环节。受访者平均年龄为55.91岁,显示出较明显的老龄化趋势;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3年,意味着总体上达到高中教育水平;农户距合作社办公室的平均距离为1.43 km。样本还呈现出较高比例的已婚成员、较长的务农经验以及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结构,这些特征为后续承诺差异分析提供了背景基础。
4.2 农户成员对合作社的承诺水平
研究通过五个维度展示成员参与合作社的行为结构。结果显示,多数样本成员在惠顾行为、会议出席和成员任期方面表现较高。72%的成员使用了至少两项合作社服务,其中最常见的是农机租赁、信贷和物资投入支持;59%的成员规律参加会议;52%的成员加入合作社已达6年以上。与之相比,成员在财务履约和决策参与方面明显较弱。只有33%的成员能够按时履行财务义务,只有2%的成员进行了额外投资,如循环基金和定期存款;在组织治理方面,仅34%的成员担任委员会成员,只有8%担任董事会(BOD,board of directors)成员或理事长等职位。该结果表明,合作社成员承诺并非在各维度上均衡分布,存在“服务使用活跃但治理与财务投入不足”的结构性特征。
4.3 总体承诺得分的可靠性与效度
在指数构建方面,研究人员采用主成分分析(PCA)对五维行为框架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这五个维度共同构成一个单一而连贯的总体承诺因子。第一主成分的特征值为2.72,可解释54.0%的总方差,说明五项行为指标在统计上能够有效汇聚为一个共同潜变量。Cronbach’s α为0.85,显示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KMO值为0.80,说明样本适合因子分析。各指标因子载荷介于0.72–0.77之间,所对应的PCA权重为19.4%–20.9%,差异极小。因此,研究人员认为五个维度可以采用等权重(20%)构建最终的合作社承诺得分。这一结果支持了研究目标,即形成一个透明、可复制且具有行为基础的总体承诺测度工具。
4.4 模型有效性:有序logit模型
在计量分析方面,研究首先检验模型样本量与统计功效。事后功效分析显示,在N=214、19个预测变量、观测R
2=0.10以及显著性水平α=0.05条件下,模型达成统计功效为0.835,高于通常采用的0.80阈值。该结果表明,样本规模足以识别数据中存在的效应大小,也说明有序logit模型用于分析成员承诺这种有序结果变量在统计上是可行的。研究并以相关合作社和农业经济学文献中相近样本规模的应用作为支持。
4.5 成员在各承诺维度上的参与决定因素
研究进一步分维度分析了承诺的决定因素,结果清晰表明,合作社成员参与具有显著的多维异质性,不同因素对不同维度产生不同影响。
4.5.1 会议出席
会议出席反映成员参加成员大会和其他合作社活动的规律程度。结果显示,以农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与更高的会议出席显著正相关,而已婚状态则与较低的会议参与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对农业收入依赖更高的成员更愿意投入时间参与集体活动,而婚姻相关的家庭责任可能降低成员定期参会的能力或意愿。
4.5.2 财务参与/履约
财务履约涉及成员按时缴纳股金、储蓄存款及其他金钱义务的程度。结果显示,年龄和婚姻状况与财务履约显著负相关,而务农经验、农业为主要职业以及培训参与则与更高水平的财务参与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较年长成员及已婚成员在财务投入方面相对谨慎,而拥有更丰富农业实践经验、对农业收入依赖更强、且接受过更多培训的成员,更可能履行财务义务并作出经济投入。
4.5.3 领导职务
领导岗位维度衡量成员是否愿意承担被选举或任命的合作社治理职务。结果表明,年龄和婚姻状况均与担任领导职务显著负相关,而务农经验与领导参与呈正相关。这意味着随着年龄上升或婚姻责任加重,成员担任治理职位的可能性下降;相反,长期务农积累的经验和对合作社规则的理解,有助于成员进入治理结构并承担更高责任。
4.5.4 惠顾行为
惠顾行为指成员对合作社所提供商品与服务的使用程度。结果显示,农业依赖程度和农场规模与较高惠顾水平显著正相关,而婚姻状况与惠顾行为显著负相关。该发现说明,经营规模较大且更依赖农业生计的成员,更需要合作社提供的农机、投入品或市场支持;而已婚成员在家庭资源配置和决策约束下,可能降低了对合作社服务的使用强度。
4.5.5 成员任期
成员任期体现成员与合作社的持续性联结。结果表明,婚姻状况与任期显著负相关,而务农经验、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以及培训参与均与更长任期显著正相关。尤其是培训参与与成员任期之间呈现较强正相关,说明培训不仅提升能力,也可能强化制度归属感和组织黏性。
4.6 总体承诺的决定因素
在将五个维度综合为总体承诺指数之后,研究人员使用带municipality固定效应的有序logit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总体层面上,婚姻状况是显著的负向预测变量,而农业收入依赖和培训则是显著的正向预测变量。具体而言,已婚成员总体承诺水平较低;以农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成员,更可能处于高承诺组;培训参与增加同样提高了高承诺水平的概率。边际效应结果进一步表明,未婚成员处于高总体承诺水平的概率更高,农业依赖和培训则分别显著提高进入高承诺类别的可能性。总体而言,合作社承诺首先是一种与成员生计结构密切相连的经济性嵌入关系,其次也受组织赋能机制,尤其是培训支持的明显影响。
4.7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准模型对函数形式设定的敏感性,研究人员使用有序probit模型替代有序logit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结果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说明主要结论并不依赖于特定的离散选择模型设定,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强调,合作社成员承诺本质上是一种多维构念,不能被单一态度变量或简单成员身份所替代。年龄对财务投入和领导参与的负向影响,显示出接近退休阶段成员在治理和资本投入方面趋于退出,但并未显著降低其会议参与、服务使用和组织忠诚,这与生命周期退出模式相一致。婚姻状况对所有承诺维度及总体承诺的负向影响,是全文最稳定的发现之一,表明家庭责任分配、家务与育儿约束,以及夫妻共同决策机制,可能限制成员在时间和资金上的合作社投入。务农经验主要促进财务承诺、领导参与和成员任期,说明经验增强了对合作社制度与治理规则的理解,但并不必然提升会议出席和服务使用。农业依赖则显著提高总体承诺、财务履约、惠顾行为和成员任期,支持“经济依赖增强组织承诺”的解释。农场规模只对惠顾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表明规模较大的农户更需要合作社服务,但并不一定更积极参与治理或资本投入。培训对总体承诺、财务承诺和任期有显著促进作用,意味着培训既改善成员对合作社财务运作的理解,也增强其制度黏附,但现有培训对会议参与、领导发展和服务认知的促进作用尚不明显。
研究结论部分指出,本研究分析了会议出席、财务承诺、领导参与、惠顾行为和成员任期五个维度的合作社承诺决定因素,并构建了一个有效的农业合作社承诺指数。研究结果凸显了承诺的多维性质:年龄、婚姻状况、务农经验、农业依赖、农场规模和培训等因素,分别与承诺的不同维度相关联。基于这些发现,研究认为政策干预应更加重视以下方面:在国家监管层面,将行为性承诺指标纳入合作社绩效评估与支持项目,更新灵活参与机制指南,并强化财务、治理和领导力培训标准;在合作社层面,优先推进灵活且技术赋能的参与机制,强化财务承诺和权益资本动员,并将培训内容从财务义务扩展至治理、领导力和服务认知。总体而言,增强成员承诺有助于将合作社参与进一步转化为减贫、粮食安全和包容性经济增长的现实成效,并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的实现。